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错过你

好的现实主义电影在中国几乎绝迹了。

数一数吧，这几年有几部国产片真的明白现实主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当然，你可以说，《我不是药神》、《红海行动》、《中国机长》等几部相当卖座的国产片不都是现实主义电影吗？

《中国机长》质量比较一般，就不多说了，说多了都是槽点。《药神》和《红海》倒的确是非常出色非常成熟的类型片，但要说它们有多么“现实主义”，并不见得。

我挺喜欢《药神》的，但我也必须得说，它确实存在不小的问题。

为了给影片制造更强烈的戏剧冲突，《药神》将警察拉到了主角的对立面，把外国药商设计成了隐藏着的大反派，用了许多叙事技巧将主角的形象拔高，从而用情绪代替了思考。

看完电影，我们很容易会被感动，但我们也会生出许多疑问：影片里讲的这件事，真是如此吗？现实中的药神，是这样吗？在这件事背后，还有哪些隐藏着的问题呢？

影片的问题，不在于它只拍出了现实的冰山一角，而在于它的艺术创作，有些偏离现实了。

偏离现实的好处，是故事更好看，情绪更饱满，坏处则是，仔细想过之后，就觉得影片没那么“真”了。

《红海行动》也不错，影片中的动作戏，确实够硬，要多真有多真，但对比文戏和武戏，我们就会发现林超贤导演有些偏科，打当然是打嗨了，但“为什么要打”这件事，交代得有些语焉不详，或者说对于现阶段的国产片来说，有些话也不能说得太明白。不能太明白，当然就不“真”了。

总之，不管是拍不出“真”，还是不能拍得“真”，中国电影渐渐地就缺少了这份“真”。

说起来，很多年前的中国电影，倒是有这份“真”的。第四代第五代导演，都有现实主义电影佳作，比如杨延晋的《T省的84·85年》，黄建新的《黑炮事件》、《背靠背，脸对脸》等作品，都很值得一看。第六代里，贾樟柯早期的电影，如《小武》、《站台》，都是极好的，李杨导演也拍出过《盲井》、《盲山》这样的电影。

但后来，黄建新心系大业，作者性全都丢掉了；贾科长离宇宙越来越近，离现实越来越远；李杨倒是初心未改，还拍了部《盲·道》，但影片的质量实在是不敢恭维，谁看谁盲，说是现实主义电影，倒尴尬得像是部无厘头喜剧片。

罢了罢了，想看出色的现实主义电影，还是得往外面看看。

有人可能会说了，我们的生活够苦了，就像看点儿甜的，不想看现实主义电影找罪受，这话似乎有道理，所以有一部电影我早都想推荐给大家了，但一直压着没说，就是怕这样的言论出现。

但其实，如果你看一部电影，只能看到“苦”或者“甜”这些最表面的东西，那是太可惜了。一部好电影的价值，绝不在于它给你传递了怎样的情绪，而在于它在情绪之外，还给你带来了什么，也许是一种思考，也许是一份力量。

绕了这么多弯子，我要聊的这部电影叫做《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是一部真真正正的现实主义电影。

一句话评价这部片子，就是它拍出了一种赤裸的真实。

影片所讲的故事围绕着英国的一户普通人家。丈夫瑞奇送快递，妻子艾比做保姆打零工，儿子塞巴不好好学习，整天瞎混，是个问题少年，女儿丽萨年纪还小，倒是乖巧懂事。

整部电影讲的，就是这个家庭遭遇了一个又一个或大或小的问题，将这个家庭逼入了困境，并且让影片中的一家之主瑞奇一步步走向崩溃。

瑞奇遭遇的最核心的困境，是他无法在工作和生活中找到平衡。

换句话说，他的工作压榨了他几乎所有的时间。

说到底，这是一部关于“996”的电影。

影片中有场戏我印象挺深的。瑞奇的儿子塞巴盗窃，被抓到了警察局，警察给瑞奇打电话让他接人，但他正在工作，马上就要出车，如果他离开，就必须得承担公司的损失，自己不赚钱，还得赔很多钱。

把儿子接回家之后，就是大吵大闹，父子争执，丈夫和妻子也吵了起来。

妻子抱怨丈夫对儿子疏于管教，丈夫则说自己太忙了，连饭都吃不上。

妻子更生气了，因为为了给丈夫买送快递的车，她卖掉了自己的车，打零工的她只能去挤公交，为了准时，她也经常不吃晚饭。

矛盾，都是一连串的小事积攒而引发的。

而根源，就是所谓的“996”。

这部电影好就好在，它没有态度明确地告诉观众，员工的工作时间被压榨是不对的，它反而告诉我们，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必须得接受这件事情。

瑞奇面临的问题就是，他知道自己已经承受不了如此高负荷的工作了，但他不能停下来，他如果停下来，整个家庭将面临更多问题，他的压力会变得更大。

换句话说，累是小问题，穷才是大问题。

真正被“996”荼毒的人，其实并不是会经常去抱怨“996”的那群人。

影片中，瑞奇在和儿子大吵一架之后，心力交瘁，想要去请一个礼拜的假，老板则告诉他，你想请假当然可以，但得赔很多钱，而且，你不要觉得这个工作很累，想干这个工作的人多的是。

这就是现实，这才是现实。

最苦涩的现实里没有那么多主动的选择，有的只是无奈的被动。

影片的最后，瑞奇遭到抢劫，被殴打，受了伤，但第二天，他还是开着车离开了家去送快递，全家人拦着他，也拦不住。

儿子说你一只眼睛都看不见了，他说，我必须得去工作，没有选择。

那一刻，这部电影该有的劲儿就足了。

看《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有的人会吐槽，这片里儿子女儿都用的是苹果手机，一家人租住的房子也不算小，有吃有喝还有车，虽然生活是挺苦的，但似乎也不是真正的苦，用我们无产阶级的眼光来看，他们叫苦像是无病呻吟。

我一开始也有这样的感觉。

但仔细想想，其实导演是想拍出一种更普遍的状态。

他要拍的，不是最苦的，不是最惨的，而是很正常的，很普通的，却也面临着许许多多问题的。

瑞奇到警察局领儿子，警察给他儿子说，你不错了，珍惜吧，多少人可没爸爸来领人。这一刻，让人百感交集。

这就是最真实的。

你可以说瑞奇一家的困境并不是绝境，但大多数人的困境，其实都不是绝境。

拍绝境，当然更有感染力更具戏剧冲突，但那往往就需要更多的艺术加工，而《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追求的，就是一种未经雕饰的，赤裸的真实。

看《春天后母心》那样的苦情戏，我们可能会哭得稀里哗啦，但我们不会去想，如果我们自己是刘雪华那个角色，该怎么办？而看《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这样的电影，我们可能哭不出来，但思考，多少是会有一些的。

影片片名中的“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是快递公司致歉卡上的话，快递送晚了，客户就能看到这句话。

快递被错过了，有人说对不起，但社会问题被忽略了，谁来说对不起呢？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看似讲的是一个家庭的小故事，其实说的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探讨的是社会制度的弊端，它所观照的，是我们身处的时代。这样的电影，是越来越少了。

当然，影片也有不小的缺点。

让瑞奇真正走向崩溃的导火索，是他在送快递的时候遭遇了抢劫。这个情节的设计，就有些刻意了，对于编剧来说，这是偷懒的表现。

对比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名作《偷自行车的人》，高下立见。在德西卡的作品里，男主角的自行车被偷了，于是他开始想办法找车抓贼，无果，最终他选择去偷车，这个行为让他走向了崩溃。

一切看似是主动的选择，其实是被社会被命运裹挟的结果，这个是高明的。

强行给角色施加外部的打击来促成内心的崩溃，并不高明。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喜欢《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很佩服导演肯·洛奇。

肯·洛奇是什么级别的导演？八十四岁了，从六十年代就开始拍片，拍了五十多年，佳作无数，拿过两个金棕榈。

我最喜欢他的《小孩与鹰》和《我的名字是乔》，这两部都不是他的金棕榈作品，但都是非常出色的现实主义杰作。

肯·洛奇肯定不是同辈导演里成就最高的，他的作者性甚至不算很强，在影像上也没有做出太多革新，但他可能是最有“战斗精神”的那一位。

他这一辈子，都在努力拍出社会的“真”。

拍《我是布莱克》，他批判英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拍《铁道之歌》，他关注英国铁路私有化之后铁道工人的生活问题；拍《土地与自由》，他分析土地分配制度；拍《家庭生活》，他关注个体的心理问题和家庭的关系。

肯·洛奇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拍底层就是真真切切地去拍他们的生活，没有俯视的姿态，只有平视的关怀。

但他有态度，也有情绪。很多时候，我们看他的电影，会觉得老爷子挺可爱的，批判了一辈子，愤怒了一辈子，到老了，心里的火焰还从未平息。

有时候看看肯·洛奇，看看老东木，还莫名有种励志感。

真的挺了不起的。

我们身边有太多人，才二十多岁，就已经失去了愤怒，失去了对这个世界和这个社会的关心。

有时候我也会想，可能不是中国电影人拍不出现实主义佳作，而是中国观众根本就不愿意看这样的作品。

“假”看得多了，就更喜欢推开“真”了。

可是，这个世界真的不能没有“真”。

电影可以是娱乐，是艺术，是产品，但同时，它也可以是时代的行车记录仪，理应有人把它当成时代的行车记录仪。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New字幕组”

作者：耙姐

首先声明，这是一部严肃的电影，所以我写一篇严肃的推文评论。

乍一看这电影的标题和海报，还以为是某个导演系学生毕业作品。

但是了解到它背后的履历，才暗自抹一把冷汗感慨：真他娘的厉害！

导演肯·洛奇，1936年生于二战前夜（算一算，84岁的老爷子还在一线拍电影），牛津大学法学系毕业。

童年经历和高学历注定了他思想的不平凡。

肯·洛奇终其一生关注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作品大多为反映社会最尖锐矛盾的现实主义电影。

世界顶级电影节奖项自然不在话下，更引人注目的是各大媒体对他由衷的赞赏。

卫报称：“这个时代，我们前所未有地需要这样富有激情、痛下针砭的声音（More than ever, we need compassionate, angry voices like his）。”

BBC称他为“弱者们的拥护者(Champion of the underdog)”。

豆瓣更有评论戏称他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斗士”。

在关注了贫穷、无家可归等社会议题后，肯·洛奇这一次将目光投在“英国社畜”身上，直白朴素的镜头语言，大胆揭露了无止无休的工作时间对一个原本温馨的四口之家的无情摧残。

这一次的电影肯·洛奇仍然采用全素人阵容，整部电影看完除了真实还是真实。

>>>人物介绍

（以下内容轻微剧透，但不影响电影观感）

影片中的父亲瑞克（克里斯·希钦饰演）像万千家庭中的父亲形象一样，不善表达、敦厚勤劳。

他为了早日买上自己的房子，卖了家中唯一的车，贷款买了一辆小货车，开始为一家物流公司跑订单。

美其名曰“自营”，实际则是逃避了劳动合同的保障。

每个快递员都配备了扫描仪，不仅能监视他们的实时行踪，还在驾驶员休息2分钟后发出哔哔的警告声。

自此，瑞克开始了没有假期，每天工作14小时的送货生活。

母亲艾比（黛比·哈尼伍德饰演）是一个温婉善良的女人。

她的工作是孤寡人群的护工。从早上七点半到晚上九点，她要往返于各色各样的人们家里，打理稀奇古怪的麻烦事。

她像很多人的母亲一样，是个心软爱哭的女人。

因为自己分身无能，没法照顾独居老人流泪；因为丈夫和儿子争吵流泪。

儿子塞巴（瑞斯·斯通饰演）是个调皮的高中生。

他和几个家境相同的同龄人因为在学校受到排挤，成日游荡在街头涂鸦。

他们把涂鸦当作“事业”，把自己留在街头巷尾的各种痕迹当作“广告”，并一味地沉溺在这种虚拟飘渺的幻想世界中，逃避现实中父亲的责问、母亲的关切。

女儿丽莎（凯蒂·普洛克特饰演）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也是父母贴心的小棉袄。

她陪着父亲去送包裹。父亲被快递主人家的狗咬破裤子时，她留下一张纸条。

她在父母吵架时冲进两人中间，哭着喊着劝架。

影片中瑞克曾说：想给塞巴最好的，想给丽莎最好的。

然后塞巴尖锐地回击：也许你做得还不够尽力。

是真的他还不够尽力吗？并不见得。

那为何如此卖力的一家人，为什么生活愈发窘迫？不仅没买房子，连唯一的车都卖了呢？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battle

物流公司老板对瑞克称，加盟公司是拥有了自己的生意。

长久不得志的瑞克听信了这番说辞，以为自己人到中年抓住了发家致富的机会。

说服了妻子艾比，卖掉家中唯一的固定资产——艾比上班用的汽车，付了一辆新货车的首付。家中的贷款又多了一个车贷。

瑞克以为自己得到了日入155磅的好事，谁知是无轮休无假期一天14小时凭损耗生命赚来的血汗钱。

你以为资产阶级真的好心让你加盟分一杯羹，谁知道他们只是避开劳工法的约束，让你没日没夜地为他们卖命。

瑞克这份“自营”的工作不仅请不到假，而且被人打劫，躺在地上无法动弹时，不能算工伤还要赔一大笔钱。

就算如此，资本家们也不在意你的死活，只是一个电话打来医院，轻飘飘一句话问你：明天你来上班还是找谁代你的班？

德国政治家蒙森说过：雇佣劳动者被踩在资产阶级的脚下。

他们蔑视劳工权益法律，通过不断地变相增加你的工作时间，榨取你的剩余价值，从而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

当你以为自己是个光鲜艳丽的都市丽人时，未曾想过你也是资产阶级脚下的垫脚石。

这样真实的例子在耙姐身边唾手可得。

某厂下午六点免费晚餐，八点免费宵夜，晚上十点免费班车。

当你以为自己占了便宜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工作了“八小时工作制”的一半。

然而万恶的资本主义却又是历史上的大功臣。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写道：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

我们都不可抗拒地参与进这样的制度。有人劳劳碌碌、却愈发贫困，就像片中的一家人。也有人勤勤恳恳，戴着资本家的镣铐杀出重围。

耙姐只求能处在这中间，安稳祥和地过完一生。

值得关注的是，教育作为阶级流动的主要渠道之一，也愈发地显得爱莫能助。

>>>穷人的教育赌博

和中国廉价的大学费用不同，英联邦国家和美国的高等教育商业化程度高，学费连年增长。据卫报统计，英国大学收入将近一半来自于学费收入。

完善的学费贷款体系需要学生支付绝大部分学费。在学生毕业后，将自动从工资中扣款，有效还款期限长达30年。

于是，塞巴在和父亲争吵的时候，便清醒地指出，自己没有能力上大学。

然而最可怕的事实是，尽管你负债累累读完了大学，低迷的就业市场也并不待见你。

英国官方给出的2019年失业率达到3.8%，然而经合组织表明预计英国仍有三百万之多的隐藏失业人口。

其中大学毕业生面对就业确实要从容些，但情况也并不乐观。

据BBC报道，英国有将近1/3的大学毕业生“大材小用”。

也就是说，读完三年本科，通过了概率论和线性代数，拿到了经济学学士的学位之后，你很有可能从事一个高中毕业就可以应对的工作。

然而，人才过剩、教育过剩的现象正在从西方发达国家迅速蔓延到发展中国家。剩下的就不讲了。

当然好消息是，罗素大学集团的大学毕业生收入满意度普遍较高，可惜在英国164所高等院校中只有24所。

由此看来，教育仍然能够起到一点促进阶级流动的作用（此条规则只适用于顶级教育机构）。

>>>Ending

影片的结尾令人震撼。

被劫匪打的鼻青脸肿的瑞克第二天找不到人代班，只得清晨跑去送货。

启动时，一家人都跑出来挡在车头，然而他们挡不住铁了心要上班的父亲。

货车远去，塞巴退回家门口，双手掩面，若有所思，等待他的仍是休学生活。

瑞克开上大路，突然情绪崩溃，第一次流下眼泪。他给自己小声鼓劲。

影片蓦然结束。

我真他妈难受啊。

（一）

英国疫情最严重的四月，我网购了些夏天的衣物。快递公司照例给我发邮件更新包裹状态，估计是商家为了拉近所谓的亲切感，还附上了快递员的信息，一个快递员本人的头像，是那种手机面部识别视角下的，出现在我们健康码上的那种头像，一位干瘦白人中年男人，尴尬的笑脸。同时还有快递员简单的自我介绍：我叫Richard，我平时喜欢和家人待在一起或者去户外活动。后来我正常拿到包裹，那位叫Richard的快递员把东西放在集中取件点后应该就走了，所以我没有见到他看看真人和照片是不是一样，nice不nice。不知怎么的，我一直记得那封邮件上快递员信息那一栏，头像，以及自我介绍，朴素、简短，我宁愿相信那不是敷衍。

（二）

夏天的时候去Morcambe海滩，初步解封后人逐渐多了起来，天气也不错，沙滩上还有对情侣打排球。坐在石堤上吹风，并成一排。身边走近一个男人，胡子拉碴、头发蓬乱，个子很高却弓着背，穿一套破旧褪色的连帽运动服，拉链随意一拉，内里的T恤圆领早已松垮变形。短短向我伸出右手的同时以近乎哀求的语气重复着：“能给几便士咖啡钱吗”。我当然没有动，迟疑着他已走向身边的游人，眼睛里浑浊没有一点光。我看着他一路这样问过去，沿着长长的海岸线，直到淹没在人群里。资本社会饿不死人，但让人没有一点心气和尊严。

抛开一些过于戏剧化的情节不谈，电影的背景相当真实，完整的展现了英国下层阶级工人的生活。英格兰东北部城市纽卡斯尔，红砖矮房子、蜿蜒街道，父亲和母亲一年没有几套衣服，做着繁重的工作；一个叛逆的儿子，大概率上不了大学，即使上了也改变不了什么；一个女儿，年纪小却很自立。经济不景气，工作难找，日常开销巨大。影片最后，父亲被劫匪打到一只眼睛看不见却还要清早六点去送货，面对家人的阻拦，只是歇斯底里的喊着必须要工作，然后在父亲独自的哭泣中结束。西方从疫情解封中以来，一些中国同学非常不理解民众坐看每日增长人数，还一边强烈要求复工，甚至发出“要钱不要命”的质问，本片结尾是一个很好的互文。

（本文原刊登于2019年9月《南方人物周刊》，放在此处有删改）

2019年7月24日，鲍里斯·约翰逊发表首相就任演讲时，承诺将于10月31日前终结脱欧困局。虽然素来被认为是“硬脱欧”的头号支持者，然而脱欧公投前些年的鲍里斯，可是个十足的亲欧派。

鲍里斯对于脱欧的摇摆立场，恰恰反映出——被权贵奉为圭臬的新自由主义在近40年间席卷全球，扼杀了潜在的反对性力量，巩固了权贵自身的财富与话语权；而脱欧，则正是利用了英国人对经济不景气的失望，在外界找“出口”的结果。

即使脱欧成功，承诺的美好未来恐怕也难以成真。毕竟，在脱欧疑云笼罩的这三年里，英国低薪工作大量增加，社会福利大幅削减，而通货膨胀却始终如影随形，工薪阶层家庭不得不依靠信用卡和高利贷维持生活，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

置于如此社会语境，82岁高龄的肯·洛奇带着新作《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来到戛纳电影节，大声疾呼“我们需要另一个世界”，一个“新自由主义”以外的世界。

50年来，肯·洛奇仿佛都在拍着同一部电影，尤其由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导的保守党首相撒切尔的时代结束后，他开始以喷发式的创作方式，执着地寻找答案——底层挣扎的工人阶级及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个体困境。

不同于国人熟悉的英伦元素，肯·洛奇的镜头下的英国——冷意从城市里的每条缝隙里小心翼翼地钻出，一点一滴均匀地倾洒于寂寥静默的苍穹之上。

无论是格拉斯哥、纽卡斯尔、利物浦还是贝尔法斯特，标志性的景点与元素全被抽离，普通的楼房连同平凡的主人公们一起，在电影朴素清冷的色调下，编织着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对抗与绝望。一种力求呈现“真实”与“普通”的肯·洛奇式美学贯穿其中，宛若不知疲倦的西西弗在身体力行地告诉大家——这就是英国！

《我是布莱克》中的老工匠、《天使的一份》中的问题青年、《底层生活》里的建筑工人、《卡拉之歌》里的公交司机、《面包与玫瑰》里摩天大楼中的清洁工和保安……电影中的主人公们通常“邻家值”爆表、操着身份特征浓郁的北方口音，却善良、纯真，在艰苦生活中葆有爱与同情，会对陌生人施以援手，也会努力让自己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肯·洛奇的新作《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不仅延续了导演对于工薪阶层的深切关注，更与时俱进、将镜头瞄准在脱欧疑云下变得愈发尖锐的英国社会新问题。当然，拜互联网与全球化所赐，这部影片同样也能令在生活重压之下不堪996的中国观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是英国快递员留给客户的未送达通知单上的一句话。（在英国，如果收件人不在家，快递员会把写有这句话的卡片留在信箱或贴在门上。）而这，也点名了主人公的职业。

影片中的爸爸Ricky，来自工业革命的故乡——曼彻斯特。他原本是个努力的建筑工人，却被2008年次贷危机波及，无法继续贷款买房。好不容易找了份“自己当自己老板”的工作，却不得不“带车求职”，还要遵守各种“不平等条约”。

妈妈Abby是个护工，为了能给丈夫买上货车，她只好选择卖掉原来用作通勤的小轿车。护理的工作本就辛苦繁琐，而今更是要每日坐公共汽车奔波往返于各个客户之间，身心早已疲惫不堪。

为了早日偿还货车的贷款，爸爸Ricky每天拼命796，甚至中途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尿液与情绪一同无处安放。妈妈Abby也是零时合同工（zero-hour contact），从早到晚不停歇，周末晚上还会接到突如其来的客户求助电话。

国内年轻人闻之色变的996，并不是他们最为烦恼的。苛刻死板的规章制度，不断涌现的奇葩人物，缺席的安全保障……都是生活的日常。于是，曼联球迷Ricky，遇到纽卡斯尔当地球迷的挑衅还是会忍不住斗嘴；Abby即使再耐心温柔，对待客户亲如家人，也会在公交车站突然情绪爆发，泪流满面。

家中的一对兄妹，则成了不折不扣的城市“留守儿童”。正值青春期的哥哥Seb找不到继续念书的意义。而当他惹上麻烦，全家也随之陷入家庭与工作难以平衡乃至对立的困境。

与哥哥相反，妹妹Liza不仅在周末陪父亲一起送快递，还努力弥合哥哥与父亲之间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乖巧懂事的她，成为了压抑生活的一种呼吸，阴郁色调中的一抹密阳。

不同于以往的肯·洛奇电影，主人公一家四口完完整整，却被互联网时代的“零工经济”剥削得体无完肤。所谓零工经济（gig economy），指的是自由职业者构成的经济领域，人们借助互联网和移动技术快速匹配供需方，按需工作/招人。

作为人类历史上首次打破工业时代以来形成的“雇佣”模式，二元制的传统劳资关系似乎开始断裂，零和博弈逐渐让步于以人为本——劳动者得以自由分配时间和资源，实现更高的个人价值；而企业招人则变得更为灵活便利。

新科技带来的新商业模式使得全球零工数量开始增长。据BBC报道称，在英国，零工经济下的自由职业者人数已经增至500万，几乎接近在公共部门工作的人数。据阿里研究院报告显示，到2036年中国可能有多达4亿人属于零工经济的自由职业者。

表面上，零工经济有着区块链式的开放多元精神，为个体提供了更多选择。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种以“自我雇佣”为名义的灵活雇佣方式，却摇身一变成了更具隐蔽性质也更为残酷的剥削形式——不仅规避劳工法保护下的雇佣合同问题，令工薪阶层得不到最基本的劳工权益保护（如：最低薪资标准、养老金、节假日和生育假期），也通过制订繁冗的奖惩制度来模糊生活与工作之间的界线。

正因如此，电影中的Ricky和Abby总在超负荷地工作。尤其是Ricky，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孩子，即使在家，也往往都在释放工作时积攒的负能量，家庭矛盾随之一触即发。“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也有了第二层含义——家庭成员对于彼此的忽视。

即便如此，电影结尾——Ricky依旧在混沌之中开动了货车。如果说《猜火车》里的年轻人再迷惘尚能说出“I chose not to choose life”的独白，那人到中年的Ricky恰恰缺少了“选择”的权力。

高额的债务，养家的责任，令他唯有一往无前，遁入无解的中年。而这与电影开头Ricky填表买货车加盟快递公司遥相呼应，似乎在揭示这个英国工薪家庭的“宿命”——越想要摆脱生活之苦而辛勤工作，也就越容易深陷不幸的泥沼之中。

这不免令人想起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偷自行车的人》——全家人怀揣着美好愿景，以为买车就能改善生活，没想到从此却踏上了“越努力越不幸”的“死循环”。

家庭内外大大小小的意外接踵而至，看似巧合又冥冥注定。即使饱含戏剧性色彩，朴素的剪辑佐以大量的中近景镜头，依旧让人倍感真实。而室内镜头的角度设计，更是微妙地呈现出“困兽之斗”的压抑。

不知是否源于导演的年纪关系，《对不起》较以往作品更具柔软质感。尤其是在现实残酷的种种暴击之下，家庭成员在不断消耗着彼此感情的同时，也确证着对方的珍贵，是一种真正的相濡以沫。虽有煽情，却不过分，反倒宛如在冬日的英国北方城市偶遇暖气，有着毫不矫情的暖意。

在肯·洛奇的电影中，我们得以正视那些在大屏幕上逐渐隐形、逐渐消失的群体。因此，《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还有一层更深的含义——对于底层及边缘人物被社会忽略、被漠视状态的回应。

早在1966年，肯洛奇在《凯西回家》（Cathy Came Home）中讲述了一个关于无家可归者的故事。当时，无家可归者家庭受到的待遇，与《济贫法》时代没有什么区别——母亲与孩子被送入令人生畏的宿舍，而父亲则被留下自谋生计。这些家庭很少得到恰当的帮助或安置，社会任由它们四分五裂。

《凯西回家》播出后，引起社会轩然大波。经过十年筹备和努力，在以“危机”、“庇护所”为首的机构组织的共同努力下，《英国1977住房法案》问世。该法案第一次尝试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永久性住房解决方案，并且将特定群体的住房权利确定为法定权利。这在整个西方世界，都算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独特尝试。

看肯洛奇的电影，总是不禁感慨——其镜头下关怀的群体，或许永远也看不到这样的电影。假设他们走进电影院，或许就是想看一部轻松愉快的爆米花电影；像《对不起》这样的电影，对他们而言，反倒可能由于过于真实而引起不适？

然而以上设想，或许又恰恰陷入了（对于底层或边缘群体）刻板印象的怪圈。事实上，你我每个人，或许都在生活中经历过一个肯·洛奇式的时刻。《我是布莱克》中，患有心脏病的布莱克在墙上喷上姓名的倔强背影；《小孩与鹰》里，孤独的的比利吐露对教育系统社会现状的不满不解……主人公们的每一个发泄举动，也在替观众完成对于生活的呐喊与追问。

或许，对于肯·洛奇的作品而言，时间就是最好的滤镜。若干年过去后，当我们回首这位“斗士”的种种作品，一定会感谢他记录下了半个世纪以来，这些终将被边缘化的小人物们的辛酸挣扎与苦中作乐。

在这个“现实主义”已经成为落伍代名词的时代，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社会需要肯·洛奇的电影，而我们，需要倾听不一样的声音。

正如现在重温1960年代早期出品的《蜜的滋味》、《一夕风流恨事多》这些英国厨房水槽的扛鼎之作，就会发现它们不同于众人印象中的说教片，而是流淌着幽默、智慧与前瞻性。

参考书目：

《零工经济》黛安娜·马尔卡希

《社会政策学十讲》哈特利·迪安

《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凯特·福克斯

《权贵：他们何以逍遥法外》欧文·琼斯

关于《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的批评里，有一点是“刻意和过于悲情”，我想这可以比照40、50年代的新现实主义电影来加以反驳。

我揣测，喜欢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作家马尔克斯用行动和实践证明显然也不会同意这类批评。对于像《罗马，不设防》《偷自行车的人》这类写实类作品来说，真实和细节是它们的必需品，没有巧合就不成戏，只展现人们的普通生活是非虚构创作该做的事。背负着苦难，在社会裂缝里安于现命从出生到死亡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有了巧合，有了和社会规则发生的冲突，社会的弊端才显露出来。

因此，我们会发现，《罗马不设防》处处存在意外，《德意志元年》小男孩结尾无疑是过度卖惨了，而《偷自行车的人》更是把整个故事构建在了巧合上，我们不会对此感到意外，这个悲苦的男主角怎么就雪上横霜被偷车贼瞧上了呢。

在这些强调真实和细节的现实题材作品里，没有巧合就无法展现底层人们悲苦的状态，这些巧合本身就是真实。我想，批评这类电影卖惨的朋友一定是生活太顺遂了，并没真的见识过人间惨剧。在有些国家，因为贫穷，饮食上无法保证绿色、无污染和健康，癌症大概率会找上那里的人们，且是集中发病，而照看病人的家属更容易遭遇车祸。在有些管理体制崩溃的国家，鸡瘟猪瘟往往控制不住，天上真的会掉空调，地上真的会塌陷。在废墟柏林，人们的生活实则比电影还要惨很多倍。

基于这些电影的内容，在描绘新现实主义作品风格时，维斯康蒂认为，“新现实主义首先是一个内容问题。”它们反战、描写底层、反贫困、反失业，充满悲悯色彩。它们的巧合背后，仍是对当下社会弊病的反思和针砭。

我们知道，有些新现实主义电影在技巧上甚至没有那么突出，不会在视听上给观众造成某种冲击力，但它们依然是靠视听讲述的，最大限度捕捉细节和始终保持理智是摄影机首要保证的事情。

新现实主义不是技巧意义上的某个流派，伟大的电影风格流派应该且一直是以内容界定的。就像印象派画家们早于“印象派”这个名字出现，印象派当时带有讽刺意味，并不是一个好词。他们最早被法国名流诟病的一点是，这些画家把画笔对准了肮脏的农民和乡下，这在当时的法国上层人士那里是无法容忍的，他们的墙壁上挂的是枫丹白露画派的宗教、名流、宫殿和贵族生活。

在英国自由电影运动里吸取营养，肯·洛奇从70年代初开始，把镜头对准了底层人民，显然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的代言人，他的作品里，真实是第一位的。真实不等于煽情，如果我们不去注意情节，而细缕肯洛奇的镜头时会发现，保持理智是他始终最为注意的一点，男主角一大段吵闹的戏剧冲突后，他会非常干净快速地切换到另一安静的场面继续展现女主角的状态。

像这样以真实为基础的电影，我们往往很容易从中看到自己生活里的场面，因此很多人都会对现实题材的故事充满偏见，“真实”也成了批评的点。

当代人的写实故事，当代观众并不是其最好的观众。最好的观众是，在未来，社会进入另一个阶段但依旧与此时此刻尚有联系的时间里生活的观众，因为对于真实而言，距离是最好的滤镜，就像我们现在回看二战后的“大闷片”一般，对身处后二战阴影下的我们而言，无疑是震撼的、感动的、直击心脏的。

肯洛奇无疑是当代影坛最伟大的叙说者之一。作为导演，他与他的同志们几十年如一日地通过荧幕讲述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情感、深描TA们的语言和肉身。在近作《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中，他又将镜头聚焦在了时下“崛起”的零工经济，以英国北部纽卡斯尔普通的一家四口为切入口，展现了新兴工作形式影响下的劳动者主体所发生的复杂变化。只不过，这部作品再次延续了肯洛奇过往的悲观情怀，在熄灭了主角一家最后残留的希冀——家庭之后，我们仿佛就无法避免地陷入到了女主角Abbie的梦魇之中：掉进泥沙，沉入无底深渊。

一、弹性专制：“零工”时代的劳动者境遇

主角一家原是英国的一个准中产家庭，丈夫Ricky是一名建筑工人，家庭和睦，并购置了属于自己的房产。然而，始于07年经济萧条重创了这个准中产家庭，TA们一家很快失去了原有的住宅，Ricky也失去了他的工作，只能依靠妻子Abbie从事照护工作来养家糊口。在朋友的介绍下，Ricky进入到了一家快递公司从事派送工作，这似乎让一个本已深陷贫困泥潭的家庭看到了转机。影片以Ricky和管理者的对话作为开头，在双方交流的过程中间主管明确告诉Ricky：“你不是员工，你是自雇。”自雇意味着劳动者没有获得雇佣合同，TA们一方面为企业工作，另一方面却得不到任何相应的保障，与实际的雇佣者处在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关系之中。然而我们随后便能在影片中发现，Ricky和其他同事虽然名义上是“合伙人”，但TA们的劳动却受到了平台的严格控制：劳动者无法决定自己的运送路线，更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间，甚至连Ricky带女儿一起送递也会受到主管的批评。同时，武断、严厉的警告和罚金成为了规训劳动者的重要手段，主管还可以随意对TA们进行驱逐……

随着平台资本主义和按需经济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工作日不再被理解为标准、稳定的每周5天、每天8小时。取而代之的是弹性、按需、全天候的工作时间。影片中Ricky工作时间的长短取决于他何时能够将货物送递完毕，而Abbie的工作日程则更为弹性，她需要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随时改变自己的日程表。当矛盾重重的Abbie一家达成了难得的和解、其乐融融地吃饭聊天时，客户的一通电话便迫使Abbie立刻回到工作之中，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和解”片段是影片所展现的残酷现实里的唯一一片“绿洲”，然而很快就被弹性工作日程的沙漠迅猛淹没。

社会学家Jennifer Chun将这种工作制度命名为弹性专制（flexible despotism），在看似灵活的工作日程下，劳动者却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TA们无法平衡生活与工作的关系，并因之产生了极大的焦虑和不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延长工作日”是资本“吮吸”剩余劳动、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本能和手段，而电影关于当下工作日的描述却与马克思所观察到的19世纪历史有着较大的不同。雇主不再运用简单的强迫手段来驱使劳动者延长线性的工作时间，而是用劳动者无法自主掌握的工作日程对TA们实施控制。正如Ricky的同事向主管所抱怨的：“我连做了十四天，你却连两个小时都不给我。”而让他“损失”这两个小时的原因是竟是货车后视镜被撞坏，在这种工作形式下，几乎没有给劳动者留下任何“犯错”的空间。同样，无论是Abbie在公交站与中介商讨工作日程却无功而返的通话，还是Ricky恳求主管给他时间去处理儿子的麻烦，“时间”在这里都变成了一种劳动者可望而不可即的“恩赐”。

二、再生产

在一次访谈中肯洛奇提到：“（Abbie的）雇主是一家中介公司。照护工作被市议会外包给中介或是私人医疗公司。”从中可以明确的是，再生产活动这项本应由社会承担的责任在今天的英国却由中介或外包机构转移到了更为底层的女性劳动者身上。当Abbie的客户老人Mollie打电话向她求助时，Ricky想让她联系老人的家人时，却收到了“找不到TA们”的回复。此时，Mollie的子女或许正在工作，或正在娱乐，无论如何，TA们显然不用为照护工作而心烦——因为有Abbie的存在。但Abbie自己呢？当她在上工路上绝望地和子女、丈夫打着电话时，我们便意识到到不平等的现状是如何通过电影被再见了出来：劳动者难以在工作时间少的情况下养活家庭，但TA们一旦工作便失去了照顾家庭的时间。中上层阶级可以靠雇佣Abbie这样的家政工/护工来解决再生产难题，但劳动者自己却根本无法对工作和照顾做到兼顾。

在Abbie的家庭内部，再生产同样与传统父权制影响下的性别分工缠绕在了一起。当Ricky兴致高昂地和Abbie提出购车想法并让她卖掉代步车以凑足首付款时，Abbie对此表达了异议。Ricky紧接着说道：“你心太软了，早上去准备午饭，下午回来照顾孩子，其他的都由我来。”这正是一个明显的父权症候，即对女性劳动及再生产的贬低。而这种症候有着它长期赖以生存的土壤，保罗·威利斯在《学做工》一书中写道：

男性的工资袋之所以一直起支配作用，并不只是简单地取决于其中容纳金钱的数量，而是因为工资袋标志着男性在与“真实世界交锋的过程中，以一种男性气概的方式取胜，而对于女性而言，这个真实世界则过于残酷”。因此，男性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辛苦劳作者、养家糊口的人，而妻子只是承担一些“额外”的工作。当然，女性工资在物质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可能通常要远远大于“额外”的含义；毫无疑问，女性所从事的家务劳动也是整个家庭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工资袋作为一种男性气概的象征，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既支配着家庭的文化和经济，又构成欺压。

“其他的都由我来”一语便足以反映Ricky“工资袋”的自我认同。他用“不可一世”的男性气质剥夺了妻子的财产并让她步入了更为艰难的工作日程。他将自己看作是家庭唯一的“辛苦劳动者”，是这个家庭走出贫困的唯一希望，继而漠视了Abbie对整个家庭做出的贡献——无论是她的薪水还是对子女的照顾。Silvia Federici认为，统治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是一个系统性的、结构性的贬低社会性的再生产工作的价值逻辑，与此同时，雇主阶层又长期以往地从无薪或低薪的再生产活动中获利。而家庭内部的男性劳动者无疑与雇主们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谋的默契。

劳动者的再生产困境恰好又是权力和等级完成再生产的助力。哥哥Seb是整部影片当中的反叛者。他很早就认清了教育和文凭的骗局，逃学，利用艺术进行反抗。在与父母的争执中他说：“读大学，再像夏潘他哥，欠57000磅，在电话中心工作，到周末就戒酒消愁。”然而，Seb自己虽然已经醒悟，但他无疑也指出了一个社会现实，普通劳动阶层的子女即便通过教育制度的筛选拿到文凭，最终也不会收获一个好的工作，还会欠下一屁股债，除此之外，TA们也只能从事低端的工作，没有任何真正的选择。与此同时，中上阶层家庭的子女却可以依靠家庭的经济条件和文化资本克服自身的再生产障碍。

三、从政治的失败到家庭的失败

正如恰帕斯东风电台在影评中敏锐指出的那样，Abbie照顾的那些老人给我们展示了一些希望的火种。无论是老人照片所呈现的罢工和工人联结的往昔岁月，还是一位老人在给Abbie梳头时哼唱的左翼亲劳工作品《Goodnight, Irene》，这些都似乎在为今天的劳动者召唤某种反抗的幽灵。然而，纵然罢工的过往多么地令人心潮澎湃，联结的历史又多么地振奋人心，现如今，这些老人都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寡老人”，TA们唯一可以依靠并倾诉衷肠也只剩下孤立无援的Abbie。

上一代英国工人确实在罢工中取得了骄人的战绩。但随着工会运动在八十年代连吃败仗，工人领袖频繁出卖工人的利益，反工会法的颁布，得以让撒切尔在这一时期大获全胜。工人没有在运动中实现政治上的联结，最终也只能退回到家庭之中，将过去的辉煌埋葬在自己的记忆里。而Abbie和Ricky这一代的劳动者正处于这种联结终结的时刻，TA们没有家庭以外可以与社会相联结的方式。但当家庭都无法完成这一使命的时候，悲剧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当妹妹Lisa企图通过拿走Ricky的车钥匙来阻拦他工作时，整个家庭陷入了崩解的边缘，而在Ricky感受到妻子和子女的温暖之后，他依然不能摆脱工作的束缚，毅然冒着生命风险和家人的阻拦，返回到那个根本无法让他逃离的系统里。同样，Seb的联结也是失败的。他更有朝气，更渴望通过年轻人的聚集和反抗来挣脱枷锁，但当他的女性伙伴因家庭原因离家出走以后，他也失去了最后的抗争希望。

无疑，这部影片的底色是悲观的。无论是历史上的工人政治，还是现如今劳动者的家庭，都没有错过“失败”的命运。然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现实，希望的微光仍然在我们周遭闪烁，英国的Uber员工团结了起来，在关于工人身份的斗争中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而中国的骑手们也自组织到了一起，与剥削TA们的平台和系统展开了英勇战斗。这一次，TA们无法再向家庭索要帮助，也不存在历史的羁绊，更无需向权力低头祈求。下一次，我们或许不会再错过属于所有劳动者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