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去很美

没有看过王朔的小说原著，直接看了电影，所以心里没有太多的桎梏，只是就电影评说电影。但是观看的时候，不禁想到该用怎样的方式来解读？用专制对人性的异化？似乎有点，但有不明确。用人格塑造的误区？喂，这也太表面化了，再说我又不是学教育学的。甚至看的时候我都想到了用监狱电影的模式来进行分析——不是吗？片头方枪枪入园时被强制要求穿衣服剪辫子，一把大剪刀在镜头的运作下，显得和监狱里的皮鞭一样面目狰狞。再看后面，无孔不入的小报告小密探，每天严格控制的时间安排，毫无隐私（特别是身体隐私）和自由可言的生存状态，方枪枪雪地里一泡大尿怕是不亚于安迪雨中振臂的风采。你可以说那群阿姨或者大妈干得很辛苦，但我们敬爱的监狱管理人员们就做得不辛苦吗？不过，这样分析的话，那些小女生们又怎么算呢？所以，一切，还得由小红花说起。

看到电影标题，我的直观感受是电影的英文译名"The Little Flowers"比直接使用小说名字的“看上去很美”要意味深长很多，小红花就是这部电影的一个题眼。方枪枪的桀骜不驯不是完全天生的，你看他刚刚进幼儿园时候就已经显出点与众不同的特质，说难听了，叫不和同学打成一片，说好听点就是被环境逼迫出来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在他和南燕puppy love的时候，在他在园中结党横行霸道的时候都不曾改变，唯一几乎给了他招安可能的，就是小红花的存在。首先，小红花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就和劳模啊三八红旗手啊这样的称号一样，只是个所谓的“荣誉”；其次，小红花授予谁的标准，是由统治者，即园里管理者所定，基本上按照谁最听话就发给谁的原则进行，片中小红花最多的不就是最爱打小报告的于倩倩吗？除此之外，还有一套潜规则，那个部长来的时候，他的儿子不就因为老爸的存在而添了一朵小红花，而方枪枪也因此受惠吗？第三，上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其实是一整套的系统，要让你听话，要让你老实，就得先哄着你，给你所谓的荣誉，至于是不是荣誉——和很多抽奖的广告一样，最终解释权也是归他不归你，他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换句话说，世界上本没有光荣，而是一些人为了他们的考虑划定了光荣的标准，当你以为你得到光荣的时候，你其实不过是成了标准划定者听话的卒子。但这套系统为什么能得以推广？首先因为其欺骗性的存在，但更重要的，是受骗者并不以为是骗，相反更多时候会助纣为虐，就像片中的小朋友帮着老师去围追堵截不愿意剪辫子的方枪枪一样，他们的光荣标准早就被同化了。引用一位朋友的签名：久跪者会认为站是有害而多余的。小孩如此，成人会好到哪里去？忘记结尾处的大红花了吗？突然联想到了山姆帕金派的铁十字勋章了，那不也是朵大红花吗？

方枪枪是反体制的英雄吗？当然不是，如果这样的话，那他不过是前段日子正热映的V字仇杀队的复仇者V的儿童版了，那么电影的王朔味道就完全丧失了。不过电影的王小波味道更浓重一点，浓厚的诗意中，方枪枪成为一个不合时宜但不失浪漫情调的反英雄。这里又涉及另一个问题，成人世界对儿童世界的介入。其实，从这部电影不怀好意的揣测来看，它认为儿童世界被当成完美而单纯的世界完全就是个骗局，相反，孩子本来就带有天生的狡黠——就像蔫坏蔫坏的枪枪小朋友，而且成人世界的很多约数，其实在儿童世界中早就有体现，过去会说那是成人世界的侵入和污染，但从这部电影来看，半斤八两吧。影片中，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的交汇有三处，一是那位部长来看儿子，这一场戏中，枪枪明白了一点游戏规则，小红花的光荣在这一场戏后完全在枪枪脑中被消解。一是他们看着民兵们敬礼和走正步，还有一场戏就是结尾枪枪看着大人们戴着大红花从面前走过。后两场戏其实很有意思，大人们为什么比孩子还听话，被人左右左右地使唤来使唤去，用枪枪的眼睛，得出答案——哦，原来我们得的是小红花，大人得的是大红花。大人们自以为理智而正确，其实在这孩子的面前反而没有看到事情的本来面目。所以枪枪索性不管这些牢什子，甚至还以自己的方式几乎策动了一场幼儿园的“兵变”，跟着几个坏小子整天搅和的园里鸡犬不宁，与其说是欺负小女生，不如说是向老师们示威。在他眼中，老师们都已经变成了妖怪一样可怕的东西，当然，他的反抗，也只能在一句突然而干脆的“操你妈”之后草草收场。所以，当他有点模糊的目光中，狼外婆一样的院长说：幼儿园的时光会是你一生中最快乐最无忧无虑的时光，你现在不知道，以后就知道了。枪枪一定是在心里继续着坏笑。

比较难以说明的是枪枪和南燕，或许和成人的情感不一样，孩子们的感情总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就和做游戏一样。南燕也是个挺个性的女生，甚至和枪枪比，还显得成熟很多，否则怎么会参与枪枪那个看看每个小朋友屁股上有没有尾巴的阴谋呢。也正因为如此，枪枪才会在玩的时候和使坏的时候都不忘记拉上这个小妮子，但南燕和枪枪不同，当枪枪已经用他有点忧郁的双眼来嘲笑这个环境的时候，南燕只是在稍微的性格之后，在老师的责罚面前颤抖。

不知道现在的幼儿园是什么样子，故事讲的应该是五、六十年代的事情，我自己在八几年上的幼儿园，感觉上差不多，说段儿时的糗事，每天下午老师都逼迫我们谁午觉——这个“午”我现在是理解成下午，因为记忆中的午觉漫长无比，醒来后没多久就有家长来接了。小孩本来就不缺睡，所以每天的午觉对我来说都是煎熬，更要命的是，午觉不许上厕所——而我总有小便的欲望，于是尿床就不可避免。那时候被子一般是自己家带去，所以有时候我盖的是自己的被子，有时候我盖的是别人的被子。盖别人被子的时候，我尽量小心只尿到床上不尿到被子上，盖自己家被子的时候就放心大胆地尿，所以幼儿园老师很纳闷的是怎么有时候被子不湿只有床铺是湿的——难道不是“意外”是“蓄意骗取保险金”？

也算异化吧。

早些天看了《看上去很美》，一直想写些相关的东西，这是我很难得的一次想要写影评。

 

故事的背景大约是八九十年代的北京，传统的大院里，一个幼儿园里。一开始整个色调就阴沉沉，暗示了影片基调的灰暗。

 

方枪枪被爸爸送到幼儿园后，幼儿园的园服换了四个季节，可是再也没有过他家长的影子。方枪枪就这么被家人丢在这里了。

 

幼儿园的规矩很多，方枪枪刚一进去就被李老师把头发给强行剪了，之后他也一直生活在李老师的淫威下，一直过着压抑的生活。

 

幼儿园的老师们为了管理好孩子设计出了一套小红花方案，不尿床、自己穿脱衣服、早晨起来便出便便、饭前自觉洗手、睡觉不说话，这五项每做到一项就可以得到一朵小红花，连续七天得到五朵小红花的小朋友就可以当班长。方枪枪出来乍到，也希望得到小红花得到大家的肯定，可是他老尿床，不会自己穿衣服，早上也便不出便便，李老师还老是刁难他，方枪枪一直得不到小红花，直到有一天某领导来视察才勉强被给了一朵小红花。

 

某日大家围坐在一起唱穿衣步骤的歌，方枪枪不会自己穿衣服被拉到前排示众，李老师请于倩倩上来演示穿脱衣服，小女孩不懂事就当着大家的面脱起衣服来，被衣服卡住时被所有小朋友笑。方枪枪也试着自己脱衣服，脱到一半头出不来，也被所有人笑。这样的场面让我觉得很尴尬，小的时候总有些良心不怎么好的大人拿小孩撒气，践踏完人家自尊不知道这会给孩子们带来多大的心理伤害，还一副不晓得自己多了不起一样的神态。

 

孩子群里也钩心斗角的，南燕带着北燕把方枪枪害到窗台上下不来，方枪枪就光着屁股哭喊“让我下去，让我下去”，等到李老师来了却又嬉皮笑脸地自己“飞”了下去了。我离孩童时代已经很远了，记不起来小孩子怎么会有这么反常的心理了，只觉得这隐约在说明着什么。

 

幼儿园里很热闹，大家有很多东西玩，可是方枪枪寂寞，他没有朋友，他试图用捡来的小红花贿赂南燕，用爸爸送的钢笔跟北燕套近乎，然后男孩子们都觉得他是假媳妇叛徒不愿意跟他玩，女孩子又觉得他讨厌。

终于在北燕被其他女孩子排挤时方枪枪逮到机会交了这个朋友，却又很快被李老师拖走了这个朋友。方枪枪寂寞着却假装不寂寞，假装安好。

 

某日早餐，方枪枪一语不发，大眼睛泪汪汪地，很让人心疼。李老师说这孩子“心里都懂，什么都明白”。

 

方枪枪在正规的途径上得不到承认，开始自暴自弃使坏，带着南燕跑出园里去玩，传出李老师是妖怪爱吃小孩的谣言，组织全班的孩子在晚上去“捆绑”李老师，抢别人的玩具，欺负其他小孩，推倒别人的积木，跟唐老师骂恶劣的脏话，最终被关禁闭，加剧了他的寂寞和自闭。

 

当方枪枪终于被解除了不可以和别的小朋友说话的禁令后，他第一反应就是跑到队伍里喊“快去告诉老师我出队了”，以此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可是再也没有人当他回事。方枪枪从始至终都没有融入到这个集体，他是没有归属的人。

 

最后的一幕：方枪枪独自跑开躲起来，趴在一块大石头上任人怎么呼喊他的名字。

 

方枪枪就是一个自我意识很强却永远徘徊在人群边缘的小孩，小孩没人理时就会想尽办法让人注意他，得不到了就只能自己孤独地更逃避。

也许每个人都曾是方枪枪，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个方枪枪，而我就叫方枪枪。

昨儿晚一口气在网上下了几部导演有企图存野心要传达思想的文艺片。其中就有，这个《看上去很美》。今儿早上起来看了，觉得有点意思。虽然这意思在我看来还没太到位，但能体会到他们要说什么。有点替那套导演班子着急。故事本身没什么，镜头运用也不是追求震撼，之所以有地方能吸引我，就是勾起了我对幼儿园的回忆。

我小时候是全托在总后五一幼儿园，所谓“全托”就是全天托管，只有周日回家（那时候还是一周六天工作日，直到我初中才分了大小礼拜，后高中时逐步过渡到五天半，五天），不是像电影里那种整天裸着下半身，天天晚上排队等老师洗屁股的“半脱”。我们那会儿到也是集体洗澡，一周两次。我们男男女女一帮小青年在澡堂氤氤的水雾中脱光了排成队，年轻的女老师则脱光了站在喷头底下手拿肥皂和毛巾一个个轮着叫我们过去搓澡。记得那会儿队伍都很齐整，大家也不打闹，男生，女生，老师互相之间都没什么不好意思，但小朋友间都知道老师跟我们不一样，因为她们都长了黑茅草。那会儿，我印象中男生小朋友里都没人喜欢女生小朋友的，因为大家都喜欢年轻女老师。当然也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小时候的女生一般来说都比男生高大，也比男生厉害。而且班上老有那种比大家都高一些的一个女生充当“大姐头”，她通常都是阻止男孩儿跟女孩儿混在一起玩过家家的，而她一般都要扮演“奶奶”。

   另一个幼儿园的特色就是上厕所大解了，片中那种大家排成一溜儿撇条的厕所在五一幼儿园是没有的。不过我听我小学同学说过，好像七机部还不是哪个部委的幼儿园是这种情况，它导致我那个小学同学很小的时候就和女生边拉屎边聊天，据说还互相拿冰棍儿棍拼剑，看谁能突破防御攻到对方下盘。以至后来上了初中反映过来的时候都有些不好意思（其实男生很有些小小的得意），女生似乎还为此芳心萌动了一阵子，这都是后话了。我们五一幼儿园的厕所是很正规的，有独立隔断和门，虽然是蹲坑，但是是冲水式的，这在当时已经是先进卫生的代表了。而且由于是冲水式的，所以可以盖在室内，也可以防止小朋友腿上没劲掉到地下大粪坑中。蹲不住掉到坑里这种事听来很演绎，不过到了我小学的时候还是经常在女生身上发生。那时老师会带几个身强体健的男生拎着棍子去捞人，很光荣的活儿，回来的男生都会炫耀很久说进过女厕所了，没去的就一脸谄媚的综在周围问长问短，浮想联翩的。在幼儿园上厕所要守时，这个思路传达的准确。一般都是早饭后，小朋友们就要轮流去大解。而且为了强行给大家培养出这个生物钟，厕所在别的时候都是锁门的。只有实在憋的不行了，巨憋了，才会得到例外。当然，事后都会被老师批评，自己也会觉得在法定时间之外蹲坑了是件天大的错事。我一辈子都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一个姓康的小朋友，晚上吃了好多碗米饭（忘了他碰到什么爱吃的菜了），结果刚吃完就捂着屁股求老师把厕所门打开。结果不一会儿我们就听这厮在厕所里嚎啕大哭，初时大家都判断他是拉裤子了，结果跑过去一看，这家伙拉了一个小山的白色巴巴，多到他只能站在坑上，屎还是顶到了他的屁股。小兄弟显然是被自己的能量给吓坏了，站在屎上尴尬的痛哭。我也被吓蒙了。后来老师怎么处理的我实在想不起来了，但就此我敢肯定粪便是五颜六色的，其中包括白色。

影片里还反复体现了小朋友们的睡觉。镜头里连成片的小木床我有印象，当时我是睡在门口的，午睡的时候大家都很老实，晚上睡觉的时候，班里几个调皮的男生会趁老师关灯出门之后溜下地，在门口打一套自创的拳法惹得大家哈哈大笑。通常老师都要杀个回马枪，然后大家就迅速的缩进被窝儿。那会儿，都是两个两个小床并在一起的，每个床在两面都有小木栅栏，防止小朋友们掉到地上。我的同床是个女生，特别喜欢跟我玩打针游戏，每次睡觉前都要跟我互相角色扮演一番（不像电影中，白天我们不玩这个）。而实际中，她好像是叶公好龙，具体我记不清了。另外，印象里我也因为做梦梦到自己在厕所或是澡堂撒尿，结果尿床了。跟电影里差不多。

最后就是电影里贯穿的始终的小红花。这种评比方式直到我小学低年级还是存在的，不光上光荣榜，板报。老师在你的作业里，也会盖小红旗。那时候我对这个没有电影里的主人公那么关切，因为只要不是太差，基本大家都有，而且我一直以来都是主流社会人群，没那么隔色，所以虽然红花不会突出的比别人多，但也总是在中上附近徘徊。像电影里的方枪枪一个小红花都没有，那就是相当后进了。

当然片中那些“一网不捞鱼”的游戏什么的也很经典，不过要能加上“丢手绢”就更好了。

片子还没看。我只是看见了《看上去很美》的海报。方枪枪像个大苹果一样真可爱。而且，我看方枪枪这个小演员有点像张元还有点像王朔，他俩从哪找到这个小家伙的呢？还把自己亲女儿就在片子里许配给了他。我看了预告片还有张元选小演员的时候的画面，张元说，小孩子是柔软的，我们看小孩子眼睛的时候心就柔软了。画面上还有小朋友们横七竖八的睡在幼儿园的床上的镜头。没有装睡的，都睡着了，穿着小背心裤衩的小朋友睡满了一整个屋子。

我想《看上去很美》一定会比《绿茶》好的，因为他只拍了方枪枪的幼儿园时代。张元有好电影的，《儿子》拍的就挺好。套用很多影评人都爱说的话：看了以后才知道原来电影可以这样的，原来电影可以这么拍的。张元是个好导演，他只管呈现，绝不包办联想和感想。比较适合给喜欢联想的观众，有的导演太喜欢联想，把观众的想象力都比下去了，让观众蹲到一边自惭形秽了。

                      方枪枪和草泥马

                  ——评张元电影《看上去很美》

 

                    06级新闻学A班 王巍巍

 

    “草泥马”是最近在网络上流传的“十大神兽”之一，是被网民奉为“对抗不妥协”的重要标志，相应的，随“草泥马”一同诞生的神兽还有“尾生鲸”、“法克鱿”等。草泥马长相憨厚，看上去一脸无辜，它的海报和玩偶经常出现在摇滚演出的现场。

    关于“草泥马”的诞生，有传是北大的MAZ画的一幅漫画，后来逐渐演变成澳洲羊驼。但不管怎样，我们都知道有一点不会改变，那就是中国网民的创造力实在不容小觑。没有网络，像“草泥马”这样的创意就不会得以流传。特别是在我们国家下大决心进行互联网环境整治的前提下，竟还能引起这样的一场全民恶搞的风潮，实在是很有趣的事情。

    想到张元的电影《看上去很美》，也是因为“草泥马”的缘故。原因不言自明，故不赘述。张元是“北京杂种”，王朔是“小坏蛋”，作为导演和作家，他们的作品一向极具个人风格。如果没有记错，《看上去很美》的小说出版至今也已有十年之久。99年最出名的文化事件莫过于王朔和金庸的“论战”，其实管他什么论战不论战，在我看来，王朔就和方枪枪一样，是个刺儿头，看到哪里不爽，他总要挑出点毛病才罢休，而他挑出来的那些毛病又确实有其在理的地方，我想或许这也是他和宋祖德之流最根本的不同之处。

    还是说说电影。董博文饰演的方枪枪，长得还真有点儿像王朔，方头方脑，大大的眼睛，常常摆出一副很囧的表情，眼神里却满含着对人的鄙视。

    当然，为了和“草泥马”扯上关系，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直入主题。在方枪枪和唐老师对峙的那场戏中，拒不道歉的方枪枪冲着唐老师突然冒出了一句“操你妈”。一个三岁的男孩，惊世骇俗的三个字，是足够让“一个成熟的成年人”目瞪口呆的。对于生活在重重不平等规则之下的国人来讲，我们可以很兴奋地宣布：是的，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

    草泥马是隐晦的词语，它所代表的是一个特定年代里人们对于不平等规则的愤怒。没有人敢于轻易说出它，因为在它身上暗含的调侃与嘲讽并不是人人所能驾驭。

    方枪枪只是一个三岁的男孩，他就像草泥马一样天真质朴，有着无辜的表情。在他刚刚被送进幼儿园（或称保育院）的时候，他曾经想方设法融入进那个有着严格规则的集体。比如在唐老师宣布获得小红花的小朋友的名单时，方枪枪站起来问“为什么我没有小红花？”唐老师说“因为你昨天晚上又尿床了，早上不是自己穿的衣服，上完厕所也没有自觉洗手”。集体生活的规则就是这样，谁最合规矩，谁就更容易生存。在幼儿园里，谁最听话，谁得到的小红花就最多；谁得到的小红花最多，谁就最“光荣”。 那个有着几百个小孩子的幼儿园，便是一个有着严格奖惩制度的社会。

    那么，既然是社会，就会有不平等。这即意味着即使你再努力，也有一个不留心被判出局的时候。所以，要想安全地在其中生存，就要处理好个人与整体、服从与规矩之间的矛盾。因为只有这样，才足够的“和谐”。

    所谓的教育，即是教导你遵守纪律，无条件的服从上层建筑。但谁又能保证你所接受的教导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于是，蔑视成人尊严、敢于冲破规则的人就成为了英雄。《飞跃疯人院》如此，《梦旅人》如此，《看上去很美》也是如此。只不过是英雄就很难有好的下场。

    方枪枪告诉其他的小朋友，他说李老师已经变成吃人的大妖怪，其他 人相信了他，于是方枪枪和南燕成了孩子王，他们计划着用鞋带把李老师捆起来，这样她就不能再吃人。方枪枪小朋友的谣言惑众，使其成为最不该成为的“一小撮”，只不过在我们的世界里，任何对抗都有如小朋友的鞋带——栓是栓得在一起，但同“规则”比起来，谁更厉害些，明眼人一看便知。小朋友们一哄而散，孩子头被抓起来关禁闭，接受再教育，直至“被教育成一个坏人”，变成只会“吃喝拉撒的动物”。

    在电影里，围墙很高。方枪枪和南燕在围墙下奔跑，他们是祖国的花朵。天真的方枪枪亲吻着南燕的耳朵。可是没有人知道多年以后他们究竟会长成什么样。

    你看你看，我知道于倩倩这样的乖小孩，她每次都能拿到五朵小红花，长大以后她一定和李老师一样，循规蹈矩但是缺乏创意。我也知道陈北燕这样的小孩，她长大以后缺乏想象，随波逐流。我更知道像方枪枪这样的小孩，长大以后浑身带刺，但是说不定等不到他长大，就已经被塑造成了一只“河蟹”。

    在影片快结束的时候，园长对方枪枪说，你不要认为离开了幼儿园就是特别高兴的事情。其实幼儿园是你一生当中最幸福最无忧无虑的时光，将来你想回都回不来了。似乎的确如此，方枪枪偷偷溜出幼儿园，却遇到了整齐划一的游行队伍，他似乎稍稍懂得了，将来在外面的世界会有更加繁杂苛刻的游戏规则等待着他。

    于是，疲惫而失落的方枪枪在大石头上沉沉睡去，在他醒来时，周围依旧有看不见的高高的围墙。

我想问的是，方枪枪走后会怎样，但是似乎电影并没有直说。这个问题我试图在豆瓣《看上去很美》的页面之下求解，看看有没有评论高手能告诉我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颇令我失望。多数评论并没有关心这个问题，而是醉心于将影片生硬地套在福柯或者别的什么理论框架下作零碎化地解读。因为我并没有读过王朔本人的这本小说，因此也谈不上究竟王朔是不是真的把故事写的像那些评论一样零碎，但是至少我认为我们自己能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上面这段话说的很玄，我希望下面的文字能把这个看上去很玄的主张说清楚。在我看来，方枪枪走后会怎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从表面上看，在这部电影中刻画了一个个体一开始试图接近这个群体，但是屡次失败之后决定离家出走。用一句话做这样的概括似乎是对于电影导演和王朔先生的不敬，我并不否认在这部电影中方同学和这个群体之间的互动被描述的非常直观，给人很大的冲击力。电影似乎在给我们描述一个制式教育的典型画面，整齐划一的时间安排，每一个环节都被设计成标准作业流程，甚至穿衣服或者上厕所都有自己的“标准作业流程”。这不能不让人想到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描述的某一监狱的日程作息表。方同学在这里实际上存在两种选择，要么融入这个群体，要么与之对立。毫无疑问任何人都不可能首先选择与之对立，人需要一种群体生活，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小朋友需要有人和她们一起玩，在成年人中我们需要结成社会以达成社会分工以及创造良善生活可能的条件。方同学首先的选择显然是试图融入这个集体。

影片中选择插入汪同学那个作为后勤部长的父亲的出现我认为是很有些深意的，似乎暗示了方同学从这件事之后逐渐发现幼儿园这个小社会的社会制度背后的虚伪和荒谬。我认为这个情节是很不错的，作为之前一向很关心“法律”，试图做一个“良好公民”的方同学，忽然发现自己所珍视的东西居然能通过某种“错误”的方式轻而易举地得到，这种冲击显然是巨大的。方同学决心发动自己的反叛。但是因为存在这个环节，我们自己的慎思就需要在这里停留一会儿：对我们而言，方同学是不是一个坏同学？你可以说是，因为之后的连串行为是典型的破坏纪律的行为，但是你也可以说不是，因为所谓的纪律不过是一套虚伪的把戏，甚至在谎言被揭穿的时候，居然整套“法律体系”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一个实际上无辜的人。方同学的反叛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当然我相信这不是他自己有意要提出的，即究竟怎样选择才是对的？而实际上影片暗示了唯一一种可能的答案，即权力就是正义：无论是能够左右李老师的汪部长，还是在李老师眼里是“良好公民”的倩倩同学，都暗示了这个答案。所谓的正义，就是权力要你做的事情，没有更进一步的为什么。当你去反问，凭什么要这样的时候，实际上你已经错过的答案，因为这个问题本来就不该提出。但是可惜的是，方同学还是问了这个问题，得到的回应是“你怎么敢顶撞老师”？

上述的解读似乎对应了非常意识形态化的某种解读方式，即这个影片就是在暗示中国某一历史时期的荒谬。当然毫无疑问这种暗示是存在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反思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我认为是不足的。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则的追问，这部电影仅仅意味着那段荒诞的历史吗？集体生活的方式并非是某种意识形态独创的生活方式，而是大工业时代的典型的生活方式。当然你可以说现在我们并不是住在集体宿舍中，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这个时代却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让我们和别人联系紧密，甚至美国证劵市场的一次波动都能影响到中国的某个企业，而一个地区的物价的变动可能引起的是整个国家的市场发生波动。我们不再被强制的束缚在“单位”中，但是我们却“自愿”被束缚在某个更大的共同体中。其实说到“自愿”和“束缚”放在一起就让人感到不舒服，但是这的确是现状，并且也是方同学的第一次选择的结果，他试图将自己融入这个大社会之中。因此实际上我们会发现，过去的单位制和集体生活的内在结构实际上并没有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而发生变化，或者说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内在结构。当然，所谓你自愿加入到一个束缚之中，即所谓“异化”问题，你的自由意志异化成了一个异己的对抗自己的东西。

如果我们放在这样一个更大的维度去看这部电影，实际上它表达了一种反叛，这种反叛绝不仅仅是对于某一种具体的政治体制的反叛，同时意味着一种对于“表面世界”的反叛。我所谓“表面世界”也就是那个“小红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似乎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被一套道德话语很好的解释，错误的被消灭，正义得到弘扬。权力的运作被装饰成某种永恒道德标准的逐渐展开与实践。方同学试图争取自己加入这样一个社会中，但是不幸的是因为某种偶然的机会，它发现了这个“表面世界”背后的内在结构：它是赤裸裸的权力交易，一切的人及其活动不过是权力的某种自我运作的需要，而并非所谓的目的本身。毫无疑问，好学生与差学生总是同时存在的，红花榜意味着某种表彰，也就意味着某种惩罚，影片中这种惩罚从红花榜到关禁闭组成了一个连续的惩罚结构，毫无疑问我们也可以在一个现代国家的刑法典中发现这一套阶梯结构。我们通过树立“差学生”作为对立面，用“他们”形成“我们”。所谓的末位淘汰制或者红花评比，实际上将“末位”视为一种不可接近或者不可言说的符号或者形象，从而使得整个群体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这个“末位”，当然在实践中人们就会发现最好的躲避瘟疫的方式就是实践正义，而这恰恰中了权力的圈套，因为所谓的正义不过是粉饰出来的而已。

但是如果我们将自己置于这样一种完全批判的境地，我们会发现我们无所依靠。如果全部的道德戒律不过是权力游戏，那么我们如何谴责权力本身呢？我们只能选择闭嘴，无从言说这种批判。那么这样做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谁赋予我们行动的意义呢？正如方同学自己，能够以很多的方式挑战整个共同体，但是作为电影观众的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说他是一个差学生吗？似乎也不能，因为如果我们这样说，实际上已经选边站在李老师一边，但是这令我们感到不安；我们能说他是一个好学生吗？似乎也不能，因为他做的事情的确称不上“好”。那么我们能说什么呢？或者说他在干什么呢？按照这个逻辑似乎他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也没干，那么他实际做的那些事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捏同学的脸，打上厕所同学的屁股等等。如果我们不能用现有的道德话语谴责他，那么我们只能说他在自己创造意义，他在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如同一个“职业革命家”，他的意义就是挑战权力，讽刺权力，攻击权力。但是这些实际上都不能成为独立存在的意义，而依然是依附于权力本身。当方同学大声说“快告诉老师我脱队了”而无人理会的时候，自我创造的意义已经宣告失败，那么唯一的路就是逃跑了。

但是正如我在本文开篇提出的问题，方同学跑了之后能怎样？我想只存在两种可能，也就是和当年娜拉出走之后可能的结果是差不多的，要么被人找到重新回到幼儿园，要么在社会中长大真的轮到公安局去“收拾”他。说到公安局，影片中有一位老师的这个威胁实在是很值得玩味，并且幼儿园出去就是医院，也是很有意思的设计：一个健康的人就活在“幼儿园”，要么就是不健康的人就活在“医院”，只存在着两个选项。因此，真的要追究起来，方同学走后会怎样，其实影片已经有所暗示。这个暗示是悲剧性的，或许王朔本人也止笔于此了。不过我觉得如果按照上述的分析，我们就错过了一些重要的内容。发现这些内容是需要脱离出影片的故事本身的。这部电影提供了一种解的答案，但是自己有证明了此路不通。那么又该怎样呢？存在一个问题，方同学真的只能跑吗？当然你可以说方同学曾经用一个谣言发动过一次“革命”，但是很快被“镇压”了，只是因为“反动政府”的势力过分强大。但是我们如果将这个问题追问到现实生活中，是不是真的就无路可走？或者说我们是不是真的需要发动某种革命？

回到方同学第一次的选项中去，那个时候他试图加入这个社群之中，并且这是一个“自愿”的行动。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从母亲的怀抱中脱离开来，就必然需要赋予自己某种身份，成为某种社会角色，这也就是“加入”某个群体。在我们生命中我们会加入幼儿园成为“小朋友”；会加入学校成为“学生”，在这其中有些朋友在学校参加过各种社团组织也会加入这些群体中；会加入工作单位成为“职员”；会加入自己的家庭成为“丈夫/妻子”“爸爸/妈妈”等等。我们总是在“加入”的路上。当然，每一次“加入”都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社会实践客观赋予这一社会角色的规定性，我们必须将自己的生命规定起来，才有可能显示出自己的能力，必须有这个规定性，否则就是散乱的，流变的，就好像风或者气一样，是“无定形”，那么也就注定是没有一种定型的力量。我们需要把自己展示出来的时候，就需要能展示出来，而不是流于无形，比方说我们需要实现自我，就必然需要将某种自我的能力客观的实践出来，做画家、艺术家、法学家、钢铁工人等等，一辈子懒懒散散什么事情都不做，那么整个人也就无所谓意义可言。方同学最后发动的一连串反叛，实际上也是给自己的某种规定性，将自己显示出来，当然他最后失败了，只能逃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既然规定性是生命之所以存在的内在本质要求，那么邪恶的并非规定性本身，而是要看它规定了什么。

如果我们将问题转换到了规定性本身规定了什么，我们就会发现方同学本人并没有处理这个问题的能力，或者甚至多数成年人是否具有处理这个问题的能力也是存疑的。他们受到自己未经训练的思维的束缚，被感情，狭隘的经验，自身利益等等捆绑。如果真的要把问题都讲出来，那么反而会引起怀疑而什么事情也做不成，这个问题已经在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政治实践之一的雅典民主制中有所体现。那么这就要求执政者能够借助于普通人的感情和判断，在“不知不觉间”将正义之事达成。但是这似乎又预设了正义之事的完成是需要欺骗的，而这种欺骗也包括了执政者对于被统治者的一个对立。不过这一观点也包含了对于普通人处理政治问题的不信任，那么我们又可以判断“李老师们”是否真的在使用权力让我们自身，我们自己的自由意志得到更好的发展以及全面的实现，而不是将权力视为谋求自己统治阶级私利的工具？那么问题再次回到，道德判断的意义究竟如何存在？如果我们将问题推进到这一步，难题就不再是针对方同学，而是李老师，她自己必须对自己作出辩解。但是面对一帮小朋友进行这样的辩解吗？我们也能想来她的说辞，即影片中反复提及的“这样是为你好”。其实到底本来是用来欺骗“被统治阶级”的小朋友的话，实际上她自己也真诚的相信，这也是在权力体中真实存在的问题，公平正义的运行被不分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都真诚地相信着，而统治阶级相信自己仅仅是在维护永恒道德的实现，维护一个自然秩序罢了：所有人都被骗到了。

这样，这部电影揭示的问题已经被追问到底，作为另一种意义创造者的方同学即将面临悲剧的结果，我们也无从反思我们现在所承受的规定性是否真的就是好的。我应该承认“方同学走后会怎样”是一个糟糕的问题，因为它真的无从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