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日灼人1994

(评的是话剧版）

        当意识到为了看这个话剧，我已经花了30镑票钱、35镑交通费和15镑额外的午饭钱之后，我在心里暗暗祈祷：千万别让人失望啊，这80英镑本来可以用来买30盒鸡蛋或两顿火锅或一条连衣裙的呀。
        《Burnt by the Sun》没有让人失望。
        看到一半的时候，还是有点失望的。当Mitya义正词严地讥讽Sergei的时候，我又看到那种熟悉的“正义者谴责堕落者”的黑白分明。但是该话剧的第二部分戏剧化打了一个U-turn，整个故事骤然立体了起来。
        故事发生在1936年的苏联。Sergei是个苏联将军，Marousia是他的年轻妻子，Nadia是他们可爱的女儿。他们一家，以及Marousia的众多亲友，到湖边渡假。快乐的假日被一个突然的来访者打断：Mitya，Marousia的旧情人，在消失了12年之后突然造访。他指责Marousia背叛了他们的爱情，卖身求荣投靠了将军。Marousia则指责他当年不辞而别。一个丑陋的事实逐渐浮现出来：当年Mitya不辞而别是Sergei暗下的命令：为了得到她，Sergei秘密将他派往巴黎做情报人员，Mitya为了“回到故乡的机会”而接受了任务，却一走12年。然而Mitya真的是“不得不”做特务吗？Sergei质问他：你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你出卖朋友，做秘密警察，双手沾满了鲜血，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回到故乡的机会”，你才是卖身求荣的刽子手。然后一个更丑陋的事实浮现出来：Mitya此行，是以秘密警察的身份来逮捕Sergei的——1936年，正是斯大林党内清洗的前夜。
        如果说该剧有个中心思想的话，它可以用Mitya和Sergei之间的这段简短对话来概括：
        Mitya: 你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是被迫的！
        Sergei: 不存在所谓的被迫，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只要你愿意为之付出代价！
        “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也就是说，不是，或不仅仅是，斯大林的邪恶，不是，或不仅仅是，克克勃的淫威，不是，或不仅仅是，古拉格群岛的恐怖，造就了肃反清洗的恐怖，是每个人——每个普普通通的人——当时作出的选择。专制能够得逞，不可能靠一个人的伎俩，它一定是成千上万人合力的结果：是他们的“协助”，或至少他们的沉默，为专制者铺好了台阶。
        就是说，虽然Mitya当初无奈做了特务，他不是无辜的，因为12年的浸染已经使他成了制度本身；虽然指控Sergei是“德国间谍”完全是污蔑，他也不是无辜的，因为清洗之前他是那个制度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之一。甚至Marousia和家人也不是无辜的，正是他们十几年的沉默让这个制度越来越坚固。当Marousia的奶奶不断追忆“解放前”的音乐多美好时，Sergei问：如果你们真觉得过去的时光多么美好，你们为什么不站出来捍卫它呢？你曾经有机会选择。
        “你曾经有机会选择”，道出自由主义的要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自由主义是关于政府角色的理论，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关于个人责任的理论——因为正是个体在其日常生活中对自由的实践，使得限制政府专权变得可能。一个自由制度就象一条公路，没有无数清洁工、修路工持之以恒的清扫修补，它将很快在风吹日晒中退化为荒野。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最小政府”的前提恰恰是“最充分的个人”。人类通过左翼或右翼极权主义逃避自由的冲动也由此可以理解，因为越大的自由意味着越大的责任，因为一个自由的人注定是一个精神上的孤儿，他无依无靠，除了自己的头脑和心灵。
        看这个话剧，不能不想起中国曾经的残酷政治运动。从80年代到现在，“伤痕文学”层出不穷。上至老右派，下至红卫兵，几乎人人都自称是牺牲品。也许所有这些人都应该去看看《Burnt by the Sun》，那么他们也许会明白：如果你曾经在文革早期曾积极批斗过别人，那么你在文革后期被赶下去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经在大跃进中强迫农民交出不存在的藏粮，那么你在四清中被批斗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经暴力剥夺“地富反坏右”的财产，那么你在公社化运动中眼睁睁地看着自家粮食被村干部抢走时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经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个委员称号那个职务待遇，那么你被打成右派时就不再无辜……如果你在这一切运动中一直保持沉默，那么当你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机器中血肉横飞时，你要知道，不是别人，你，你自己，是自己的掘墓人。
        当然，今天去苛责历史人物也许太奢侈。在肉体毁灭和精神毁灭之间的选择，也许根本就不是自由。专制制度的残酷，就在于它让个体在这种“不可能”和那种“不可能”之间进行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说，生于长于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未必更好，只是更幸运而已。也许任何时代的人可以做的，只是在“可能”变成“不可能”之前，及时地说不。

    什么叫人性的悲剧？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本来单纯的、善良的人，经历种种事件后，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残酷的人，曾经单纯的过去更像只是躯壳，让异化的种子在体内生长，最终完全不同的“异形”从躯壳中奔出，制造更为恐怖的事件，孕育更多这样的“异形”。《烈日灼人》是部悲伤的电影，在一片田园生活般的无忧无虑之后，我看到是最后的血泪，还有片中的米迪亚，一个异形最后的自我毁灭，看的人心里拔凉拔凉，思绪万千。

    故事的开始我们看到一个显的肉身沉重的年轻人，他两眼无神，他有些犹豫的想要自杀，接着，故事真正的开始，向我们展示他真正沉重的罪孽与困惑。在一派田园风光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老将军科托夫和他美丽的妻子玛露莎，还有活泼女儿的快乐生活，本片也以一个侧面细节来验证科托夫曾经的辉煌，一队坦克要从田地通过，科托夫听闻村民求助，马上出马，对方战士和指挥官一听他名字，立刻掉转车头走人。之后，又来了一个面容清秀的年轻人，他就是米迪亚，他显的一副单纯而又无忧无虑的样子，同时与玛露莎透出一种暧昧的关系，直到一天他与科托夫的女儿一起玩耍中讲起一个故事，我们才知道他的经历，他曾经是旧时代的贵族，他曾经与玛露莎相爱，在那时代变革的时候，不得不与玛露莎分离。此时的他让我心生同情，以为这仅仅是一个时代背景下的爱情悲剧，以为接下来会有昔日恋人的爱恨交加，哪里知道，更大的人性悲剧从米迪亚当年转身的一刻就已经开始酿造。

    我们可以想象革命前的俄罗斯，出身良好的米迪亚一定与玛露莎无忧无虑的享受生活，享受爱情，直到一场巨变将其从高处摔下。他是个年轻人，一个当时阅历不深的“单纯人”，他无法轻易克服面对死亡的威胁的恐惧，他无法轻易压下年轻人要功成名就的激情，他无法轻易平缓得知恋人嫁作他人妇的情绪风暴，特别那个男人还是曾经带给他痛苦的敌人。他选择了顺从那个体制，在生活的磨难中，他体内已经开始孕育“恶”的胚胎，他在茫然中选择了任残酷在体内生长，他开始忠实于领袖，开始以外在的残酷对待敌人，却脸上依然带着微笑。当他成为斯大林“大清洗”的打手，来到科托夫家时，体内的异形已经几乎占据他的本性，他已经几乎开始下意识的执行领袖的死亡指令，他同时带着微妙的复仇和权利炫耀般的心理折磨着一个家庭。科托夫曾经是个带着理想的红军战士，他无法预见后来时势的无常，带着理想主义的激情，将米迪亚们赶出祖国，也正是他拨下了这些人心中异化的种子。科托夫和米迪亚在树林中一段摊牌式的对话表现着两人心理的动荡，米迪亚激动的历数自己所受到过的屈辱，想让自己的残酷变的合理化，而科托夫平静的揭穿他的当时的懦弱与今日心灵的扭曲。

    当大清洗风雨欲来之时，在这种悲剧将至下的生活中，一切含情脉脉都成了更灼人的伤痛，因为当事人明白，它即将被终结。科托夫的女儿是那样纯真，与父亲间的融洽与欢乐让人感觉到她和父亲间深深的感情，他们欢闹，他们嘻笑，却一步步靠近灾难。小女孩还无法体会父母一辈们的恩怨情仇，她更无法体会政治下的肮脏龌龊，所以她与米迪亚也亲近无比，听他讲述那个隐含她父母的历史的故事，却不知这位叔叔微笑下潜藏怎样的杀机。无论科托夫对自己即将被控诉的罪行如何愤怒，无论米迪亚此时的心灵已经如何扭曲，他们的心还有着柔和的一面，所以，就如《美丽人生》中一般，直到米迪亚将科托夫押解而去，两人都向小女孩隐藏着即将到来的真相，营造着欢声笑语般的气氛。科托夫直到最后都极力保持尊严，他穿上当年的军服，面对侮辱奋力还击，哪怕被打的血流满面，斯大林对曾经的战友举起了屠刀，曾经的斗争对象米迪亚却成为马前卒，这不能不说是种悲剧般的讽刺，而这样的悲剧却不仅仅曾经在苏俄大地发生过。

    忘不了本片后面的一个镜头，米迪亚带走了奄奄一息的科托夫，而为庆祝解放活动准备的斯大林气球冉冉升起，斯大林巨大的头像反射着烈日，挟裹着众多“异形”的力量灼烧着众多人的幸福、爱情和生命，给人类文明刻上伤痛的印记。米迪亚的背后是时代的悲剧，当为领袖效忠后，目睹“仇人”被杀，昔日的恋人入狱，片刻的扭曲快感很快被空虚代替，我相信他清楚自己正在变异，清楚他已经成为一个怎样伤害同胞的怪兽，并且正在变的越来越糟，他选择了苦痛中的自我救赎，倒在浴缸中，血，染红了整个浴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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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独自凉

1986年引进的前苏联电影《两个人的车站》，尼基塔•米哈尔科夫扮演了一个叫安德烈的列车员，使大陆观众第一次领略了他作为演员的风采。时至今日，米哈尔科夫已是蜚声世界的大导演，被誉为俄罗斯的斯匹尔伯格。

米哈尔科夫生于莫斯科名声显赫的艺术世家，外曾祖父瓦西里•苏里科夫和祖父皮奥特里•冈察洛夫斯基均为沙俄时期著名的画家；父亲谢尔盖•米哈尔科夫是著名诗人、前苏联教育科学院院士，苏联国歌、俄罗斯新国歌的歌词作者；母亲亦是诗人；哥哥是名导演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

在家庭浓郁的文化氛围的熏陶下，米哈尔科夫对文学、影象艺术如痴如醉。1977年，32岁的米哈尔科夫根据契诃夫未完成的小说《没有父亲》改编的影片《未完成的机械钢琴曲》（又译《失琴声》），获得了巨大成功，先后获得多个国际奖项。

1994年，米哈尔科夫导演并和女儿共同主演了献给“大清洗”的牺牲者的《毒太阳》（又译《烈日灼人》），淋漓尽致地显现了斯大林时代普通人的悲惨命运。影片一经上映立刻在俄罗斯和世界影坛引起了轰动，荣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在北美取得超过2亿美元的票房收入，奠定了他世界级导演的地位。

由斯大林一手策划、发动的“大清洗”运动，掀开了前苏联历史上最恐怖和黑暗的一页：1934年12月1日，苏共政治局委员谢尔盖•米•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青年党员尼古拉耶夫暗杀，处心积虑要清除异己的斯大林终于找到了借口，一场针对苏共内部及无辜人员的大规模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就此拉开了序幕。当天晚上，苏共中央便根据斯大林的建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

“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

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决议为大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敞开了制度的大门，成为嗜杀成性的斯大林清洗政治对手、残害无辜的重要工具：任何人十天之内被屈打成招即可未经审判执行死刑。

丧心病狂、杀人无算的大清洗，最终为苏共的灭亡和前苏联的解体埋下了伏笔。斯大林执政时期究竟迫害致死、流放、关押了多少无辜的人，学界说法不一。1999年，俄罗斯学者阿•利特温《俄罗斯学界“大恐怖”研究的历史编纂学》做了一个总结：“从（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初期，共有3778234人被逮捕，其中786029人被判死刑”，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不同时期为清算斯大林的罪行而做出的统计数字基本相符。

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被红色暴力机器疯狂碾压的血腥场面，斯大林这颗“毒太阳”活生生地将春色无边的人间化为腥风怒吼的地狱。

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毒太阳》，把情敌之间的争斗贯穿到时代的大背景当中，再现专制暴政如何最大限度地释放人性的恶：1936年夏天，红军师长、战斗英雄科托夫和妻子玛露莎及小女儿来到乡间别墅度假，玛露莎青梅竹马的恋人米迪亚突然到访，打破了这个家庭的宁静。

米迪亚出生于一个只准讲法语的贵族家庭，双亲均遭苏共镇压，为求自保和早日回到玛露莎身边，精通法语的米迪亚被迫前往巴黎，成为契卡（克格勃的前身）的秘探。下令让他背井离乡的正是玛露莎的丈夫科托夫！

米迪亚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出卖了八名白军将领的下落，得以回国了结私人恩怨。最后，契卡逮捕了科托夫，以叛国罪将其秘密处决；心灰意冷的米迪亚在浴缸里自杀；玛露莎被判十年监禁，1940年死于狱中••••••

影片将个人命运和时代风云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与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和谐”并存，形成强烈的反差；“毒太阳”以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球的超现实形象多次出现在镜头里，它穿过河岸、白桦林、客厅，具有毁灭一切的可怕能量，寓意斯大林暴政肆虐大地、荼毒生灵，反人性反人类反对美好的一切。

作为苏维埃富于传奇色彩的战斗英雄，科托夫知道斯大林的热线电话号码，过着普通人无法企及的特权生活；受人尊敬的他，几句话就制止了苏军破坏庄稼的坦克演习，但仍然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被捕前，他久久地凝视着自己与斯大林的合影相片，沉默无语。他不会明白，他愿意为之献身的一切都是虚假的谎言。

科托夫从害人到被害的可悲经历，堪称红色恐怖之下人人自危、风声鹤唳、朝不保夕的一个缩影。

联想起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在1958年中共军委扩大会议上，主持了一场反教条主义运动，将萧克、李达、郭天民等十几个高级将官打成了“反党分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仅过一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彭德怀成为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的主要批斗对象。12年之后，整彭德怀整得最狠的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

在黑暗的斯大林统治时期，洁身自好、置身事外、与世无争只是一个幻想，时代的旋涡容不得你有半点犹疑，如果被诬陷也只有听天由命，无孔不入、无所不用其极的契卡成了地狱使者。

米迪亚本身是个受害者，要想在邪恶的体制之内生存下去，过上“美好”的生活，只能变成一匹野兽。当汽球吊着斯大林的巨幅画像在金黄色的麦田上空冉冉升起，风吹皱了画像，斯大林的微笑顿时变得和米迪亚的一般狰狞，令人毛骨悚然：没有万人仰望的斯大林，米迪亚不可能复仇成功。他的自杀，表明对这个疯狂、冷血的世界已彻底绝望。

《毒太阳》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没有刻意去塑造什么英雄或小人：科托夫是个好父亲、好丈夫，豪爽、大气；完全被动的玛露莎旧情难忘；米迪亚擅长恶作剧，爱好音乐----普普通通的他们都被扔进了时代的搅肉机，要么害人，要么被害，或者兼而有之，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人还是魔鬼。

影片里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也饱含象征色彩：从头到尾都在迷路的卡车司机，似在控诉前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找不到出路和方向；仅仅因为卡车司机目睹了契卡毒打科托夫的暴行，这个完完全全的局外人便在光天化日之下惨遭杀害，是为斯大林体制草菅人命的真实写照。
 
冷酷的成人世界弥漫着谎言、杀戮和背叛，而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在父亲（科托夫）踏上不归路时依然兴高采烈地学着驾驶汽车，令人心碎。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秘密报告里，首次使用了“大清洗”这个字眼：苏共“在1936－1938年这个时期，开始在国家机关当中大肆清洗”，“大规模清洗是在反托洛茨基的运动后”。报告于1956年3月5日经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下发各级党组织，代表了前苏共中央的观点。

作为苏联体制性的罪恶，大清洗借助有重大人格缺陷的斯大林达到了顶峰。“毒太阳”即为前苏联体制和斯大林合二为一的恐怖意象。

据美联社报道，《毒太阳》的续集已经开拍，俄罗斯总理普京今年6月曾亲临影片的拍摄现场，坐在导演的座位上观看了拍摄过程。观众感兴趣的是，前苏联解体后，在米哈尔科夫的眼里会是一番什么摸样？

   

   

       俄罗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拍摄的《烈日灼人》上映于1994年，同年便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和次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我对这部电影耳闻已久，决定静下心去看却是见了《电影世界》上半年评出的五十部最伟大的政治电影的榜单后——也是出于对政治学、极权主义和反乌托邦电影的一点兴趣以及对《电影世界》的一点信任。看完之后方被它强大的戏剧张力震撼到。
    一 惨烈历史下的家庭流变
    关于极权主义政治的电影，之前也看过一些。用一个家庭在风云变幻中的遭际流变来映射整个时代的悲欢，是这种容易具有史诗感的电影比较常用且观众也较为接受的手法。国外像《再见列宁》《通往自由的道路》，国内像《一江春水向东流》都是较为典型成功的例子。
    《烈日灼人》的背景是近代人类历史上和文革同样黑暗可怖的斯大林“大清洗”运动。故事其实并不复杂，尤其对于在本民族历史中可以找到许多相似叙事文本的我们来说，甚至有似曾相识之感。先大致介绍下人物关系和情节：支撑整个叙事的主要人物是三个人：红军将军科托夫、科托夫之妻玛露莎、玛露莎青梅竹马的前恋人——没落贵族米迪亚。一个典型的“革命”时期故事就此产生：米迪亚失踪了12年重新出现，打破了将军一家度假的安闲平静，他与玛露莎的旧日纠葛、互相责备又使被隐瞒多年的可怕真相浮出水面——正是科托夫的操纵才使得米迪亚弃家离爱远走他乡。而最为神秘丑恶的一环也随着剧情的深入逐渐清晰，那就是米迪亚的真实身份和他再度出现的真正原因：当年科托夫强派他去做情报人员，却不知，米迪亚此行，是以秘密警察的身份来逮捕科托夫的——1936年，正是斯大林党内清洗的前夜。
    和同样刻画了一女两男三人间微妙关系的《小城之春》不同，本片在人物关系上除此之外，还展现了这个家庭中众多其他成员——玛露莎家人的常态：沉浸在对往日生活回忆、不断追忆“解放前”的音乐多美好的奶奶，被重新教育、仍坚持“人之初，性本善是法律的基础，即使罗马的法律也是这样”的，夹在俄罗斯传统文化和新马列文化间的知识分子叔叔，学究的阿姨……这个家庭的基础是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式的，在这几个人物身上可明显窥见1917年之前和之后的分野以及变革对人们生活的改变。很多行动、细节是隐晦而有寓意的：奶奶小心翼翼地将1917年前从国外带回来的药倒在河里，“因为它们已经失效了”；叔叔口中的“樱桃园”，是借契诃夫之口说知识分子的错位感。
    二前松后紧的戏剧张力
    前面漫长甜蜜家庭生活的平静铺垫，和片尾迟到的暴烈变故形成最鲜明的对比，极强的戏剧张力令人在强烈的错愕震撼中思考悲剧的根源。
    电影除片头序幕讲米迪亚现状的一个侧面、片尾的悲剧结局外，全聚焦在科托夫大家庭的“甜蜜”生活上，这占据了极大篇幅。从大的事件来说，这家庭生活是一个平静——打破平静——恢复平静——再打破平静，悲剧结尾的过程。开端的家庭洗澡段落即将休假中三口之家的天伦之乐展现无遗，将军拯救乡亲的麦田展示了他的强力及在军中、国中、民中的地位，也让观众对其产生认同感。第30分钟米迪亚到来，以极为滑稽的方式继续影片的欢乐基调；重新聚首的大家庭话旧谈今、探亲跳舞，其乐融融，三人间的微妙关系靠演员眼神、景深镜头的引导来表达，女儿的天真浪漫更起到了穿针引线、巧妙化解矛盾的作用，有时看似插科打诨的闲笔实甚巧妙；到第 82分钟明了真相的妻子情绪失控，二人争吵，但随之丈夫的温存、现实的难以改变又让他们很快和解，家庭生活重复平静；第105分钟将军和米迪亚正面冲突，互相谴责对方罪责，但对家人、女儿的共同钟爱使得二人即便如此，还是达成协议，努力维持暴风雨前的平静，将军放下身段，等警察一来就悄悄上车。直到最后的高潮到来——抓捕将军的车终于开到，不明就里的女儿和家人天真地向他们表达友好，着装整齐的将军和警察一一握手，奶奶阿姨在米迪亚指挥下唱起了抒情的歌曲，插科打诨的将军藏着心中悲凉，带给家人最后的欢乐——她们始终相信他去参加完会议就会回家。全景深焦环绕镜头下家人的融洽吻别和俯拍特写下警察们的大汗淋漓、错愕疑惑对比鲜明。
    温情段落在女儿下车后伴随着舒缓音乐的终结而彻底结束，发生在逼仄汽车后座，突如其来的暴力群殴格外惊心动魄。镜头用不完整构图展示的只是警察们纷杂的拳头、狰狞的面孔，配合声嘶力竭的打斗声音以及镜头深处旁观司机目瞪口呆的神情，将赤裸裸的暴力恐怖展示在观众面前。如果说这展示的是肉体上的恐怖，那么接下来的才是更深层的精神恐怖，足以让人毛骨悚然：当悬挂斯大林巨幅肖像的热气球升起之时，昔日的受害者，今天的特权阶级米迪亚不由自主地右手痉挛着握成敬礼状，面孔扭曲，眼睛里说不清是悲伤绝望还是驯服的恶毒。 这是电影中我最难忘的一个镜头，每次忆及都感动深入骨髓的恐惧。
    与此相似的是《长别离》中已沦为失忆流浪汉的二战士兵听到未婚妻呼喊自己的名字，突然间站住，沉重地转过身，异常缓慢地高举起双手，就像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囚犯……这些细节是电影中神来之笔，极简又精准地描摹出人类隐秘的内心世界。
     三 可能与不可能之间——个体在历史中的选择
     我一直在思考，个体在历史中真的是选择的吗？最初我认为，个体生命只能被历史机器无情碾过，化成炮灰，别无更多选择。但看了不少讲二者关系的作品，仔细思索，却又不全然如此。就拿将军来说，他被以间谍的罪名被抓捕谋杀确实冤枉也违背基本人道法律，但他确实又利用过职权迫使另一公民成为情报人员，抢走其爱人；他的其他战友被斯大林匪帮定罪、谋杀时，他又保持了沉默。说到底，他是不合法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而米迪亚，他的确受害在先，“你们拿走了我的一切，我的生命，我的职业，我的爱人，我的祖国，我的信仰……”可科托夫反问：“谁迫使你？这就是你回来的原因吗？来享受，在痛苦中欢乐？”换言之，就是“不存在所谓的被迫，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只要你愿意为之付出代价！”
    就像我最喜欢的公知刘瑜所言的，“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小到本片，没有一个人真正无辜，“12年的特务生活浸染已使米迪亚成为制度本身”，他的双手已沾满被违法清洗的生命鲜血，他“回家”梦想的实现靠的是其他无辜生命的牺牲；将军本身是罪恶制度的利益享有者，“甚至他的家人也不是无辜的，正是他们十几年的沉默让这个制度越来越坚固。”理性来看，正如柏林墙倒塌后，法官赛德尔所说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那时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这是你应该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每个制度中的个体都有“枪口向下一厘米的权利。” 可《朗读者》中的汉娜没做到，本片中的将军和米迪亚没做到。每涉及这个问题，我都想设身处地地去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想我会怎么选择，但真的太难了。对于历史中的个体，理性上我们要求他们明智勇敢地承担作为有常识的人和公民该承担的义务，但感性上还是希望更悲悯一点，理解他们的艰难。
   四 意象：火球、迷路的司机
    片中火球“呼啦啦”地运动着灼过画面中场景，印象中有这么两次。
    第一次，第80分钟米迪亚向小女孩讲述实为自己以前家园美好生活和无奈被迫离家的“童话故事”，大火球轰隆隆地穿过房间，照过墙上贴的唯一能看到旧日生活痕迹的照片，消失在树林中。我想，这是暗示极权制度毁灭了他们之前正常的生活，俄罗斯人民的家园、传统文化、精神信仰统统乃至整个俄罗斯大地都遭到灼伤毁灭。
片末米迪亚自杀后，火红的圆球又照过房间钢琴上的曲谱，最后消隐在窗外顶有红星的高大建筑后面。他以回家为生活下去的唯一目的，但却发现，自身的一切信仰早已崩塌，家园也已毁灭，自己早也不是记忆中的自己，荒芜的制度下，扭曲的自我只能献祭了。
   还有片头、片中多次出现的旋律：“天上的烈日灼人，深红的大海不息奔腾……黎明时你告诉我，你对我的爱情不再。我的心中没有痛苦悲伤，却被恐惧紧握。在柔和的晨光里，你带走了明天。让我们就此遗忘，事情本不该这样。我想这是我们共同的过错。”说的是爱情，更是极权政治下人们的整个生活。对，“这是我们共同的过错”，我想这是这部电影更值得反复观看、引人思索的原因所在。
   最后，表达一下自己的良好祝愿：希望世界上再不要出现第三个毒太阳，也再也不要有毒太阳赖以滋生的土壤。

两千多年以前，柏拉图就在“洞穴隐喻”中清晰地指明了精神世界的唯一出路，那就是：走出幽闭的洞穴，直面灼热刺人的光芒，走到被光明照亮的康庄大道上去；所有关于未来的可能性，都只有在洞外的太阳的直射下才能完全释放。
太阳意象是永恒的诗学命题。在集体无意识的沼泽中，“太阳”始终维持了一个正面的史诗英雄形象。作为最重要的文化象征物，它的出现，总是意味着光明、勇气和希望的来临，以及灵魂的得到救赎；它的形象本身，则早已经凝结成了“永恒”。
对太阳的向往和希冀，就这样在诗意的表述中成为了坚固的超越性的象征，突越过时间和空间的重重隔阻，在文化的迷宫花园中四处留下自己的身影：它既是一种亮度的象征，也是一种温度的隐喻。从地球的运行状况来看，可能对太阳的威猛视若无睹的，大概只有那些身处在高纬度地区的民族了。
常年笼罩在西伯利亚凌冽寒风吹袭下的俄罗斯，曾在“太阳”的渺远光照中隐约看到过未来的希望。那团到来的希望之光，是和19世纪的俄罗斯民族文化启蒙关联在一起的。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的名字，镌刻在这座启蒙的圣杯上，他被人们崇敬地称为“太阳之子”，他的诗作传遍了整个俄罗斯大地，他的光芒照耀着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他的名姓成为了民族精神的标志，神圣而不朽。在很多外国人的眼中，他就是俄罗斯的代名词。
只有俄国人自己心里明白，普希金是一团突然乍现的光焰，是这片黑色土地上的一次文化意外。他有着极光般无与伦比的美丽，却无法在北方冰冷的天空留下一点点温和的暖意。更多的时候，他像是一个无用的符号，光鲜而徒劳地辗转于各种版本的诗学史著述中，流为人文工匠手中仅供点缀的花边。“太阳之子”的尴尬命运折射的，正是太阳本身在俄罗斯文化中的晦暗不明。
作为象征的太阳，在语义学的角度原本应该是温度和亮度双重指向的结合。也就是说，太阳这个光明的物体，不仅是可以以强大的真理之光照亮他物的，同时也是能够提升被照耀者的温度、慰藉他者心灵的。没有照拂卑微心灵的那一面，再强势的光源也不可能成为希望的载体；相反，它会变成一种压迫性的暴力，借助自己的光亮，残酷地把对象暴露在冰冷的理性绞架下。
笼罩在俄罗斯天空上的太阳，在光和热的两个维度上恰恰是不平衡的。一方面，昼夜时差的加剧带来了更长久享受日照光明的希望；另一方面，偏远的照射角度也使得抵达那里的太阳的温度减弱，难以抵挡幽冥刺骨的西伯利亚寒风的侵袭。光明过度但却希望不够的太阳，还能否承担起“太阳”意象的伟大使命，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事情。
在尼基塔•米哈尔科夫的电影《毒太阳》中，所谓的“太阳”就是一个发光发亮的橘红色圆球体，漂浮过所有画面。这个一再出现的巨大象征，给画面中的人和物都洒下了明亮的辉光，确立了影片田园牧歌般的诗意基调。然而，事实上，这是一部反思斯大林专政和30年代大清洗的电影。在太阳魅惑般迷人的光芒下，在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巨幅画像即将被竖立起来的一个周末，革命英雄科托夫一家被“平静祥和”地清洗铲除掉了。
如果说“太阳”意象是整部电影最重要的构成元素，那么显然，这个“太阳”是被阉割过的残缺语符，它的温度所指被集权的政治机器毫不留情地割除了。在耀目的光明里，个体的生命却得不到任何的保障。不论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卡车司机，还是声名在外的革命英雄，都随时可能丢掉自己的性命。奔忙在太阳底下的生命，看不到任何的希望。死亡的到来，甚至不需要任何的理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场蹩脚的救灾演习，人人戴着防毒面具在那里表演既定的程序。生活的一切都看上去光明，却给不了生存的勇气或希望。
从逻辑的角度看，一个太阳的象征缺失了温暖的维度，似乎很难在人的心目中获得恒久的认同。奇怪的是，这个残疾的被阉割意象并没有遭到普遍的质疑，相反，它成全了民众的节日狂欢。或许在米哈尔科夫看来，比起冰冷的太阳残体，更让人绝望的是主体的麻木迟钝。为此，他竭力塑造了一个安详和平的语境，所有的人都被美丽的光晕迷惑，以为自己生活在幸福中，尽情狂欢着。除了最接近权力顶层的科托夫，谁也没有嗅出残忍的血腥味道。即使是科托夫本人，在得知自己即将被秘密警察逮捕的时候，竟还抱着侥幸的幻想，以为斯大林同志的荣光一定可以庇佑自己脱离苦海。
柏拉图以来哲学坚信不疑的理性光芒，悄无声息地泯灭在了伟大领袖的荣耀下。没有人敢挑战领袖的神圣权威，正如没有人会意识到，太阳光辉的表面上其实布满了凹凸不平的黑子。这些毫不起眼的气体旋涡，无光无热，隐忍沉默，却是威胁人体健康的致命杀手。长期暴露在光照下的躯体，将会因为黑子的频繁活动被灼伤，甚至毁灭。
藉着黑子，“太阳”象征体中潜藏的毒性语义得以被揭示出来。太阳外在的形象固然伟岸而魅惑，但它的体内，充满着致死的毒素。贪恋于阳光的照耀，必被太阳之毒所伤，死于艳阳高照的美丽风景中。
太阳毒素的危害，在自然科学的领域内早已被人所熟知。然而一旦进入到象征的体系内，它那无所不在的荼毒却往往被忽略了。在太阳的象征语义中，人们迷信于那些正面的信息，解构掉那些负面的阴影，仿佛那些黑色的物质从未存在过。但如果翻阅过去一个世纪集权主义政体的历史，所能见到的恰恰是在光明而美好的幸福愿景中发生的许许多多残酷迫害和屠杀。
走过苏联集权专制时代的米哈尔科夫，在民主的时代用“毒太阳”的隐喻，表达了对历史教训的切肤反思。与之形成镜像对照的是曼杰尔施塔姆。伟大的诗人在1916年的时候命名了被黑色遮蔽的“黑太阳”：
今夜已无法挽回。
你在的地方，还有光亮。
一轮黑太阳
升起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上。
这个预见未来的诗人，用自己的一生印证了黑太阳的存在，并最终死在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的集中营里。

你，传奇上校科托夫，苏维埃的缔造者之一。你气宇轩昂、正气凛然，你对祖国忠诚，对家庭热爱，你是一个好男人、好丈夫、好偶像。你无辜受害，被当作叛徒，秘密逮捕并处死，你被你所忠诚的政权当抹布一样折辱、虐待。

但是，你不冤枉。迫害你的这个魔鬼，是你、你们亲手打造的，你以为这个魔鬼只会侵犯他人，你以为你是超脱于它之上的，事实证明，当魔鬼养成，每个人都是祭品。

你对这个政权的未来充满希望，你对这政权对你、对斯大林的偶像化、神化安之若素且很享受。你得意于你能够获得的特权：一句口令就能终结一个军事行动；全家人可以随时去住高级别墅，有警卫有佣人别人谁都别想进；随时随地可以一个电话与斯大林本人取得联系。你一生中唯一的污点是利用职权把心爱女人的原来爱人派到敌占区去，你知道他不能不去，为了让自己良心安宁，你欺骗自己说他是有选择的，他去的原因只是因为他猥琐。你骗得自己和自己女人都信了，却不知道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在给这个可以利用权力横行的体制加上一块砖。

你们，缔造者们，将这个政权打造成了一个当权者可以肆意妄为的政权，你们允许且鼓励造神、洗脑、让群众向你们宣誓忠于你们、唱“妈妈说要听斯大林的话”的歌，你们禁止了个人选择，还把这种禁止美化——所有这些，科托夫上校，你都参与了。在你被捕之前，一群先锋队员对着你敬礼、宣誓要成为你这样的人的时候，在你的家人激动于来接你的车子之高档的时候，你有没有终于感到荒谬与虚伪呢？

你显然没有。在车上，你依然得意于自己有专线可以与斯大林通话，你说：“等我给他打过电话，你们这个机构就完蛋了！”你依然以为你们缔造的这个恐怖系统与你自己无关，依然认为自己是在这一套体系之上，是特权者，是统治者。你不知道，这个体系是一个魔鬼，它只会听命于掌握它的那个人——那一个人。你把他推到了那个掌握魔鬼的位置，你以为你是他的亲密战友，但是，当一个人拥有了魔鬼这样强大的武器时，他还需要战友么？

不可否认，你是一个好人——除了一次因爱而为的污点。可是你同意制造这一切、参与这一切。当你允许并享受这样的体系制造的差别时，你其实和斯大林没有区别，你是一个小斯大林，一个好斯大林。你的好是因为你没到那个位置，如果换你拥有操纵魔鬼的按钮时，你，一个曾经可以为爱戕害他人的人，会做出什么，已经可以想象。

当那个巨大的斯大林画像从地平线上升起，一个魔鬼缔造完成，他已经无坚不摧，已经雷霆万钧，已经一动手指就摧毁无数生命，在它之下都是蚁民。你，科托夫上校，曾以为自己不是蚁民之一，现在现实告诉了你：你也是。你怎么敢认为，在一个这样庞大的形象面前，你仍然有机会和他并肩站在一起呢？

你的罪就是幻想和他分享魔鬼按钮，魔鬼是不能分享的。你的错在于你帮他培养了这样一个魔鬼，还认为这个魔鬼会带领你的祖国、你的亲人们到达一个美好的未来。你付出了代价，你的亲人也付了。

所有的无辜者都一起付了代价。他们没有选择，而你曾经有的。科托夫上校，在最后的时刻，你有否后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