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2012

                                                       这不是一篇认真的影评，随便写写。

《沉默的大多数》里，王小波说他小的时候正赶上大跃进，大喇叭里天天高喊着亩产一千八，孩子们却饿得连铅笔和课桌的木头都啃。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和任何话语相比，饥饿都是更大的真理。

于是说到《一九四二》，跟《少年Pi》一样，说到底，不过都是讲了个生存斗争，人和肚子的故事罢了。不同的是，Pi是独角戏，真空环境，讲的是少年和老虎在海上饿着肚子求生的事儿；《一九四二》是群戏，携家带口逃避饥荒，扯不断的家族社会伦理关系。

《一九四二》不美，画面还赶不上《白鹿原》，更别提《少年Pi》，但不能否认冯小刚是个讲故事的高手，通篇下来，人物饱满，叙事挺有张力。

几个有意思的镜头。比如嫂子刚生了孩子，5天没吃饭。爹说煮了星星的猫，对不起她，没想到她只淡淡地来了句：“我也要喝猫汤。”就蹲到锅前，从怀里掏出一本书，一页一页撕开来当柴火烧了。从这一刻起，星星就全然摆脱了读过书的小姐身份，只剩下一个“人”的本性。家产被抢，连之前自己不吃饭也要喂猫的底气都没了。包括后来栓柱偷了美国人的饼干，偷偷拿给星星吃，想要趁机“弄了她”，星星仍是半推半就的，不说不给，也不说给，只是说等饥荒过去，就给他弄。跟家里的长工情深意切，一丁点身份架子也没剩下。

说实话，虽然当初栓柱冒死从当兵的手里救下星星，受了伤的时候，星星也曾含情脉脉地给他包扎伤口，但说到底，她还是个没义气的女人。为了肚子，扔下自己的爹，刚生下的小侄子，还有“情郎”，毫不犹疑就把自己给卖了。最初，当家的也是瞧不上栓柱的，刚出城的时候看见栓柱跟星星说：“有俺谁也不能欺负你”，满眼的嫌弃。可是到了这节骨眼子上，也抹起了眼泪，“哪个龟孙不愿把她给你哟”。栓柱是真冤，看上这么个无情无义的姑娘。

于是要说花枝。花枝从头就是个聪明理智的女人，栓柱没弄成星星，花枝第一个跑过来说：“我跟你弄，饼干给我”。星星一走，她又立刻说要和栓柱结婚，让他饿死之前也有个媳妇。可花枝却是个最有情感，有血性的女人。瞎鹿要卖孩子，花枝疯了似地骂，说她就是把孩子摔死，也不能卖了。后来瞎鹿夜里偷驴，让当兵的给拍死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花枝又原地等了三天，直到当家的说，再这么等下去全都得饿死，才又上了路。洛阳的窑子来挑人，花枝第一个被挑中，可她却带着两个孩子，和人家说：“挑一个大的，送两个小的，您合算。”

花枝和栓柱结婚，也是为了生存，她说栓柱有了媳妇，就能卖媳妇了。她自己做主，把自己卖了四升小米。临走之前，她跟拴柱说：“我的棉裤囫囵（完整）一点，咱俩换了吧。”于是两个人走进过人高的芦苇地里，缓缓脱下裤子。这个镜头有点像《红高粱》里面野合的场景，可花枝不是个浪漫的女人。她务实得很，做爱是做爱，为了填肚子，棉裤是棉裤，一码归一码。

都是女人，又想起《白鹿原》里的田小娥，也是快饿死了，一动不动躺在炕上。丈夫的叔叔来弄她，给她一块馍吃，她也给人弄。没人来弄，仍旧是躺在炕上，最后活活饿死。一点也没有生存斗志，没有主观能动性，比不上花枝。

其他也没什么可说的，仍旧是孤寡老头，消失在世界终点。不管是《活着》还是《白鹿原》还是《一九四二》，老头永远看尽人世变迁沧海桑田，生命力堪比绿巨人。

《一九四二》还是沉重了点，即使字幕显示花枝和星星都活了下来，看完还是如鲠在喉，撸完没射的感觉，太压抑。《少年Pi》虽然尾大不掉，倒是有始有终。同样是开放结局，不看吃蛆的那篇影评，依旧是阳光灿烂生活挺美的。总之，这世界上只要是没了吃的，老虎也得饿肚子，地主也得饿肚子，耶稣基督军阀大官都得饿肚子，谁也不能免俗。

所以王小波说饥饿是最大的真理，我说：肚子才是最大的真理。


P.S.没看过就给片子打一星的行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有点文革的意思，先定性，再找事儿。典型的立场大于真相，意识形态大于是非黑白。当然，咱们已经习惯了这一套，你也可以说这是严酷的文化枷锁下人民表达愤怒的唯一途径。

P.P.S.根据《南方公园》的最新统计，容易愤怒的人无一例外呈现阴茎短小的特征。

这科学吗？

讲述河南1942-1943年大饥荒的电影《一九四二》，在坊间已成热词。但可惜的是，无论是
电影本身，还是作为脚本的纪实原著，乃至于媒体对该段历史的诸多重新发掘，均可谓是
伪史当道。

本文所澄清的，只是这些伪史中的一部分。
2012-12-07 第95期电影《一九四二》海报

政府压制舆论，不允许媒体报道河南饥荒？

重庆《大公报》1943年2月3日因刊载该报主持者王芸生的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
，而被当局停刊三天。电影及许多媒体，均以此为据，认定国民政府当年压制舆论，不允
许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详细]。

《大公报》被停刊三天，不是因为报道河南饥荒，而是“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

《大公报》被停刊三天是实情，但其被停刊的原因，其实并不是因为该社论报道了河南的
大饥荒。据王世杰1943年2月4日的日记披露，其被停刊的真实原因是：“《大公报》因指
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王氏曾担任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部长，1942年
12月7日刚刚辞任。以他的身份，自然知道《大公报》被停刊的真实原因。换言之，报导灾
荒并不犯禁，但指责政府限价不力则惹怒了当局。

在《大公报》被停刊之前，重庆《新华日报》对河南灾荒的报道至少已有40余篇

事实上，对于河南的灾荒，国民政府从来没有限制过媒体的报道。譬如重庆《新华日报》
，自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3日《大公报》被停刊这段时间里，据笔者的不完整统计，报道
河南饥荒的新闻，已多达40余篇；其中12月份的报道最多，具体如下表：
入陕豫灾民，陕省府设法救济
1942，12，1
豫省灾情志略
1942，12，1
[洛阳各界救灾工作竞赛展期至本月十日]（要闻简报）
1942，12，3
豫灾弃婴，捐款救济
1942，12，4
[傅作义捐款万元救济豫灾]（要闻简报）
1942，12，5
豫灾救济，洛阳各界热烈响应，米干主教来渝筹赈
1942，12，7
救济豫灾，政府拨一万万元，卫立煌等发起扩大募捐
1942，12，8
河南之灾，灾区来信痛陈饥荒
1942，12，10
灾民迁徙耕地荒芜，豫省当局规定代耕办法，并筹措平粜基金及粮食
1942，12，10
[灾荒严重民食困难，豫省府通令禁止酿酒]（要闻简报）
1942，12，11
救济豫灾，美援华会派员赴豫，主持发放该会赈款，陕省府拨款收容灾童
1942，12，13
豫灾民相率流亡，每日到洛阳达数千，过去四个月已配送十二万人
1942，12，14
救济豫灾，农行赶办第二批灾区款货，甘全省捐一日所得赈豫灾
1942，12，15
洛粮价上涨，赈灾款已募四十余万
1942，12，16
前线将士同情豫灾，X战区官兵节食助赈
1942，12，18
豫省募款救灾，年底可望达五千万元，鹿邑上蔡灾情益严重
1942，12，19
救济豫灾，鲁山县献粮薪，各省纷纷捐款
1942，12，20
[新疆垦业银行及山西省府均寄款救豫灾]（要闻简报）
1942，12，21
蒋介石轸念豫灾，令在陇海沿线设粥厂，豫建厅筹划明年春耕
1942，12，28
豫枪决污吏
1942，12，29
豫战区官兵赈灾，每月自动减食两餐，蒋介石特电嘉奖
1942，12，29
[陆军某师某团，绝食一日赈豫灾]（要闻简报）
1942，12，30
国际友人协赈豫灾
1942，12，31

重庆《新华日报》当时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其刊登的内容，和重庆《大公报》一样需接受
国民政府新闻检查机关的审查。但这40多篇关于河南灾荒的报道，没有一篇遭到封杀处罚
；《大公报》遭到处罚后，到1943年6月，据笔者不完整统计，重庆《新华日报》对河南饥
荒的报道数量，至少还有80余篇，具体篇名及报道日期，恕不再以列表一一罗列。所谓国
民政府不让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显然不实。实际上，无论灾前灾后，对河南饥荒的报道
，政府从未有过限制。《大公报》停刊三天，不是因为它报道了灾荒，而是因为它抨击了
政府。

《大公报》被处罚之前与之后，对河南灾荒的报道同样从未中断

被停刊三天的《大公报》，在被处罚之前，实际上已有不少对河南饥荒的报道，这些报道
也未受到当局的封杀和处罚。下面是笔者对该报1942年河南饥荒报道的一份不完整统计：
洛阳喜雨，豫购陕粮救灾
1942，9，12
豫请振代表昨谒徐部长
1942，9，15
行政院决议救济豫灾
1942，9，30
视察豫灾（张继、张厉生奉派赴豫）
1942，10，1
救济豫灾；豫枪决污吏
1942，10，2
宣慰豫灾民
1942，10，7
查勘豫灾
1942，10，8
查勘豫灾，张继等由洛出发
1942，10，25
豫灾民移垦
1942，10，29
宣慰豫灾，张继等返抵西安
1942，11，5
振济豫灾，中央将再拨款急振
1942，12，3
豫省积极救灾，筹平粜基金，向富户借粮
1942，12，10
振济豫省灾民
1942，12，28
豫省灾荒目睹记
1942，12，28
天寒岁末念灾黎
1942，12，28

值得一提的是，《豫省灾荒目睹记》一文对河南灾荒严重程度的披露，丝毫不逊于后来王
芸生为之配发社评而惹祸的《豫灾实录》，该报道里有诸多惨烈的饥民死亡案例，譬如“
在宣城，一陈姓满门五六口由家长迫令长幼同时食砒霜自杀，在服毒后，邻居概不往救，
且曰：‘早死，少受罪！’”王芸生也为该报道配发了社论《天寒岁末念灾黎》，但因未
曾抨击政府的战时政策，两篇报道均顺利登出。1943年2月2日被停刊三天后，大公报实际
上仍在继续报道河南灾荒，据笔者所见，其报道至少持续到该年6月20日，当日刊发了张高
峰的前线报道《灾后话农情——河南新麦登场》。

蒋介石不许报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

电影及媒体惯说蒋介石不愿意救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流行的史料依据有三份。
这三份史料都有问题。

冯玉祥的回忆绘声绘色，但李培基根本没去重庆报灾，怎会挨蒋介石的骂？

其一是冯玉祥的回忆。冯氏1947年在美国写回忆录《我所知道的蒋介石》，其中说道：“
河南大旱，是人人都知道。这次旱灾是以叶县为中心，周围七、八百里，草根树皮都被饥
民吃光了。饿死的人不知有多少，遍地皆是，无法算计，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向
河南征粮。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大胆的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
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
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无人格长，无人格短的骂了一个钟头。可
见对于人命毫不关心。”上一期专题《1942年河南饥荒人祸分析》已经考证过，冯氏所谓
的“那位河南主席”，名叫李培基，在中央派人前往河南调查之前，李氏一直竭力在做的
事情，不是报灾，而是在瞒灾。被河南各界推举前往重庆报灾的杨一峰，“在重庆查出了
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事实恰恰和冯玉
祥所言相反。李氏既然从未面见蒋介石痛陈灾情，后面所谓“无人格长，无人格短的骂了
一个钟头”的情节，显然只能出自冯玉祥的捏造杜撰。

郭仲隗说“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但河南军方曾多次报灾，并因此与豫省府正面冲突

第二份史料，是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晚年在《江流天地外》一书中的回忆。据郭
氏说：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中
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
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郭氏说“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
”，全然不是事实。真实情况是：汤恩伯、蒋鼎文、李家珏等河南军方高层均曾向重庆报
过灾，但河南省政府方面则一直瞒报灾情。军、政双方的这种分歧，在1942年9月的西安王
曲军事会议上曾有一次正面冲突，冲突的结果，是蒋介石“决定1942年河南军粮配额（从
420万石）减为250万石”。详情可见上期专题。[详细] 如果不相信河南有灾，不愿救灾，
如此大幅度地减少河南的军粮配额干什么呢？但减而不免，则很显然与河南省政府的灾情
报告有关。郭所谓“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是在1942年10月30日，此时，河南
各界推派的赴渝报灾三代表杨一峰、刘庄甫、任兆鲁已经顺利将河南灾荒的实况转达给了
蒋介石。杨一峰后来回忆说：“弟当时被河南各界推为赴渝呼吁三代表之一，据所知中央
了解河南灾况，并非由于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先生之呼吁。……郭参政员之呼吁，可能是以
后之事，与中央之推派大员赴豫勘灾无干。”

王芸生说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其实只是王芸生的杜撰

第三份史料，是60年代王芸生、曹谷冰撰写的《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该文声称
：“（《大公报》被停刊后）王芸生曾为此向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说：‘委员长根本
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
‘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
免。’这可见蒋介石刚愎自用、不恤民命的作风。”在李培基没有报灾这一点上，王芸生
和冯玉祥一样，赤裸裸地撒了谎。陈布雷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李培基并未报灾
，陈怎么可能向王芸生讲那么一大段李培基报灾被骂的情节呢？这段情节显然是王芸生60
年代时杜撰的。再者，此时已是1943年2月，重庆派往河南调查灾情的张继、张厉生等人1
942年10月份就已经到了河南，饥荒的实际情形早已通过他们传回了重庆，政府的救灾工作
已经全面铺展开来，陈布雷怎么可能罔顾事实，跟王芸生说什么“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
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呢？唯一的解释，只能是王芸生在60年代伪造了这段历史。

记者白修德报道灾情之后，政府才被迫开始救灾吗?

美国记者白修德1943年3月22日曾在美国《时代》周刊上报道河南饥荒。白氏晚年在其回忆
录里引用一位“梅根神父”的来信，认为正是因为自己的报道，才迫使无心救灾的国民政
府行动了起来：“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
……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粮食，
发挥了很大作用。”电影乃至多数国内媒体照搬了白氏晚年的这一说法 [详细] 。但事实
并非如此。

白修德在《时代》周刊报道灾荒时，中央及河南的救灾工作早已全面展开

自1942年9月9日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以蒋鼎文为首的河南军方向蒋介石报告了灾情实况
之后，尽管以李培基为首的河南省政府仍然对饥荒的严重程度持保守态度，但河南省政府
的救灾工作，已不得不立即展开。9月16日，李培基迫于中央压力，正式成立河南省救灾委
员会；9月28日，李培基正式发表讲话，提出“今后本府决定将救灾一项，定为中心工作。
”此后，整个河南省政府的运转，即彻底转入救灾模式。王曲军事会议上，中央直接减少
了河南的军粮配额，并立即从陕西开始向河南运粮。

总体来说，1942年9到10月间，可视为中央及河南地方救灾工作的第一阶段。其内容，主要
侧重于调查灾情及救灾计划、办法的拟定。调查方面的主要工作，是查勘各县灾情实况，
详细记录“充足、自足、不足、待救”四种户口；具体的救灾计划和办法则依据上述调查
制定。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可视作救灾的第二阶段。此一时期，各项救灾工作均已分
别展开。中央发放了三次急赈款；河南省政府自筹赈款500万，并在陕西购得麸皮300余万
斤运回发放，地方亦筹款1000万。针对流民的各种以工代赈（主要是兴办农田水利，如疏
通河道，开凿水渠等）也搞了起来。最关键的粮食问题，先是向第一战区长官部借了后方
的囤粮3.5万包，又向汤恩伯部借粮160万斤，军队节食麦300万斤以及向陕西省购买的存麦
2万包，都分别发放了下去；各县所存的仓谷，也勒令必须在1943年麦收之前全部散发给灾
民；其他如查封大户存粮、设置粥厂、组织募捐等工作，均是在此一时期大规模展开的。
对逃荒的灾民，则根据其逃荒的主要路线沿途设置救济站，供给灾民吃住。

也就是说，白修德3月22日在《时代》杂志上刊文时，上述救灾工作，均已全面展开。“粮
食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不是白修德报道后的结果；“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
也不是因为白修德的报道；“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粮食”的时间更远远早于白修德
的报道。白氏在灾区不足20天，走马观花的报道并不可信。当然，1943年麦收（6月份）前
的四个月是灾民最困难的时期，旧储已尽，新粮未收；同时，3月份也是政府救灾工作最艰
难的时刻，本地储粮已发放殆尽，外部运入粮食又非常艰难——正如亲延安的美国外交官
谢伟思所说的那样：“正常时期，粮食可以从四个方面运进河南。而现在这些运输线有三
个方面都控制在日军手里。来自陕西的第四个方面运输能力受到严重限制，因为在潼关到
灵宝之间80公里的这一段铁路，正处在日军大炮射程之内”，所以，白氏在河南看到的灾
情之惨烈，确属事实；但白氏认为当局此前不救灾，自己使灾荒成为国际新闻后才开始救
灾，则只是他个人的一种想当然而已。

美国外交官谢伟思1942年11月在河南的观察，比白修德要准确得多

谢伟思1942年11月也在河南，他的观察比白修德要可靠得多。据谢氏记载：“粮食现在也
正在运往河南省，但数量很小。……潼关火车站站长说，他不知道运粮的吨数，但他对我
说每晚通常有两列火车东驶，每列平均10节车皮，容量15到40吨不等，可以设想平均载25
吨。据我所见，东行列车所载货物全是粮食。因此，我估计一个月至少可向河南运进1.5万
吨粮食。火车驾驶极端困难和危险，要于夜间在日军炮火的交叉射击下行进。几乎所有桥
梁都被破坏了。需要走临时修筑的弯道。为保持铁路畅通，铁路职工表现了极大的英雄主
义和智慧。”如果谢氏调查到的数据是准确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从陕西到河南的唯一一条
铁路，即便“东行列车所载货物全是粮食”，一个月也只能向河南输送三千万斤粮食，而
河南国统区的灾民，据美国救济委员会的调查，有一千多万人，也就是说，每人每月只能
从这唯一的铁路上获得三斤粮食而已。这恐怕才是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最终饿死人数众
多的主要原因。如果把视野放宽一点，更不难发现，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其实只是1
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的一部分，河北、山西同样是重灾区——据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下达的一份文件《限期完成粮食吸收调剂工作，救济灾区，保证春耕》记载：“目前五、
六分区灾情至为严重，约近半数人民已无粮可食，饿死者日有所闻，春耕已陷停顿，必须
以全区力量之支援，始克渡过难关。”这份文件的签发日期是1943年3月25日，恰是白氏在
《时代》刊文的时间。中共在河北、河南交界地带的抗日根据尚且“约近半数人民已无粮
可食，饿死者日有所闻”，自不难想象陷于日军三面包围交通不畅的河南国统区会是何等
情状。

蒋介石让前线部队撤退，想把灾民当包袱甩给日本人？

电影里有蒋介石拟弃守河南、让前线部队撤退，把灾民当成包袱甩给日军的情节。学者们
中也有人撰文说：“为了拖垮敌人，人民又成为敌我双方的人质。……日占区不仅严禁灾
民向日军后方流亡，而且刻意将灾民向国统区、共产党控制区驱赶，使之构成中国方面的
压力。至于中国方面，在这个时候，第一，没有积极救助；第二，其实也期望这些灾民流
亡到日占区、他方占领区。” [详细] 这些说法，与史实相距可谓十万八千里。

河南省政府曾明确下达命令，要求各县协同国军“制止良民逃往敌区”

说政府“没有积极救助”，何谓“积极”？若以“效果显著”来定义“积极”，那么政府
很显然没有做到；若以“尽力”为“积极”，则政府可供指摘的地方并不多。至于基层政
权空洞化、腐败化，无法将救灾措施落到实处，则实在是国民政府贯穿整个大陆时期的痼
疾。但若说政府“也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他方占领区”，则纯属诛心之诬蔑。政
府若有如此期望，就不会沿着灾民逃往陕西的路线设置那么多的救济站。更何况，河南省
政府当年还专门出台过规定，命令各县严防灾民逃往敌区，该命令要求：“（1）各游击区
各县应将奉拨振款立即查放，并向受振灾民剀切宣达中央德意以资感召。（2）各县应督率
地方各界扩大举行救灾运动，设法募集款粮随时散放。（3）各县应切实督饬所属团队协同
国军，在通往地区地点设哨盘查，制止良民逃往敌区。（4）如遇敌军抽集我壮丁难民，应
随时随地予以武力驱逐，以粉碎敌寇阴谋。”（《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政府非
但不曾“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更不曾有过把灾民当成包袱甩给日军的想法。

1943年蒋介石确实从前线撤回过一支部队，但目的是为防止该部队起义倒向中共

不过有意思的是，1943年，蒋介石还确实曾经从河南前线撤回过一支部队，即赵寿山的第
38军。但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想要放弃河南，直到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之前，国军
在河南的防线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后移。赵寿山的38军当时驻防豫北郑州、广武一带，其之
所以被从前线撤回，原因不是灾荒，而是蒋介石和汤恩伯均认为这支部队已被共产党同化
控制，放在前线随时可能举旗易帜，故先将其从前线调回巩县“集训”，实质上是将其置
于国军的控制之下，稍后又将亲中共的军长赵寿山调往重庆中央训练团将官班“受训”。
对于这段历史，中共郑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著的《中共郑州党史》有详尽的记载。据
该书称，该部队早在1927年就有了共产党组织，曾被毛泽东誉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19
40年驻防巩县时，“该部地下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进行了起义的酝酿和准
备”；1941年秋，汤恩伯对该军丧失信任，认为其随时可能转投共产党，故其中央军“对
38军形成了包围圈”，“中共38军工作委员会”因此“同赵寿山军长经过多次研究，准备
应变措施和起义方案”；“1942年春，38军工委利用部队整编和人事变动的机会，将地下
党员调到关键岗位。夏，又将教导队和干训班毕业学员中120名党员分配到全军任职，准备
对付突然事变。”1942年秋，赵寿山派代表去延安汇报情况，要求部队起义，“毛泽东指
出：部队要做好起义的腹案和准备，不要公开打红旗，要打地方部队抗日同盟军的旗帜。
……起义时机，一条是在蒋介石要武装吞并并不能继续生存时；一条是日本人大举进攻，
国民党大撤退，部队留到敌后时。”38军内部的这些变化，重庆方面早有知晓，故而才会
在1943年10月将部队从前线撤回，与灾荒则毫无关系。

日军用军粮救济中国灾民？

电影里有一个镜头：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在飞机上巡视河南灾情，要求日军以军
粮赈济中国灾民。军官们疑惑不解：“……可是他们是中国人啊！”冈村说：“别忘了，
他们首先是人！”日军对灾民的救济情况究竟如何？

刘震云：“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

关于日军对灾民的救济，刘震云的纪实作品《温故一九四二》里表达得更加极端：“……
河南人没有全部被饿死，很多人还流传下来，繁衍生息，五十年后，俨然又是在人口上的
中国第二大省。当时为什么没有死绝呢？是政府又采取什么措施了吗？不是。是蝗虫又自
动飞走了吗？不是。那是什么?是日本人来了。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
了我的乡亲们的命。日本人在中国犯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
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
我不少乡亲们的命。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
壮大。当然，日本发军粮的动机绝对是坏的，心不是好心，有战略意图，有政治阴谋，为
了收买民心，为了占我们的土地，沦落我们河山，奸淫我们的妻女，但他们救了我们的命
。”

但事实是，刘的家乡延津早在1938年就沦陷了，他的“乡亲们”恰恰饿死在日军统治下

《温故一九四二》这篇纪实作品，以刘氏对自己家乡河南省延津县1942-1943年饿死人的情
形的调查为主轴，辅以各种历史档案文献构筑而成。刘氏在作品中引某“四九年之前的县
书记”的回忆，称其家乡延津县饿死人“总有个几万人吧”。但刘氏始终没有告诉他的读
者，他的家乡延津县，早在1938年就沦陷了。他在延津县的“乡亲们”被饿死，与国民政
府并无关系，所谓“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纯
属胡说八道。1943年，日本人也没有“开进河南灾区”，此一时期，国军的防线并未有过
大幅度的后移。日本不但没有“开进来”救国统区灾民们的命，连沦陷区灾民们的命，也
没有救。

沦陷区的灾情同样严重，日军没有主动放粮的记载，伪省府也无力救灾

回到冈村宁次。笔者在《冈村宁次回忆录》里没有查找到冈村曾前往河南巡视灾情的记录
。电影里的这个桥段，当属杜撰。但冈村在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期间，确曾有过个人捐
款，具体捐款数目，笔者看到两种，一种说是8万元，另一种则称是2.5万元。至于日军在
河南“以军粮赈济中国灾民”，笔者也未查阅到任何史料。但在同属冈村宁次管辖的山西
沦陷区，1943年也同样灾情严重，日军并未主动放粮，偶有放粮的记载，也是在受到灾民
攻击之后的应急举措——譬如“正太路阳泉车站为日军粮食集中地，1943年3月，各地灾民
数以万计先后集中到阳泉车站。在（中共）城工人员的组织下，进行向日军要粮斗争，捣
毁日军粮库多处。阳泉灾民300余人，从3月20日起包围了日军司令部3天，迫使日军将抢来
的粮食拿出一部分分给灾民。”（《山西通志》）

日军未曾放粮，当时主持河南沦陷区政务的伪河南省政府，在救灾工作上也乏善可陈。19
43年3月上任的伪河南省省长田文炳，素有清廉、干练的名声，长期与中共保持秘密联系，
据田氏的女儿田淑平回忆：“1943年，河南省闹蝗灾，人民纷纷逃难到湖北、安徽等省。
这些邻省不愿接纳灾民，田便以省长身份同两省协商。几经周折始得应允灾民入境。这虽
不能根除灾民的疾苦，但相对来讲减少了一些灾民的死亡。同年秋天，田还筹集粮食赈济
灾民。”田氏在沦陷区救灾方面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令从开封到海州（连云港）对开
一列火车，专供灾民携故衣登车去徐州一带换回玉米等物，以解粮荒，不使饿死。”田氏
的救灾举措仅限于此，因为粮食全部掌握在日本军队手里，在秋收之前，除了把灾民输送
出去，田氏别无他法。而在田氏上任之前，据谢伟思1942年11月的观察，“在日军占领区
，没有进行任何救济工作”，谢氏的这个观察应该是准确的，田文炳之前，伪河南省省长
是陈静斋，此人盘踞河南四年，恶名远播，据曾任伪河南省宣传处长的刑汉三回忆，此人
“在职的时间大约比田多五倍，但坐在办公室办公的时间可能还没田多”，清廉、干练的
田文炳尚且救灾乏术，无心民瘼的陈静斋当政时期，救灾工作开展得如何，自然可想而知
。沦陷区此一时期饿死多少民众，因在日军控制之下，并无数据，但可以参考丁玲1944年
的《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一文，该文援引晋冀鲁豫边区的统计数据，称“太岳区由
豫北各地逃来难民前后不下二十万，太行区也吸收了四五万外来灾民”，豫北全部属于沦
陷区，在日军严密防范沦陷区难民外逃国统区和共占区（日军此一时期壮丁紧缺）的前提
下，二十万灾民越过封锁线逃亡到中共根据地，已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其他逃往更广阔
的东部沦陷区及国统区的灾民，更不知有多少了。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2月16日即曾有
名为《豫北敌占区民众水深火热，灾情严重多易子而食，敌多方榨取裹粮而去》的报道。

结语

关于河南1942-1943年大饥荒，市面上可见的报道里，还有太多太多的伪历史。譬如说汤恩
伯不救灾，兵败时库存还有100万袋面粉。稍微用脑子想想，也知道这种证据站不住脚——
汤氏兵败是在1944年4月，灾荒1943年秋就告一段落了；汤氏40万部队，在灾荒已过的194
4年库存半年军粮，与救不救灾哪里有半毛钱关系？再如媒体报道里常见到一个细节，说为
白修德往纽约发稿的那个电报员被蒋介石杀害了，但只要稍稍用心去翻一翻白修德的回忆
录原文，可以看到那里分明写着“我猜想……”，其实连白修德自己都不确定是否存在这
样一个正直的电报员。

广告语真的很好，“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一个必须面对的真相”；只是，在伪历史里“温
故”，最后“知”的，会是什么“新”呢？

我曾将本片列为岁末观影清单的首位，所以失望挺严重——坦白说，逃难到六十一天时，冯导离我的期望就已不止了三百里地。当然，如果没有《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我可能会看它更顺眼一些。但既然都是讲述饥饿的故事，就难免拿来比较：冯导用的是工笔，或许也算大师了；但李安是梵高，是毕加索。所以想想，也没什么可比较。

　　
在对李安的专访中，柴静说《少年派》是最不可能拍成电影的小说。我想她一定没看过刘震云的《温故1942》。准确地说，那根本不是一部小说——只是开头有些小说的端倪，之后随着资料的堆积，刘大叔义无反顾地迈向历史纪实散文的深渊。
所以说，剧本根本不是改编来的，而是另起炉灶，原著不过是提供了素材。写书的刘大叔，不像一个小说家，更像一个历史系的学生，对搜到的任何资料都如获至宝。而当剧本要求他变回小说家，他只能从二十年前的资料堆里，去东拼西凑出一个故事可能的模样。
从《手机》《我叫刘跃进》这些作品，我们不难窥见大叔的路数，也不难预见他对史诗型题材的驾驭力。 于是一个平庸的剧本，注定了这部电影的命运。
　　

电影的致命伤，在于没有观众想听的故事，即便是制造出的种种苦难、种种暴虐，也都没能超乎观众的想象。其实原著中，刘大叔很是收集了一些触目惊心的资料：
●扒火车时许多人被轧死，“腿骨像一段白色的玉米秆那样露在外面”。有的扒上车顶，却因半夜冻僵了手，滑下去摔死。
●一个母亲煮了自己两岁的孩子；一家农民收养了一个八岁孤儿，结果一家人把他“骨头上的肉，啃得干干净净”。
●国民银行在救济款上的盘剥：发放的全是百元钞票，但灾民只能换成小票购买粮食，银行在兑换时“要抽取百分之十七的手续费”。
　　…………
但这些资料在剧本中统统不见踪影，而一旦失去这些耸人听闻的细节，这部电影根本无法拯救那些被可乐和爆米花填充的灵魂。或许是冯导太过慈悲，或许是审查太过严苛——但是，将血淋淋的事实，艺术化为震撼人心的画面，应该不是对一个优秀导演的过分要求。
　　

虽然泪点不力，但冯导还是不负众望地安排了几处黑色幽默，比如牧师几次为死人“安息”， 冻僵的尸体却 “死不瞑目”；财主女儿自愿卖到妓院，结果吃得太撑，蹲不下为客人洗脚……至于效果如何，就要见仁见智了，反正我是有点哭笑不得。
还有更哭笑不得的一处。财主的儿媳妇生下孩子就死了，财主老婆扒开媳妇衣服说“趁热再喝口奶”——做个样子就好了嘛，干嘛真扒呀！本来挺堵心的一段，就这样被长达一分钟的露点给抢了戏。
　　

奥斯卡影帝布罗迪的“白修德”，只能说中规中矩，没看出影帝的价值。蒂姆•罗宾斯是神作《肖申克的救赎》的主演，但因原著中外国神父的善行在电影里全无表现，所以罗宾斯神父只能躲在世外桃源般的小教堂，默默地打着酱油。
张国立的“老东家”不得不失，但搭配男二号张默的“长工拴柱”，就让人忍不住出戏：“这是亲爷俩吗？长得不像啊。”徐帆都五十了，还有少东家为她流口水？冯导千万不能再这么疼老婆了。


没让我失望的是明叔的“蒋公”（因为他，当年的电视剧《长征》我看了N遍），气场到位，内心戏强大，让人不禁站在他的位置去盘算全局，于是考量这场灾难的高度有了不同。而这也正是原著的初衷。在我还无条件信服政治课本的1993年，刘震云就试图排除政治色彩和道德标准，把蒋某人放在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之中，去评判他处置这场灾难的得失。 从这点上看，刘大叔去写小说真有点浪费。
　　
或许，我们也应该体谅冯导所处的复杂形势，或许，他已讲了他所能讲出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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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年三十出头的刘大叔，很有点愤青的模样。书里很彪悍的两段：
●指责九十二年许许多多的执政者毫无用处，但在哪位先生的执政下他的黎民百姓经常、到处被活活饿死，这位先生确应感到惭愧。这个理应惭愧的前提是：他的家族和子孙，决没有发生饥饿。

●我觉得这些人不去当土匪，不去合伙谋杀，实在辜负了他们吃人吃亲人吃孩子的勇气……一个不会揭竿而起只会在亲人间相互残食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那些土匪……是民族的脊梁和希望。


2、这几年大刮民国翻案风，那些曾被妖魔化的党国高官，都被重新打扮成了儒家君子。比如有个段子，陈诚任台湾省长时，孩子想坐他的公车……陈诚笑着说：“我坐小汽车，是国家给我的一种待遇。你们没有替国家办事，怎能享受这种待遇呢？”这里的“陈诚”，完全可以替换成任何一个伟大的名字。其实人都是一样的人，要官员廉洁奉公，不能依靠道德、人品、信仰，而必须依靠制度。
　　
　　就像《大公报》因为一篇《豫灾实录》，而被蒋停刊三天。而当时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要求《时代》周刊解聘报道饥荒的白修德，却遭到理所当然的拒绝。刘震云在书中说，“就是揭了罗斯福的丑闻，罗斯福夫人要求解雇记者的做法，也不一定会被《时代》周刊当回事。须知，罗当总统才几年？《时代》周刊发行多少年了？”这话的意境，至今让人向往。

电影进行了没多久，张涵予扮演的神父消失了，蒂姆•罗宾斯也消失了，冯小刚开始以庞大的野心拆解国民党内部的腐朽：元首不察民情、军队恃强凌弱、军需官大发国难财、政协主席随波逐流……而另一边，则是饿殍遍地、横尸遍野，难民卖妻卖女。偌大的国家，只有负能量，看不到任何希望和救赎的可能性，让这部电影成为极不愉悦的观影体验，或者说，冯小刚知道如何去营造一场震烁历史的苦难，但他不知道如何去谄媚这个世界的崇高。

我不知道具体为什么，冯小刚会拍这么一部饥寒交迫的电影，倘若《唐震》还能关乎时代热点，那么《一九四二》作为早被人忘却的历史，看上去并没那么大的票房效应，而且前者尚有“抗震救灾”的这个谄媚点在，后者大概就只有赤裸裸地苦难呈现了，再说冯小刚的心狠，不像李安那样含蓄地隐藏犯罪现场，所有的暴力场面，包括野狗撕咬尸体，瞎鹿被热锅烹煮、横穿栓柱后脑的武士刀，都有些不忍目睹。整部电影，冯小刚就是在没完没了地将人物推向火坑，这是标准的电视剧风格的文本，以刻意强加的矛盾，调动观众情绪，剧力单薄，没有想象空间和题材的厚重感。

而且《一九四二》的出发点和《唐震》都很是可疑，面对这么一个苦难的题材谈票房无论如何都是一桩可耻的事，何况，要同时符合主旋律、商业片和艺术性的三重条件，本就是痴心妄想，到底终归是个“三不靠”。冯小刚从来不是一个有明确的美学风格和标志化镜头语言的导演，也不是一个有悲天悯人情怀知识分子。他的电影几乎都是市井的俗语，最有价值的 “冯氏幽默”，实则是谄媚化的笑料拼凑的一招鲜，和加长版的小品无异。所以一旦到了《一九四二》这样的大背景下，冯小刚立刻暴露出自己的贫瘠和浅薄，他无法从这个灾难的背后挖掘出人性化的东西，也无法理解如何去面对这段历史。整部电影，他除了刻意强化苦难，实际束手无策，信仰本可以成为支撑和救赎的力量，但神父的布道没有被展开，反而显得多余，而政府的腐败描写，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为了避免文本单薄而刻意强化的副线，实际上如同半部记流水账一样的《建国大业》，它和难民逃荒的主线，其实并未形成强有力的交互性。

负能量的另一个表现是，电影里没有一个道德化的人物，作为长工的瞎鹿又偷又抢还卖女儿，拉车的拴柱以两块饼干诱惑欲占东家女儿便宜，而那个地主老东家经历了家产从有到无，竟被冯小刚定义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受害者，这种倾向，从一开始就有失偏颇，包括徐帆这个角色，被塑造成半坚贞半可怜的形象，实际上是有意拔高。在这部电影里，她的自行出卖，包括东家女儿的自我出卖，在为家人换食粮的同时，未必不包含了个人解决温饱问题的原因，实际上都存有私心，这就让她们身上的悲情色彩大大减低，而那场姑侄拜天地的情节转换迅猛而扭曲，实际上和《唐震》中徐帆下跪的那场戏异曲同工。而拴柱虽然是死在日本人的刀下，但那不是民族意识观的反抗行为（假如不是风车事件，他亦有做汉奸的可能性），而更像是一场风车引发的“天下无贼”式的血案。甚至纽约时报的记者白修德也不单纯，他经历过炮火洗礼和饥饿的边缘，但那是他的职业，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获得普利策奖。李雪健扮演的河南政府主席李培基本可算个正面人物，但他虚弱、迂腐，无法承担起整部电影里的希望与救赎的责任。

很多电影都描写过苦难，但并存的是希望的抗争，《金陵十三钗》就是不分贵贱毅然赴鬼门关的气节，这种崇高的东西，《一九四二》一点都没有。冯小刚或许也曾顾虑过电影里的人性善恶，但分给疾病中的阿嬷一升小米，在芦苇丛里换条裤子，似乎就是理想主义的荣光了，冯小刚总把眼光聚焦在这种鸡毛蒜皮的小处，自然也难有顾全大局的胸怀。《一九四二》是一部没有气节，没有想象，没有灵魂的电影，且完全是拼凑化的文本，冯小刚的小聪明一直凌驾在叙事之上，他的电影从来都是节节低俗的谄媚，就算在这部题材严肃的制作里都没忘了那些浅薄的幽默，不幸的是，这些幽默不但无法调和电影本身的沉重，还让这部电影从根本上变得更轻佻。

倘若一个导演在以诚意拍一部电影，那么里面必然有他坚信的价值观，这种东西，李安有，张艺谋也有，甚陆川都说自己有，至少他们能找到一个论点，去解释它的崇高，哪怕是用谄媚的方式，但《一九四二》中的冯小刚，若无米之炊，也只好拿着放大镜数落着那一颗接一颗的伤疤了。这犹如是拿苦难来贩卖，那些刻意强化的苦难，实际上是为了发更多的国难财，这个从来都只把票房挂在嘴边的人念叨的不是良心，而是利益，他从来不懂什么是电影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寄托。

所以，《一九四二》根本上是一部很无耻的电影，我们也有理由怀疑它创作的严肃性，就像那些一百多天后仍然白白胖胖的难民晃在银幕上，很恶心，也很瘆人。

今天刚刚看过《1942》，有种情绪抵在胸口，想和人交流。来到豆瓣看影评，诧异，然后是深深的失望。那么多没有看过电影的人在那里恶评，声称着坚决不会去看却打了1分。这个分有什么意义呢，除了抹黑？豆瓣什么时候失去了公允而被这样的人占据了主流，真是让人失望。

       和电影没什么关系。只是说姥姥的一九四二的。所以，不是影评。抱歉占了个格子发在了这里。

       姥姥是当年跟随家人从河南逃荒逃到山西的。结果到了山西发现也活不下去.其父母决定死也要死在在河南，于是又往回走。还没走出山西，就支不住了。姥姥和姥姥的妹妹先后被送了人。其后便是几十年的亲情分割。文章是母亲四年前写的。看到《1942》上映，决定发出来。这是真实历史中的一个片段，来源于姥姥的回忆。无关电影。
 
                 姐妹情深 六十五年的牵挂

2008年4 月19日，农历戊子年三月十四。
 
    早已和父母计划好了，这天要去建宁寻找失散多年的姨妈———我母亲的亲妹妹。说是寻找，其实已有一个不太确定的目标，由于天气预报说有雨，且天气也一直阴沉，因此就没有出发。吃完午饭稍作休息后，看没下起雨来，母亲已是急不可奈，因为为了这一天，她已足足等了六十五年，于是我们一行七人就出发了。但没想到，车还没开出母亲住的家属区，天空中就下起了小雨，冥冥之中，似乎老天爷也想起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母亲年事已高，今年七十有四且行动不便，但六十五年前的一切却仍然历历在目，向我们说起时,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而我也惊叹时间的巧合，六十五年前，也是春天，也是农历的三月中旬......
      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3年的春天，农历三月十六日，我的外公外婆怀抱出生尚不足百天的姨妈，领着我8岁的母亲和我当时只有3岁的舅舅，从河南的武陟出发，踏上了逃荒之旅。一家五口，全部的生活家当就是一条破被子和一个花生饼。之所以北上，是想去山西壶关要回从前做小买卖时别人的欠款。兵慌马乱，民不聊生，逃荒的人成群结队，头顶上日本人的子弹飞来飞去，饿了就乞讨，冷了就五口人卷缩到一起取暖。从河南逃荒去往山西的路上，不知多少大姑娘小伙子走着走着倒在路边就死去了，更不用说年龄大一些的人。那种情形，那种年景，谁也顾不了谁，实在乞讨不上饭吃的，就只能就吃路边的死人。连续的奔波，外婆已饿得头晕目眩，怀中的姨妈一点奶水也没有。逃荒路上的人们还得躲避日本人的杀戮，遇打仗就藏匿到山旮旯里不敢出声，饿得死去活来的姨妈连哭的力气也没有了。但即便是这样，外婆仍得捂着她的嘴，过一会给她放开让她喘口气，怕万一她哭出声音来被日本人发现了就都没命了。
    好不容易走到了壶关，一看，欠债人也穷得过不下去了。钱没要到，外婆外公想，就是死，也得死在河南家里。于是无奈的外公外婆只好往回返。还没走出山西，眼瞅着一家五口就都要饿死在路上了，外公外婆想：与其让8岁的女儿跟着他们饿死，还不如送与他人，也许还能活命。走投无路的外公外婆只好狠下心来将我的母亲卖给别人——8岁的母亲给她的亲人换来了一斗玉米。外公外婆告诉母亲说，会用这一斗玉米作为周转，捣成面做成窝头到附近的集市上去卖，然后再继续买玉米、做窝窝头，这样周转开后也许就能养家糊口，还能再把母亲赎回来。临走时外婆一直安慰母亲说，不要哭，我不走远，就在这附近做点小买卖，卖窝头和黄馍，等到能生活了就来领你。
    也许冥冥之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外婆离开之前一再叮嘱母亲：记住咱家是河南武陟木兰店东石寺村。8岁的母亲从广袤的中原徒步走到太行山上的高平、壶关，哀鸿遍野，耳闻目睹的全是灾民、战争和死亡。死人堆里走过来的她格外懂事，知道自己的亲人是迫不得已，也明白跟着自己的爹娘将是生死未卜，只是不知道她的亲人将走向何方。母亲看到外婆怀中奄奄一息的妹妹，捡起卖自己时地上掉下的三四粒生玉米在口中嚼成糊状，连同唾液，口对口地吐到姨妈的嘴中，这，就是我的母亲和她的亲人的诀别。外公外婆拿着卖我母亲得来的那一斗玉米，也拿到了满心的悲伤和痛苦，然而灾难仍没有放过这对可怜的夫妇。刚走到建宁的村口，玉米就被土匪抢了，还把外公的衣服剥了个精光，是外婆跪到地上一再给他们磕头说好话，土匪才给了外公一件外衣系到腰间算是遮羞，伤心欲绝的外公外婆此时已是万念俱灰，只想着死也死到自己的家乡，于是一路乞讨着往回返，山西之行的要帐之路成了亲人的生离死别之旅……
    母亲一直期待她的家人都能活下去，但是二十年后才知道，我的外婆外公走了还不到100米远的距离，看着自己怀中刚够了百天的小女儿，已是奄奄一息，便随便敲开路边一户人家的大门，把女儿送给了人家，然后匆匆走开，只怕人家不要的话，自己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骨肉饿死在自己的怀中。等感觉那户人家关了大门，外婆才又重新回过头来看了一眼，死死地记住：这是个丁字街，我的小女儿在这个大门里。解放后，外公外婆曾先后三次徒步重上太行山去寻找自己的亲生骨肉，找到丁字街，却再没能找到用围裙抱走自己那只有100天大的女儿的那户人家。外婆不敢去认领，只是想知道她是否还活着。找到我的母亲后，她还一再叮嘱我母亲和我濮阳的姨妈：如果我有生之年找不见，你们也一定要去找找，告诉她她的生日和时辰，仅此而已，我生她但没办法养活她，只要她还活着，只要她过得好就行。
    民国33年，公元1943年，28岁的外婆将两个女儿送了人，二十年后————我的母亲28岁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1964年，新乡到长治北通了火车，我的裹足的外婆，悄悄爬到煤车上，来到了魂牵梦绕的山西，然后又徒步走到撇下自己亲生骨肉的地方-----高平建宁，却仍没有找到她朝思暮想的女儿，经多方打听才知道自己送人的那个大女儿被送到了围城，至于那个小的，没有任何人知道。于是三寸小脚的外婆又翻山越岭，徒步 30多公里从建宁走到城关的围城，到那再打听，才知我的母亲15岁就被嫁到了再顺着铁路往北走15华里叫寺庄的村里。于是外婆又徒步从围城到寺庄，许是外婆的执着感动了苍天，进到寺庄村里询问的第一个人就知道母亲，而且当时她们竟然就站在母亲的家门口。激动的外婆没作任何考虑就进到了母亲的家里，但此时此刻，受尽磨难的母亲，没有养父母和公公婆婆的同意，在见到自己魂牵梦绕的亲生母亲后，居然不知所措，不敢上前相认。
    母亲在15岁未结婚前，常常向她的继母请示去赶集，谁也不明白她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地去赶集，她衣不蔽体，身上也没有一分钱，谁也不清楚她小小年纪为什么那么爱赶集。到了集市上，她从没买过任何东西，她只是找人，看有没有卖窝头的人，看那是不是自己的爹娘，自己用8岁的年龄换来的那一斗玉米是不是救了自己的父母和弟妹的命，她想让她的亲人知道，不管吃了多少苦，她还活着，她想知道自己的父母弟妹怎么样了，想知道自己的爹娘挣够了赎回自己的钱了没有。而每次都是抱着希望去，带着失望回，她总也见不到自己朝思暮想的亲人，他们究竟去了哪里？他们还活着呢吗？他们还好吗？而直到二十年后，母亲才知道，她那只有100天的妹妹，就在同一天，就在离送下自己不到100米的地方，就在一刻钟之内，不得已也送了人，自己可能已和她在一块土地上生活了整整20年，却一无所知。
    母亲不识字，也不会骑自行车，家庭的重负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但她从没中断过寻找自己的亲妹妹，只要有人说是建宁的，她就向人家说起这段往事，并委托别人帮忙寻找和打听，而却总是杳无音信。有时有一点线索，却又总被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否定，就这样断断续续，总没有个结果，母亲甚至产生一些想像和幻觉，只要有人说是建宁的，年龄感觉和自己的妹妹差不多，就在想，这是不是就是我的妹妹呀！但是一次次的失望也让母亲渐觉希望渺茫，于是将这个心愿慢慢地尘封了起来，后来我们姐妹几个参加工作后都也先后打听和寻找过，但都是无功而返。我们得到的信息是，逃荒到建宁的河南人已都找到了亲人，没听说哪一个还没找到，寻亲的事就这样被轻轻地搁置了，每个人都理直气壮地忙着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每个人又都在自己的心底里默默地祝福：但愿她活着，但愿她过得还好。而母亲为了不给子女们找麻烦，把这个心愿打成结，深深地放到了心底，再也不见她轻易提起。而最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期间，我的外公外婆和舅舅都先后辞世。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的身体也每况愈下，行动愈来愈不方便。
    去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个普通的饭局里，一个建宁的女人说道：“其实我的母亲是河南人，但至今也没找到亲生父母。曾有寺庄的一个照相的去找过多次，由于我的爷爷奶奶的阻拦，就没敢见面。我的母亲不知道自己的实际年龄，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只知道自己有那么高的时候（她用手势比画大约有8岁小孩的身高）邻居悄悄告诉她：‘你不是建宁人，你是河南人。你现在的父母对你很好，他们养活你很不容易，你可不能去认你的亲生父母而忘了你的养父母’。而我的爷爷奶奶膝下并无其他子女，对我母亲确实很好，于是我母亲没想、也不敢且也没那个能力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这个想法也就打成了结，沉到心的最底层，直到我的爷爷奶奶先后过世，我母亲才又重新产生了这个念头，但又无从找起。曾有许多来相认的，感觉都不像，来往也是断断续续，可以说，我母亲一直没找到她的根在何处。”而坐在对面的女人就是我的二姐，她听得目瞪口呆，脱口而出说：寺庄那个去找寻过多次的人就是我的父亲！
    一切仿佛如梦境，消息迅速在全家传开，二姐专程跑到建宁，想去确认一下。说起经历来非常像，一看长相却与我母亲及小姨妈都不太相似，再说年龄就感觉更不相符，起码相差三岁，于是此事便又是轰轰烈烈提起，又轻轻地放下了，我们亦已不再抱什么希望。半个月前，我的小姨妈从濮阳来我家小住，姐妹俩又说起那个下落不明、生死未卜的女人--母亲的亲妹妹、姨妈的亲姐姐，思念亲人的感情的闸门又一次被打开，这次无论如何姐妹俩也要去看看，究竟她是不是亲秭妹！作为子女，这次我们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于是就择日而行。
    65年前，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满目疮痍。而今天，淅淅沥沥的春雨将我们的心情也打得异常的悲伤，整整65年，重新回到了这个生离死别的地方，母亲努力去记忆深处找寻那往日的影像，老街还在；窄窄的、曾经住过一晚的那个院落仍依稀可辨。但最主要的，母亲还是寻找那个外婆交待过的丁字街，那个把妹妹送与别人的地方，已不复存在。人非物不是，能机器1942年左右事情的，起码也得在80岁以上，找到的寥寥几人，亦不知我们所云。于是直奔那曾经定下的目的地，进得人家的大门，母亲便泪眼婆娑，三人相见，比比耳朵，比比个头，比比手，似曾相识，此时此刻，真希望有人能作证：这就是我的妹妹，这就是我的姐姐，这就是你们孩子们互相的姨妈，希望奇迹就发生在现在，希望奇迹就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眼前，时间就在这里定格，感情就在这里交融…… 对医学，我们不懂，天真地想着科学这么发达，应该会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结论，一问，不行，只能做亲子鉴定，姐妹之间无法鉴定！但愿不如所料，却每每恰如所料，所有人都非常失望。
    农历的三月二十，65年前，也是这一天--农历的三月二十，我的外公外婆将她的两个女儿无奈地送与了他人。而今天，一位老人，在子女的陪同下，来与她心目中的亲姐姐和亲妹妹团聚，不同的经历，共同的心愿使她们的心很近很近。不是似曾相识，却胜过旧友重逢，此情此景，谁都不忍心去探究：究竟是不是所要找的人？而我只想说，我们愿意做你的亲外甥亲外甥女，但我实在想知道，你究竟是不是那个奄奄一息被送了人的姨妈？
                                                                                                  2008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