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典

在禁止使用朝鲜语的20世纪40年代，京城一家电影院的检票员金畔守（刘海镇饰）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朋友的安排下到一间书店打工，而店主正是朝鲜语学会代表柳廷焕（尹继尚饰）。在书店工作一段时间后，金畔守慢慢发现，书店中的职员全都是朝鲜语学会的成员，他们正在秘密编纂一本词典。一开始，他对这编朝鲜语词典一事不以为然，但他的子女的遭遇让他醒悟。这个不求上进的文盲，终于决定睁眼看世界。他开始刻苦学习朝鲜文字，也真正意识到了编纂词典的意义

电影完成度很高，感动指数也直逼《辩护人》，有人说都是韩影的套路，我觉得说得不错，这类题材这么拍也不算高级，但把故事讲好讲得漂亮就是好电影。起初看电影被电影里的故事感动，倒也不是因为什么拍摄手法高不高级，最重要的还是好好讲故事，甭管用什么手法。 词典编撰故事我记得还有日本的《编舟记》，影片氛围和这部截然不同，但也很好看，很安静也很热血。两部影片里的人物其实都是出于对本民族语言的热爱才着手编撰词典的，只是这部在日殖背景下更凸显拯救和抵抗精神

在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时期，被称作“皇民化”的文化殖民是一种最深刻的形式。自3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天皇追求的不再是日朝文化的同化，而是下令将朝鲜的文化精神连根拔起。民众的姓名被迫改为日式的姓名。在教育中，一律的朝鲜语教育都沦为非法，受到日本统治者和其下的韩奸网络的监视。而影片则反映的就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下一本朝鲜语词典的编纂。而编纂词典的朝鲜语学会，也作为所剩无几的朝鲜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势力，在地下与深入社会命脉的文化殖民进行抗争。

在这种历史的情境下，电影反映了朝鲜首都的一种多语言的文化形态。在影片一开始的展现京城都市风貌的远景镜头显现出来，我们看到左侧的商店以日语 ポエム （poem/诗）的名称命名。（虽然这种命名很奇怪，还不如用クラブ club…）而右侧的餐厅则以中文命名，上面则显现朝鲜语的本质功能，给中文做注音符号。远处的影院海报却是朝鲜语的。中日韩三种语言相互交错的城市风貌，表征了历史中朝鲜在保留自身民族主体的同时，却也融入了日本殖民体系的语言书写，另外也表达了朝鲜或多或少存在的对汉文化恋物般的“中原症候群。”而这种多语言的分割也存在一种阶级属性的角力。电影院的商人和政府官员已被日本文化同化，他们接受的教育，要求他们用日语进行日常对话的交流。而电影院门外的打杂，包括本片的主人公，电影院检票员金判秀，作为社会最下层的一批人，由于受教育程度低，无法被日本文化殖民同化，仍用朝鲜语交流。在这样阶级分化和民族文化碰撞的大环境中，有两个社会趋势在电影中被展现：1, 城市招牌和广告的文字逐渐从朝鲜语转变为日语：一开始放映的电影从电影院的招牌到电影的宣传海报都是由朝鲜语书写。随着文化殖民的逐渐深入以及日本对于“大东亚共荣圈”的政治宣传逐渐扩大，电影院的招牌也换为 “大东亚剧院。”而电影则放映的也是臭名昭著的殖民电影《朝鲜海峡》。2，朝鲜语和日语是有一种明确的地位差异的。在一个城市电车上，男主人公金判秀在唱一首朝鲜民歌的时候，被旁边的日本人勒令禁止和无情鄙视。语言的差异对待也代表了当时朝鲜殖民地在种族上的一种结构性的歧视。

主人公金判秀是个非常有趣的角色。他起初的口语表达上，存在一种图形符号（image sign）和声音符号 (phonetic sign) 的断裂：他无法识别韩语文字，只会听说。然而属于“文盲”的金判秀却被召入到词典的编写组，他被要求短时间内习得朝鲜语的图形符号。然而他在词典的编写却有一种重要的作用，在词典编写组希望容纳更多的方言，他把他之前来自各地的狱友召在一起，他们都提供了一个单词不同地区版本的发音。我们听到了在一种统一的语言系统之下，还会存在一种方言性的地域差异。电影纪录的编辑过程在此成为一种词典学的范例。我们在另外一个段落中也看到，来自各个地方的学者会电影中会为词典中词条的规范而争论，而焦点往往在于词语词条是否统一，还是去收录复杂的方言系统。

然而除了语言本身所承载的政治反抗，以及词典编辑在方法论上的影像纪录。电影和语言的另一层关系都集中在电影院之一场所的特殊表征。电影院除了作为电影放映的一种基本场域，却也成为潜藏于社会地下的学者们为词典编辑而进行学术讨论的平台。当然因为词典编辑的非法性，场所的迁徙作为在殖民体系下一种反殖民活动的策略。从电影一开始所刻画的时代特有的“朝鲜语借书处，”到之后在殖民机构下公开成为分支的朝鲜语学会，最后到电影院。我们在词典的编纂中看到传统的学术场域—国家的大学和出版社—的不在场，然而电影院却代替了大学的教室和礼堂。这种场所的替代或许也是作者故意安插的一种电影媒介的反身性表达，

然而在这部电影中，电影院的戏份也反映了朝鲜半岛一段不光辉的殖民影像史。虽然在殖民早期时节，日据时期的朝鲜电影仍然反映很多朝鲜的民族神话，以及展现朝鲜在殖民社会下的被压抑的民族主义。其中1926年的《阿里郎》以民族传统叙事揭露一种朝鲜民众的悲苦和对日本殖民者的控诉。而1935年朝鲜半岛第一部有声片《春香传》也在利用声音连接朝鲜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然而随着日本发动二战，电影则进入一段以军国主义政治宣传为核心的时代。其中影片中所展现的《朝鲜海峡》是该时代的代表作。在谢菲尔德大学教授Kate Taylor Jones的研究中，其发现在这一时代很多创作者作为在日据时代出生及成长的民众，自然将一种服从的“皇民化”融入到自己创作的叙事中，其套用了学者霍米巴巴的关于“模拟”的理论，认为朝鲜导演在对日本电影的叙事和技法上的全面吸收和模仿，表现了一种文化殖民时代朝鲜和日本一种被殖民和殖民的不对等关系。然而这种模拟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国族模糊”效果。在当时的电影，我们或许能看到主要的场景和人物服装都是朝鲜式的，但是他们被反映为效忠和支持“大日本帝国”的政策，并且进行日语交流。在本片中，我们也看到了殖民电影在放映时的场景，电影的银幕播放着关于“征召志愿军”主题的桥段，而观众大多都是包场的中学生。而在整场电影的放映中，中学生全是男生，理着毫无区别的发型。他们在进场时如同士兵一样被驯化列队而行。可想像，在当时，这种电影观影或许是一种被迫的意识形态教育。这类影片在朝鲜并不能像讲述朝鲜人自己的民族叙事的影片自然得吸引观众入场。

《词典》在给我们带来一个对于日本殖民时期的朝鲜群众民族情怀的追忆以外，也反身得记录了一段被当下观众以遗忘的朝鲜电影史。在二月份，英国电影协会与韩国电影档案馆合作，展映了一批在日本殖民时期的制作的电影。虽然它们在技法和叙事上稍显拙略，但是在历史纪录上确实珍贵的。只有通过影像的传承和再现，我们可以了解历史中的存有的社会矛盾和人们的公众情绪。

《词典》讲述了韩国被殖民时期，一批有志之士冒着生命危险在地下完成韩语词典的编篡工作。故事还是一贯的市井小人物救国，韩国大多数的主旋律电影几乎都是，粗鄙的小人物，喜感十足，被崇高理想打动而献身。娱乐效果很强，可以说有利有弊。 弊端不是说讲小人物不好，而是韩国电影的小人物形象太过于模式化，受好莱坞电影的影响太重。这种喜剧，人物的行为略微浮夸，在细节上也不能深究，所以失去了不少深刻性。同时也有利于传播，毕竟通俗。 这种风格的喜剧国产电影也做了不少的尝试，比如开心麻花，但是故事上都更单薄。而有些电影，更是错误的尝试。比如这类娱乐片所常见的，在某个节点，英雄们集结登场亮相，由于电影本来风格就浮夸，也不会让人很出戏。但像《我不是药神》里刻意的造型登场就不同了，非常突兀，不应该在现实题材中刻意使用。

这是一部很典型的韩式主旋律电影，类似《暗杀》、《国际市场》、《军舰岛》等片。电影的叙事手法并不新鲜，从小人物视角叙家国情怀，笑中有泪，讲述了朝鲜语学会在日本殖民当局的强烈打压下，秘密编纂朝鲜语词典、保存朝鲜民族语言文字的故事。

我的感怀并不在电影本身，而在于电影并未展现的殖民时代末期（上世纪40年代初）的复杂与暧昧。

对于朝鲜人而言，这段时期无疑是进入殖民时期后民族的“至暗时刻”。

三一运动后短暂的“文化统治”带来相对自由宽松的空气，随着浪漫大正时代的落幕一去不返，随之而来的是昭和前期狂热的法西斯主义。尤其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朝鲜半岛作为连结大陆的跳板，自然被裹挟进了战时动员体系。日本在朝鲜实施了严苛的统治，强制推行国语（日语）教育、创氏改名、关闭朝鲜语报刊，欲将朝鲜人改造成忠诚的“皇国臣民”。这便是《词典》所讲述的时代背景。

如果说支撑整部电影的主线，是朝鲜语学会所代表的坚韧不折“抗日”分子，另一条不容忽视的隐线则是“亲日”分子，如在报纸上撰文鼓吹“内鲜一体”的尹致昊，被林先生泼粪大骂的李光洙、朱耀翰，以及男二柳正焕那位担任校长的父亲。这条隐线虽在电影中被一笔带过，以映衬前者抗日之决绝，然而若回归到殖民末期的历史情景中去，后者方是当时的主流。

除“亲日”之外，这些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曾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因而不同于纯粹为了获取个人利益的卖国求荣（所谓“韩奸”），也不同于被胁迫无奈的亲日（如电影中为了救自己狱中的妻子而向日方告密的闽同志），而是深思熟虑后主动的亲日。

这种思想转向，或曰“变节”，显然无法简单归结为来自日本单方的外部压力，抑或这些知识分子个人的道德沦丧。

近年来逐渐跳出民族主义视角的韩国学界，针对“亲日”的研究也逐渐兴起。主流的观点认为，韩国知识分子大面积由抗日转向亲日的转折点是中日战争的爆发。

在朝鲜知识分子眼中，这场战争是日本所代表的亚洲力量登上世界舞台的世界史时刻。作为朝鲜独立运动空间的中国国土的步步沦丧，以及借由战争再次感受到的日本帝国的力量，令朝鲜知识分子产生了“可能再也无法求得民族独立”之绝望。

可以说，曾经对于独立的渴望有多深，绝望便有多深；绝望有多深，变节的动力便有多强烈。以至于当时鼓吹废除朝鲜语、彻底同化的言论往往出自朝鲜亲日文人，而非主导皇民化运动的朝鲜总督府——时任第七任朝鲜总督的南次郎虽在任内强力普及国语（日语），但并未主张完全废除朝鲜语，甚至不止一次表示：“要尊重朝鲜人的特性。”（这并不是为殖民者说话，而是提醒我们不要忽视历史事实之复杂性）

电影中，男二无法理解早年积极抗日的父亲缘何“突变”为亲日分子，恐怕还是他还年轻，尚未尝受过父亲那般长久默默抗争而希望无觅的感受罢。

既然独立无门，朝鲜知识分子便转而追求成为日本帝国内部真正的一份子，“血肉统统化为日本人”，来消除朝鲜人长期所受日本人的歧视与压迫，真正摆脱“被殖民者”的身份。

正如李光洙在光复后的自我辩解：亲日是为了民族，为了消除“内鲜差别”。这种“亲日即爱国论”，便是片中男二父亲大声喊出的“变节宣言”。

当时日本鼓吹通过战争建设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等言论，更使亲日文人看到了摆脱“被殖民者”身份的希望。由社会主义者转向为亲日文人的印贞植在与汪精卫1940年的通信中如此写道：

“朝鲜青年将成为帝国的忠实臣民，助汝推翻蒋介石政权。自高句丽时代起就扬名海外的朝鲜武士的英魂，如今与日本固有的武士道精神合体，必将成为新东亚的伟大推动力”。

他主张朝鲜人应积极参与侵华战争：

“朝鲜并非殖民地，而是基于“内地延长主义”的日本帝国的一部分，将朝鲜青年送上战场，有助于朝鲜民众获取与日本国民的平等权利。”

这种逻辑细思极恐——只有通过沙场上的鲜血甚至死亡，朝鲜人方能成为真正的“日本人”。

对于另一些亲日文人而言，亲日思想则直接继承自传统的朝贡体制思维。譬如尹致昊认为朝鲜的理想模式在于，像苏格兰（而非像爱尔兰一般）被英国同化一般，真正纳入日本帝国。他提出的“内鲜一体论”，便在无意识中沿袭了东亚传统世界秩序观——从尊华到亲日（几乎毫不费力地无锋对接），无非是将从前对中国天子“德义”的认同，转向了天皇。

在我看来，朝鲜知识分子大规模“变节”虽发生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后，然而其种子却孕育于上一时期的“文化统治”，换言之，变节更是现代性怀柔的产物，而非殖民统治野蛮胁迫的产物。

当然，也有研究者主张“变节”的知识分子并非主流，更多有良心的知识分子选择了沉默与封笔，因此不为人知。这些弃笔文人之无声抵抗，以及普通人之坚韧日常，绵密感人，却难以电影等戏剧化的方式呈现，有待历史研究者慢慢挖掘一一道来。

换一角度，对于日本帝国而言，电影中展现出其穷凶极恶之状，讽刺的是，恰体现了帝国的虚弱。反倒是大正时期在朝鲜放开报禁、让人说话的“文化统治”时期，方是日本帝国在朝鲜最为自信的统治“高光时刻”。

日本在三一运动后朝鲜人独立精神全未退潮的20年代，允许朝鲜语报刊掌握舆论权力，而在朝鲜人的抵抗性几乎完全丧失的40年代，竟做出废除朝鲜语报刊的决定。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用韩基亨教授的话来说，这是因为，帝国的国力与气度因为在亚洲战场的疲于奔命而走到了尽头。

也正是因为帝国气数到了尽头，呈现出疯狂之态，我们才在电影中看到残酷的殖民者与英勇反抗的被殖民者之间鲜明的对立。

然而试想，如果日本并未迫于太平洋战争及中日战争之战线拉长而走向疯狂，如果“文化统治”时期再拉长十几二十年，会是一番什么景象？当下的韩国会否如台湾一般，对日治时期怀有陌陌温情？

历史容不得假设，却总忍不住教人浮想联翩。

作者申明：本文原创，谢绝挪用。若转载此文，请文首尾标明作者姓名及原文链接，并保持文章的完整性。

民族如何存在，在语词和对语词的自我阐释当中。书面语和口语，是一体之两面。前者负责留下印痕，后者负责日常实践。口语和文字书写的交汇点有二，一是教科书，二是字典。一个看场子的混混，会为一本苦情小说哭泣，只因为他习得了文字，而不只是囿于口语。一个编字典的学者，会困惑于某个词的地方用法，则由于他未必了解方言的运用。日人千方百计泯灭殖民地的语言和文字，借此斩断它们所敌视的文化经验。这让编写字典变成了一种谋求文化生存的努力，先集思广益编成字典——规范文本，再让它开枝散叶。蒲公英，是这种文化最恰切的象征。最欣赏电影院里开会的一段，本应发挥日人统治力的空间，转变为商谈文化存续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