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护风云

从一份地图开始，一个人的一生要走过多少道路？是否像地球，在自转的同时也在围绕着名为“家”的太阳不停转动？

那种深入灵魂的牵引力，给了我们巨大的保护，同时也被赋予了伤害你的权利。

以爱为名的绑架

不是每个人都会经历家庭暴力，不是每个遭遇家庭暴力的人都会奋起反击，这种幸存者偏差让大多数人以为“家庭暴力”的重心不在“暴力”二字。

上一秒他说爱你，下一秒他对你拳打脚踢。

于是，太多人选择了相信，相信刻板印象，相信随口即出、“信誓旦旦”的谎言。

“每一个动手打女人的男人，都有一双会下跪的膝盖”。

经历了一次次的暴力、道歉、再暴力、再道歉……，在循环往复中当事者或许已经疲倦，或许选择放弃，或许丧失了对生活的信心，或许以暴制暴换自己一命……无论是哪种结果，都不会是好结果。

遭遇暴力不是受害者的错

去年底的一条娱乐圈新闻占据好几天的头条热搜榜，女方遭到亲密关系的暴力对待，由于当事人的明星身份，一度让“家庭暴力”成为热门话题。

撇开当事人的高关注度，感情因素不能成为施暴的原因，没有任何一个人应该受到暴力对待。

韩国电影《空房间》剧照

在美国，平均每年有500万女性遭受家暴，仅仅是在纽约，当地警察平均每天会接到700通与家暴有关的报警电话；在印度，近3成的妻子遭受过丈夫的伤害，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她们之中有人认可自己被殴打；在中国，平均每7秒就有一位女性被家暴，受害人在平均遭受35次家暴后才会选择报警……而就在以“浪漫”名扬世界的法国，一年有50万女性遭受丈夫殴打，平均每3天就有一起因家暴致死的惨案发生。

家暴地图

但这些血淋淋的样本，仅仅只是平均数据。

导演泽维尔·勒格朗震惊于自己的祖国法兰西，那个以“浪漫”扬名的国家竟每天都在发生惨案。他用镜头揭露了一种罪行——“家暴”风云。

《末路丢失》（2013）是他首次执导的短片作品，曾在过百场国际电影节公映，获得奥斯卡最佳剧情短片提名，并赢得2014年凯撒奖最佳短片殊荣。

左：《末路丢失》法国版海报 右：《监护风云》中国版海报

6月21日在国内上映的《监护风云》（2017）就是在他的处女作短片的基础上扩展而成，并入围当年九月的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不仅夺得为处女作而设的「未来狮奖」，更是一举拿下最佳导演的殊荣。

导演泽维尔·勒格朗

家暴的伤害不只有一次

“一颗受了伤害的儿童的心会萎缩成这样：一辈子都像桃核一样坚硬，一样布满深沟。”——卡森·麦卡勒

当导演听到有的女性每天通过听到丈夫的钥匙插进门锁的声音，来判断当晚是否会被施暴时，被震慑的同时也明晰了自己的作品不应该呈现流血的暴力，而是要展现一种持久的恐惧。

影片《监护风云》扩充了《末路丢失》的人物关系，延续了之前的拍摄风格。大量的主观视角和长镜头，带来一种“我不是在看电影，是在看真实生活”的感受。

长片的故事发生在短片之后，母亲Miriam被丈夫不止一次家暴后终于选择了诉讼。

短片中Miriam受过的伤在换工服的时候赤裸裸的展示在同事面前，她的孩子Julien和Josephine遭受的伤害通过歇斯底里的大叫和默默无言的痛哭传递到观众面前。

在《末路丢失》中，Miriam的同事问到小儿子Julien他爸爸平时做什么，他说：他喜欢打猎，平时会带着他家的狗Sally一起打猎，狗很喜欢，因为一直在叫。后来他说的那句话让同事震惊并且沉默。

“甚至当爸爸拿枪瞄准妈妈的时候 她（狗）也不停的叫”

后作《监护风云》中法官说了一段话让小小导沉默：家庭暴力带来的伤害永远都不是一次。

父亲的暴力伤害，和同为受害者、以保护者姿态出现的母亲强行施加给儿子Julien和女儿Josephine的二次伤害，在孩子心中刻下的阴影是无法被抹去的。

《末路丢失》的结尾那阵犬吠，一度将影片气氛推向高潮，最后的狂奔也只是趋利避害的本能。

在《监护风云》中，同样的奔跑情节有了一追一赶的紧迫。儿子Julien和父亲Antoine对手戏，用非暴力的画面描述了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家暴。

影片中每个受害者的心灵都遍体鳞伤，但没有一滴血，也没有直接的肢体冲突，找不到关于施暴的镜头。在本片中，没有任何音乐烘托气氛，导演用空间感带给观影者无限遐想，把惊悚揪心的现实变成了影片的气压和心跳。

如果说情感的爆发需要一个收尾工作，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来描写是最好不过了。

透过孔隙我们偷窥到了什么？是他人还是另一个平行世界的自己？

那声枪响是开始，留下的孔隙是结束。故事被关在门里，门外的生活还要继续。

《监护风云》推介大使 冯远征

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全世界已有124个国家将家庭暴力列为刑事犯罪。

最近频频发生的新闻让家暴浮出水面，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勾连着万千家庭，畸形的爱产生不可逆的痛。

或许沉默有不得已的理由，但别把暴力当做理所当然，别让家成为危险之地。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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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孩子監護權的爭奪可以有各種不同的動機，聖經中所載所羅門的審判中，母親不忍孩子被劈成兩半，將孩子拱手讓人；克拉瑪對克拉馬（Kramer vs. Kramer，1979）中，父親放棄上訴，意識到迫使孩子站上審判席作選擇，是對孩子是無可言述的拉扯與傷害；家戰（Jusqu’à la Garde，2017）中的母親則是竭力爭取監護權，保護孩子的安全。

2、溫柔的慈悲（Tender Mercies，1983）中的男人通過了最後一次命運的考驗——女兒的車禍，命運沒有擊垮他，他最終從頹廢的人生中振作；而這故事中的男主角很可惜，我們看到他如何溫柔的對待孩子，甚至哭訴他已經改變，但是口說無憑，他沒有抓住最後一次機會，通過考驗——這一項最終的考驗是由前妻所給，她在「情」逝之後仍保有「義」，從不以確實的證據控告孩子的父親，孩子的父親卻與機會失之交臂。因此，電影的高潮在停車場上，同場景中，男方爭監護權的動機也才揭櫫，此後急轉直下的劇情只是無奈的悲劇性收尾。 所以，只看到家戰這部電影家庭暴力的恐怖，而無視於裡面情感的糾葛，是見樹不見林。

3、開始的法庭戲並不是嘲諷恐龍法官難斷家務事，而是傳達一個訊息：理性的侷限。

4、 電影中的男人是可悲的弱者。 男性的挫折通常以暴力的形式表現，作出恐怖行為的人不一定是恐怖份子或瘋子，而更像可憐兒作困獸鬥——在帶著家當的車裡，男主角在路上遊蕩，進退失據，無處可去。而電影中的最後一場戲，讓觀眾展開想像力，不必透過畫外音的旁白或閃回畫面，即領會離婚原因——施暴的嚴重程度與創傷後的巨大恐懼，電影至此，揭示了生活中輕率之舉如何讓人背負不可償付的代價。

5、 手法高明，讓人觀影保持探索的興致。尤其女兒的角色，雖從未與父親有對手戲，但不失負擔發展所有環節的輔助功能。

6、故事中的孩子讓人想到當愛不見了（Нелюбовь，2017）中的男孩，只是後者在冷暴力中，前者在熱暴力中。

电影没有过多的铺垫，一开场就单刀直入。米里亚姆和丈夫安托万·北松婚姻破裂后，她向法官提出申请，内容是争取12岁儿子朱丽安的独立抚养权。开头的这场听证戏长达十分钟，直白平淡的对话，简单而致命。最终，米利亚姆获得了这场监护大战的胜利。但真正的“战争”，这时才真正拉开帷幕。 安托万的身份是丈夫，也是父亲。但很明显，他管理不好自己的情绪。安托万就像一道易煮的菜，温度稍微升高，不用花多少timing，就轻快地抵达熟透的阀值。因此，也就很容易越界。在片中，安托万就是这样一个角色。稍微一点风吹草动，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就开始暴怒，动手动脚，很少会去考虑别人的想法。不管面对的是自己的妻子，亦或是儿子，他都不晓得分寸的重要。 只有在周末，安托万才能得到儿子朱丽安的抚养权。一开始，他还处于很tender的状态，会主动关心儿子的近况，但当他想要进一步通过儿子了解妻子的近况，譬如住所，去哪里，为什么不接电话之类的信息却得不到儿子的回应，他就开始声嘶力竭，陷入失控都状态。所以这也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儿子对父亲抱有的是恐惧的心情，接受父亲的监护，周末去父亲那过夜，和父亲独处，这些举动都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因为害怕才选择的妥协。 我想可以这样理解，安托万一直想要争取的抚养权更多不是出于责任，而是一种有点扭曲的自我证明。此时的他处于失业，还没从事业低谷期走出来，家庭关系又经营的一塌糊涂，简而言之，这是一个生活上十分不如意的loser。 loser总是急于证明自己的存在感，但当一个人一无所有时，暴力和愤怒就成了“无用之人”的发泄方式。就像安托万的父亲说的那样，你总是把一个东西搞砸。当安托万的母亲无意识说到朋友在公车上见到朱丽安。而地点并非朱丽安原来住址使，安托万再次被激怒。他会不爽，是因为他人的行为轨迹超出了他的自有逻辑，说穿了，他从头到尾care的只是自己可怜的自尊，即所谓“父亲的形象”。他愤怒的起因，几乎无一例外，是在自己的父亲形象受到损害时。这样的破裂对安托万来说，无异于一场巨大的耻辱。 当他发疯似的找到妻子的公寓后，上演了一出苦情戏，一边痛哭流涕，一边渴求妻子重归于好。我想，一个完整的家庭形象对这样擅长暴力的男人太重要了，一旦脱离了和谐的家庭关系，他就无计可施，无法以正统的“父亲形象”示人。他其实比谁都清楚，愤怒和暴力并非解决方案，但性格上的敏感和脆弱，使他总是走极端，以伤害他人为代价。 这并非为他的妻子米里亚姆开脱，她自然也有问题，不懂得化解家庭的紧张关系，也很少去给予儿子关怀。她对丈夫的怨恨很大程度是由儿子去替她承受，因为她拒绝跟丈夫的任何沟通，导致安托万只能将怒气倾泻在自己的儿子身上。 最惨的莫过于儿子朱丽安，他就像巨无霸里的牛肉切片，上面是油腻的芝士，下面是苦涩的生菜，在父母的失败婚姻中，他彻底成了困兽之斗。这不禁让人想起了《无爱可诉》里的小男孩，在父母吵架的夜晚，他因为害怕哭泣声太大而躲在门后，憋着气小声啜泣。 孩子总是要为父母所谓“破碎的心”来收拾烂摊子。 某天半夜，情绪彻底崩溃的安托万拿着父亲的猎枪跑到妻子的公寓，疯狂地敲门，踹门，要求沟通。显然，镜头里的这个中年男子，心理阀值彻底爆表，只有复仇，才能重夺自己的权威。最可悲的地方在于，一个感情上的超级loser在使用暴力上却十足地游刃有余。 这种自私，令人不寒而栗。 电影在米利亚姆和朱丽安获救后便戛然而止，留给了观众无限想象空间。 导演细心地安排了许多伏笔，使得最后高潮的到来几乎有了一种呼之欲出地效果。希区柯克式的悬疑惊悚，半夜运行的电梯，狂躁地门铃声，走廊的亮灯，这些元素无限放大了暴力的恐怖色彩，精准地展现了一幅家庭关系的横切面：婚姻之殇。 这部片还有一个地方令人印象深刻：全片没有任何配乐。在定格镜头的搭配下，显得十分冷静，客观，这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情感的推动。这大概是令我惊讶的原因：完全看不出是一部处女作，泽维尔勒格实在是前途无限，在我看来，这比多兰屌了不知道多少个level。

Jusqu'à la garde (2017) 家戰，於@i后窗 南京電影放映。

影片拍得很真實的地方在於家暴並不是從頭至尾的肢體暴力，而大部分時候夾雜著語言和精神恐嚇。關於家暴者的家庭狀況鋪墊也點到充足，作為一個成長在有家暴情況的家庭裡的人，會有惡夢重演的心悸。

一句話說得不順心就可以暴怒，聲音高一度！再高一度！威懾的表情再猙獰一些！巧妙的時機，配合摔打東西～ 這就是解決/終止問題（=迫使對方服從）的方法啊。就是他在毫無預備跟保護跟還擊自己能力的時候被教會的親密關係相處方式啊。在往後的日子裡，作為成人的他要盡比別人多一些的努力才能擁有一段「正常」的情感。但無論如何，原生家庭的缺失不應該作為任何人的过激行為的缓和借口。他的極端舉止幾乎是明確了他的某些精神障礙，法庭審判時也會著重考慮到他的狂躁與強迫的症狀，監禁和入院（幾乎等同於監禁）的手段是必須的。

在我曾經歷過的case裡，我由於精神履歷當天被放走，而男方因為情急之下扇了我一巴掌，被on hold三天最後上庭，幸而並未產生真正嚴重的後果。我個人作為這件事情中法律的受益者，其實是非常反對這樣的處理方式的，如果你說這是得益者「虛偽」的內疚感也好。即使精神障礙者是不具備完全法律責任的人，但在走入迷惘和更深的困境的過程中，在逐漸喪失理智去選擇的能力的過程中，他／她是為自己做過抉擇的，每一天，每一個瞬間。

他／她收到別人對信息第一反應是左滑刪除；

他／她由於膽怯和懦弱把自己困在房間；

他／她任意的停藥和抗拒醫囑；

他／她在意識到自身狀況對原因後幾乎是順其自然地接受，而不是奮力去對抗。

這一切其實都歸咎於自己的不努力，不自律，不積極。即使在我心裡面對著兩股分庭抗禮的巨大引力，它要帶我走進黑，或是帶我走入僵硬而刺眼的光。這引力特別強大，我越來越害怕自己變成一個瘋子，而這一切都不可說，是因為被他人拋棄更加可怕。

非常喜欢最后一幕邻居奶奶颤颤巍巍去偷看那里，會小小替奶奶擔心家暴男主出獄後會不會對她有報復行為，影片結束的位置剛剛好。最後的最後，對於完全傾重於社會議題的電影還是會有小小的一點排斥，但現場看來對於觀眾還是有意義的。特別可愛的是映後對談結束，幸運觀眾可以和邀請來的本地律師合影 ：）

同樣是拍攝有關暴力和驚慄的故事，一些歐洲導演特別考起觀眾的耐性和專注力，不會像荷李活類型電影那樣講求感官刺激，分分鐘有聲有色。法國導演Xavier Legrand的首部劇情長片《監護權爭戰》(Custody)就是以這樣不怕悶到觀眾的風格講故事。為甚麼這些歌舞鏡頭要這麼長？角色們在畫面中走來走去，重點在哪？觀眾要耐得住這種電影語言，留心各項聲畫細節，在結局後回想，才會察覺之前看得五里雲霧的片段中一直有故事在發生，只是當時不知哪些細節需要留意。

故事情節不算複雜，講兩夫妻分開後，前夫先爭取隔周見兒子的權利，再設法找尋逃避他的前妻。導演一直沒有清楚交代雙方離婚的原因、誰更可信等等，把篇幅放在「男主角要找前妻說清楚」這歷程上。懸疑的效果似乎只對特別有耐性的觀眾有效，因為導演往往讓觀眾跟戲中角色一起漸漸沉浸於「好像有事發生，但又不知是甚麼事」的不安狀態中，有一種莫名的焦慮，另一方面也對這種焦慮之原因產生好奇。只是這些長時間的段落和枝節累積起來，或會令觀眾精力渙散，感到疑惑及沉悶之餘，更難留意故事的細節和內斂的推進。

等到電影約最後四分一才急轉直下，讓觀眾知道恐懼和暴力的源頭在哪裡。彷彿之前一直靜態地吊著的鉛垂，到最後有魚時忽然變成跳下水用魚叉搏鬥那樣激烈。之前導演在敍事上推延著的壓力在結局一次過引爆，焦慮和懸疑造成的心理張力解開了。這時觀眾才能理解前文中，各個角色的情緒和反應——如果他們之前沒打瞌睡的話。

剧本非常出色，Xavier Legrand银幕写作技巧高超，开场控辩双方律师陈词，从辩论术角度分析，控方完败，辩方巧妙利用控方失误，以及辩论技巧成功打动法官。

控方律师全篇基本是在冰冷陈述事实引用证词，寄希望于完全靠逻辑说服法官。原告被恐吓，为了息事宁人不要损失费这一点本可以是控方律师很好的素材，使用一点煽情的话术就可以让法官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进而理解控方的其他诉求。然而控方律师没有使用更多丰富的描述来支撑原告息事宁人这一决定有多么委屈和忍让，原告在这场官司中多么弱势，反而只采用了不合时宜的凝练话术，无法让法官共情，错失致胜良机。

这本来不算什么大问题。但是当法官听到控方陈述被告有威胁恐吓原告的情况，询问控方律师是否有证据，控方拿不出证据，尽管控方有非常合理的理由，这一点还是很致命，因为依靠逻辑辩论者无法拿出证据证明，逻辑辩论拼图不完整，这不仅影响这一整段论证的力量，也让法官潜意识中对控方律师可信度起疑。

辩方律师则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在日常生活中的人品，质疑控方没有证据或者控方证据的权威性，引述法条质疑被告经济条件是否符合索取预支抚养费的条件，利用控方没有证据表达被告是被误解污蔑的一方，强调被告的行为是出于一个父亲的本能和基本人权，在事实上被告采取了强势乃至有侵略性的行为基础上，成功挖掘并且给法官展现被告心态上的弱势地位，博取法官同情。以上内容符合亚里士多德人品、逻辑、情感（ethos, logos, pathos）的辩论基本法，效果非常好。

锦上添花的是法官询问辩方律师质疑被告经济条件是否有相关财务证明或者计算，这简直是撞了辩方律师枪口，马上胸有成竹地说“材料我们都准备好并且提交了”。

有意思的是控方律师引用辩方诉求时用的是“对方”（de l’autre côté de la barre）, 好像控方是一台冰冷的辩论机器；而辩方律师称呼控方律师为“我的同事”（ma consœur），显得更人性一些。

控方律师陈词3分钟，辩方律师陈词4分钟，高下立现，很好地预示了后续法官判决结果。

控方律师陈词：

Pour Mme Besson qui touche une indemnité chômage de 981 euros par mois, qui est mariée à M. Antoine Besson, responsable de la sécurité incendie et d’assistance aux personnes au centre hospitalier de Lecorney, et qui a des revenus de 2,200 et quelques euros par mois. Il y a 2 enfants. Joséphine aura 18 ans dans quelques semaines donc là, il n’y a pas de disposition particulière. En revanche, il faudra organiser la nouvelle vie de Julien, qui a donc été auditionné.

Concernant les nouvelles mesures, nous ne sommes pas d’accord avec ce qui est demandé de l’autre côté de la barre. Puisque le monsieur sollicite la résidence alternée pour Julien lorsqu’il sera installé dans la région, suite à l’accord récent de sa mutation. Or, on constate clairement que les enfants ne souhaitent plus revoir leur père.

C’est vrai qu’aujourd’hui pour Julien tout cela s’exprime de façon un petit peu violente. Il y a un rejet, parce que ce qu’il traduit dans son audition, Julien, c’est évidemment beaucoup de tension entre les époux mais c’est aussi une grande insécurité, à titre personnel.

Et les éléments montrent pourquoi les enfants ressentent cette insécurité. Vous trouverez d’ailleurs dans mon dossier un certificat médical de Joséphine qui fait état des violences qu’elle a subies par le passé de la part de Monsieur.

C’est pourquoi nous demandons à ce que la résidence des enfants soit fixée au domicile de la maman. Donc pour Joséphine, étant donné qu’elle sera bientôt majeure, nous vous demandons de réserver le droit de visite selon son souhait. Mais nous vous demandons également à ce que vous réserviez celui de Julien. En attendant que les tensions s’apaisent, et qu’il soit plus disposé à revoir son père.

C’est vrai que la procédure n’a fait que rajouté des tensions. Ma cliente n’avait retiré sa plainte contre le Monsieur que pour un gain de paix. Puisqu’elle avait subi des pressions et des menaces de sa part pour qu’elle la retire. Quand c’était pas au téléphone, le Monsieur venait dès qu’il pouvait devant chez ses parents, il dormait dans sa voiture…

(Vous avez des éléments de preuves?)

Les parents de madame témoignent qu’en effet monsieur est venu plusieurs fois devant chez eux.

(Non, je veux dire des preuves de menaces.)

Pas de témoins, évidemment. Et madame n’a pas pu conserver les messages puisqu’elle a dû plusieurs fois changer de téléphone.

Donc, pour un gain de paix, encore une fois, ma cliente ne souhaite pas bénéficier de la pension au devoir de secours. En revanche, la madame est revenue s’installer chez ses parents. Or, elle a laissé l’intégralité de tout ce qui lui appartenant, ce soit en commun ou propre, dans la maison d’habitation, et maintenant elle doit repartir à zéro. Sachant qu’elle n’inscrit à aucune économie, et même si elle est hébergée chez ses parents, madame leur verse un loyer et participe aux frais. Sachant que depuis la séparation elle a à charge 2 enfants, et qu’elle va devoir faire face à des charges incompressibles immédiates pour pouvoir se reloger.

Donc elle demande à bénéficier d’une avance sur communauté à hauteur de 5,000 euros, et nous vous demandons bien évidemment à ce que vous condamniez monsieur à la lui verser.Pour le reste nous sommes d’accord pour ce qui sont les parts contributives fixées d’un commun accord à 110 euros par mois et par enfant.

Voilà les observations que j’avais à formuler tant pour les enfants que pour elle-même.

辩方律师陈词：

Il y a un certain nombre de choses qui sont dites par Julien, bien sûr. Mais il y a surtout un certain nombre d’extrapolation qui vient d’être fait pour l’instant. Je comprends pas du tout le sens de cette audience, madame la présidente.

Je pense que dans le dossier rien n’est blanc de deux côtés. Je crois que l’éducation, on en est responsable tous les deux, le papa et la maman. Je suis tout simplement choquée par ce qui vient d’être dit.

Maintenant le monsieur a obtenu sa mutation et demande une garde alternée, la madame accuse le monsieur de l’avoir harcelée, menacée, d’avoir été violent avec sa fille, en vous apportant un certificat médical d’une infirmière scolaire. Je trouve ça ahurissant. Et vraiment pour le coup très déplacé.

Vous trouverez donc dans mon dossier, madame la présidente, de certain nombre de témoignage. D’abord, les parents de monsieur, je vous signe, victimes des désiderata de madame ceux qui n’ont pas pu voir ses enfants depuis leur séparation quand même. Ses collègues qui le décrivent comme un excellent chef d’équipe, équilibré et dans un tempérament calmement posé.

Vous trouverez également du témoignage des membres de l’amical des chasseurs dont le monsieur fait partie qui aussi disent de lui, un homme généreux, serviable, un amoureux de la nature qui ne boit pas. Un homme normal, quoi, qui ne correspond en aucun cas au portrait de l’homme violent, rustre et menaçant qu’on essaie de lui attribuer depuis toute à l’heure.

Si madame avait des preuves de menace, qu’elles, ses enfants, ont subie, qu’elle les amène, allons-y, qu’une enquête de police soit faite à ce moment-là, et qu’elle n’essaie pas de transformer en harcèlement ou menace les tentatives d’un père meurtri.

Je pèse mes mots quand je vous dis ça, madame la présidente. Parce que les bons notés que madame a coupé tous les liens avec monsieur du jour au lendemain, elle a, jusqu’à ce jour, toujours refusé que mon client parle avec ses enfants au téléphone, et les parents de madame se sont même mis sur liste rouge.

Oui, c’est vrai. M. Besson a effectivement dormi dans sa voiture devant le domicile des parents de madame, mais dans le seul unique espoir de voir ses enfants, Mme la présidente, pas pour le plaisir de dormir dans une voiture. Je peux vous assurer, Mme la présidente, qu’aujourd’hui M. Besson est simplement atterré d’entendre ce que Julien peut penser de lui et connait pas du tout les mots de son fils. C’est pas du tout l’image des moments qu’il a passé avec lui. On peut tout à fait soupçonner, vu le contexte, que quelqu’un aurait pu le lui dicter.

Aujourd’hui M. Besson veut dire la chose suivante. Ma fille est bientôt majeure. Elle finira par se faire sa propre opinion et je sais qu’elle reviendra vers moi. En revanche je ne lâcherai pas mon fils. Je sais que mon fils m’aime que j’aime mon fils et il a besoin de moi. Je demande une mutation. Je quitte mes collègues, mes amis. Je vends ma maison et je renonce à tout pour pouvoir être près de mon fils et continuer à passer de bons moments avec lui. Et ça, Mme Besson ne pourra jamais le lui ôter. Vous le savez très bien, Mme la présidente, c’est un droit fondamental pour un enfant. Si M. Besson n’a pas été un bon mari, comme le prêtant madame, pas lui descendre une médaille, ça ne fait pas lui un mauvais père. Et donc il me semble que nous ne sommes pas dans les termes de loi pour rompre les liens entre un père et son enfant.

C’est pour ça que je maintiens notre demande, Mme la présidente, pour mettre en place un droit de visite de l’hébergement classique, c’est-à-dire un week-end sur deux, du samedi midi au dimanche 18h. Et dès la rentrée, il va falloir que mon client sera installé ici. Nous demandons la mise en place d’une résidence alternée classique, une semaine sur deux avec le partage des vacances de Noël et l’été.

D’ailleurs, pour ça que nous aimerions connaître la future adresse de madame, en espérant qu’elle ne décide pas de partir au bout de la France sur un coup de tête, afin de faciliter au mieux l’organisation de la nouvelle vie de Julien. Sinon nous sommes d’accord comme elle a indiqué, ma consœur, pour ce qui sont les pensions alimentaires des enfants.

Par contre il y a un point sur lequel vous devez trancher, Mme la présidente, sur l’alinéa 7 de l’article 255, ‘accorder à l’un des époux des provision à valoir sur ses droits dans la liquidation du régime matrimonial si la situation le rend nécessaire.’ J’aimerais bien savoir si c’est nécessaire ou pas. Vous avez quelqu’un qui avait un emploi incomplet, qui se retrouve au chômage. D’accord. C’est quand même elle qui a décidé de venir s’installer ici du jour au lendemain. De son côté mon client a essayé pour plusieurs reprises de voir ses enfants mais chaque fois on lui a dit que la madame était partie en week-end avec eux. D’un côté on nous dit qu’on n’a pas d’argent, qu’on ne gagne que 900 euros, et puis on part en week-end régulièrement. Là on est même en train de louer des salles des fêtes ou des salles communales. Donc je crois que la situation ne le rend pas nécessaire et ne justifie pas cette avance sur communaut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