一个勺子

（本文原题《屠戮羔羊与陈建斌的野心》，写于2015.12.10在百讲首看后；后于2017.01.02作为当代艺术课程的期末作业大量填补修正，于课程结束后重新发布。……如果有契机再修正吧（大概是没了 : P）） 演员陈建斌的导演处女作《一个勺子》自2014年底在金马影展亮相后就赢得了影评圈的一致好口碑。可惜影片出现在公众面前的过程却并不算顺利：主演之一王学兵因涉毒突然被捕，影片筹备许久的上映只得匆匆叫停，修修改改删去了八分钟，王学兵的正脸镜头也被精挑细拣抛出了正片，这才终于在一年后得以重见天日。抱着些许遗憾与怀疑走进影院，我却颇为惊喜地发现，影片的不得已删节并未为之减色，其仍然是一部近些年来中国少有的、尤其是院线片少有的、真正的艺术影片。而作为陈建斌首部电影作品（自编自导自演），其中显露出的导演野心也颇让人讶异。许多艺术电影作者都在尝试拍摄完全形而上形态的影片，试图用影像表出不可表之物，但其中或多或少都会显露出相对形而下的、作者本人根植于意识之中的政治倾向。而《一个勺子》则反之，它以一个相当形而下、似乎单纯在控诉社会现实问题的面目出现在众人前，内里却隐藏着一个形而上命题的魂；它被包装成强烈地域性的乡土梦幻，却拥有一个人类终极哲学问题的核——存在与虚无。我未曾读过该影片的原著小说《奔跑的月光》，因此这种似乎藏在编剧巧思中的命题形而上化是否来自原作者，我不得而知；而陈建斌对此表达又是否具有强烈自知，我亦不敢妄自揣度。但由其影片的高度符号化倾向，我们至少可以确信，陈建斌是头脑清醒、带有高度自我意识地创作这部影片的。 一、“羊”之线索：影片统述 《一个勺子》中，“羊”是最重要的意象，是将整部影片串接起来的线索，也是一项具有跨文化性的、复杂的多重隐喻。影片一开始，拉条子便与羊羔一同出场。羊圈是他们的生计，是傻子的住处。拉条子夫妇的善，在羊羔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羊羔，为它看病穿衣；也像照顾儿子一样照顾勺子，给勺子吃饭洗澡，穿羊皮袄。所以羔羊喊“咩”，傻子喊“妈”，声声相似。金枝子嘴上不愿意，却是喜到心里去（之后从其儿子的遭遇中，我们也可得知这一声声“妈”对金枝子的意义）。 后来，傻子走了，没时间穿上那羊皮袄；羊皮袄留在羊圈里，仿佛留下了一个坑，一步步引导着拉条子往里跳。 人来人往，把拉条子心中对人性的信念逐渐摧毁。金枝子气他老实被人欺，把他关在门外。他也开始怨恨软弱善良的自己。那个自我在心中一点点崩塌，而巨大的困惑取而代之，一点点吞没他。于是他宰杀了心爱的小羊羔，把先前视若己出的灵动生命变成一锅热腾腾的肉。这一步是转折性的，他在困惑中，从行动上屠戮了善良的自我。这份牺牲未能换到答案。他睡在羊圈里，披着羊皮袄，一如傻子刚来时的模样。披上了羊皮袄，就是羔羊，就是傻子，就是任人割宰的命。于是有了羊圈狂想，荒诞的自我屠戮的梦，拉条子在梦中疯狂地用刀子捅杀像傻子、像羔羊一样蜷在羊圈的自己，与此同时，羔羊拉条子发出了凄厉的咩咩叫。 在这一步，拉条子在内心里完成了对善性自我的屠戮。然而困惑越来越大，羔羊被屠戮却不能阻止他成为傻子。他的内心被困惑填充，他像傻子赖着自己一样赖着大头哥，想得到答案。追寻的最后不过是把自己折磨成了真正的傻子。他妥协，戴上了傻子的红帽子，不再追问答案；人看我傻，我看人疯。 二、虚无主义者的勺子 《一个勺子》给观众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其浓郁的西北色彩。大荒漠、彩藩、土楼、羊圈，口水歌、方言与鲜艳的乡土气息陈设房间，无不在强化电影的地域性。观影前半期，我心中不时赞叹陈建斌拍出了中国乡土式梦幻，倘若与世隔绝的北镇与许多北欧本土情怀影片遥相呼应，西北特色幽默为高原更添了几抹乡趣。也就因此强烈地暗示观众，陈建斌是在追求一种本土黑色幽默的小格局影片，以此为基础控诉中国社会现状。但越往后看，我越不得不承认这种预判是错误且大错特错的。《一个勺子》绝不仅仅被这种地域性的小格局所围困，更不应单纯意在控诉中国社会现状。（陈建斌自己谈到一个勺子也说，对于影片中的社会现实问题的指涉，“是原著小说里有的，不是我自己加进去的。这是根据现实故事的逻辑，剧中人产生的联想，但我想告诉大家，我的电影不是讲这些。我在头三分之二铺了一个谜局，你会觉得我的电影是在讲这些东西，但是到了三分之二的时候，你会觉得那只是一个引子，后边的三分之一，才是我的内容。”）这个五颜六色的地方色彩卷裹的内核，是一个面向整个人类的共性质询。可以说，影人在追求的，是某种更形而上的东西，即是一种存在的虚无主义（existential nihilism）。 从影片中间，金枝子硬生生问拉条子一句话：“你说，那么一个傻子，活到这个世上有啥用，还不是白白糟蹋粮食。”拉条子也硬生生堵回了金枝子的质问：“你说的太对了，人活在这个地球上有啥用，把地球白白的都浪费掉了。”这里开始，人类的存在价值轻飘飘地在乡土夫妻闲聊中被推翻，整个影片格局敞开，陈建斌的野心也收不住了。于是影片后半部分，一浪接一浪，视听语言大大拓展丰富，增加了大量的主观性视点镜头，游离于幻梦之间、荒诞段落轮番上阵。一直到影片末尾段，主题显然已不仅仅局限于善与恶、“正常”与“疯傻”这种平凡的二分式命题；此时，前半部影片中拉条子执着的“善”，已经跑偏成了执着的自问与追问。拉条子逢人就问傻子的价值，最后如同勺子死赖拉条子一样，拉条子死死盯上了大头哥，想从他嘴中撬出困惑自己的问题答案。然而拉条子在最后的最后，仍没得到自己魂牵梦萦的终极答案。一切的心思费劲都是徒劳，一切的辛劳追问都不可能得到答案。因为答案根本就不存在。存在本质即虚无。 再回到影片前面一些，拉条子宰了羊羔向老三索要答案，老三说，人生就是这样。你就是个大勺子。有些事情你想不明白，你就不要想。这就是我比你明白的地方。 是啊，谁追问，谁就成了勺子嘛。 所以，影片的结尾，拉条子戴上了勺子的红帽子。他透过那一片破碎的红，在傻子的视角里，把这世界的疯癫荒诞与无意义看了个清明。再也没有追问，也就再也没有困惑。他终于妥协了。 三、从甘肃农村到耶路撒冷：高度符号化中的伪地域性 《一个勺子》作为陈建斌的处女作，定然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小成本的制作方式带来的影片最终呈现效果也只能是略显粗糙，比如某些对切镜头中明显失误的声话错位。但使得整部影片并不会因此而显得杂乱无章的，正是导演在整部影片中贯穿始终、如一股拉直的绳子一般的清晰思路，即是说，陈建斌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这种思路首先体现在影片的高度风格化上。由于影片本身基于对社会现实的真实描绘，影片大多采用了记录风格的镜头语言，即使固定机位长镜头也采用手持摄影机，并且刻意追求一种影像上的粗粝质感。同时插入大量有时代感的元素，比如每次拉条子坐进大头哥的车，车里放的口水歌都在指向一个明确的时代；以及一些不那么抢眼的元素，如拉条子夫妇家里电视上放的电视剧。这些元素似乎整体在强化影片的时间空间的确定性。而陈建斌的西北式幽默感也是一项高度风格化的元素。处理幽默元素时，他采用的是欧洲喜剧常使用的跳切手法，将事件的开端和结果直接剪辑在一起，略去过程，或是对过程的呈现采取抽帧式的零碎剪辑而不是完整呈现，以达到一种“冷”或是黑色幽默的喜剧效果。这种幽默效果与西北荒漠达成了巧妙的契合感。再如交代两夫妻关系的镜头，永远采用固定正面中/全景机位长镜头，给予夫妻对话一种荒诞的舞台感。甚至于王学兵的角色因封杀而不得露出正脸这种偶然限制，居然也意外形成一种风格化效果——“大头哥”作为一个“能人”的神秘感。 而陈建斌清晰思路的另一个体现，则是影片的高度符号性。几个清晰明了以致稍微有些刻意的简单象征符号，在整部影片中不断被重提、强化，以及影片前后整齐的对仗效果，将整部影片规矩干净地束结在一起。所有的人物都被排除了复杂性，留下一到两个鲜明特征，嘴中反复咀嚼着相同的台词；所有的镜头意象也都指向明晰的象征意义，而对白也往往被凝练成具有点题意味的总结句。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理办法虽然不是最优，但至少明了大方。 我们再回到前文所说的，影片最重要的意象“羊”。羊作为一个符号，从东方文化角度审视，其与整部影片的地域特征和表达主题皆可得以完美融合：西北人养羊；羊羔代表至纯至善。但这个主意象，我们能用西方文化符号的角度理解吗？答案是肯定的。“羊羔”在《圣经》文化背景中，代表着受难的基督。这是牵强附会还是有证可循？《圣经》中，以色列人为逃过灾难要在逾越节当晚宰杀一只健康漂亮的小羊羔；由影片中拉条子为了换取答案宰杀羊羔、牺牲“至善”，我们也可联想到这种基督教文化式的羊羔的牺牲。羊羔任人宰割的属性是由其纯与善被赋予的，其与“勺子”形成了一种相互隐喻的关系。在影片前半部分，拉条子为了摆脱勺子，将勺子绑在野外的栅栏上。勺子没有任何反抗，静静看着拉条子捆梆自己，而拉条子一步一步绑住勺子的脚、展开勺子的双臂分别绑住勺子的手。其捆绑样式，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形态如出一辙（钉住双脚与双手），这是否又是一种巧合？如此可见，“羊羔”是一个具有跨地域性的文化符号，我们可以在其基础上做多重解读，其解读结果皆可强化主题。 由此我们可以说，该影片不论是从其命题角度，还是其符号的选择，都是“伪地域性”的，都具有某种跨文化属性或是超文化属性，是可以成功收到整个世界共鸣的。梁实秋言：“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从人心流出来的才是好的文学，文学难得的是——忠于人性。”艺术作品欲成永恒，其命题必先永恒。从这种意义上看，陈建斌是浪漫主义的。他将地域性上升到普遍性，冲破时空牢笼，为人类群体抛出难题。陈建斌作为作者对此是否自知我们仍不知道，但从影片成品反推，他确是达成了这种意料之内或之外的结果，这也为他不算精致的处女作赋予了一种超越社会、超越文化的，艺术品的永恒性。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忽视其影片的一个硬伤（恰如大多数野心勃勃的导演处女作），正在于这种过于明显的符号痕迹，使得所有镜头和意象都过于简单、过于具有分析力，情节也往往具有仪式感。排除了模棱两可的含义，鲜有过度解读的可能性，影人试图传达的一切都由自己主动放大加粗，这种解读的单一性也常常使得影片本身少了些自然流露的趣味。但同时，影片的妙处在于，陈建斌把一切形而上的深入思考埋藏在如此浅显易懂、“接地气”的背景和故事框架之中，因此这些单拎出似乎十分生硬的意象便被安插得几乎不露痕迹、更不至令人生厌。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若离了这些夸张的、荒诞的、本身就偏向形式主义的背景，符号的滥用或肤浅化则会引向另一个极端。陈建斌是否有可能成为第二位贾樟柯，尚不得而知。当然，我更怕的是影人成为电影界余华，乡土文学出身，最后却把整个中国概念化，再引用一段圣经，拍到国人脸上，等着西方世界为之起身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