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七号

     三年前我大学一毕业，就决心不再写这些不能当饭吃的东西了。看到网上对《长》一片骂声，忍不住又要插几句。电影解读的方法有许多，这里，主要谈一谈《长江7号》的技术性抽取与剥离解读法。
    《长江7号》是一部超现实主义的影片。其中，又窜插着后现代的无厘头。这是周的最大特色。
    说到周，就不得不考察周的个人发展史。小丫以前是个地倒的跑龙套的（可见其作品《喜剧之王》），后来成为一代喜剧之王。这期间，商业化当然功不可没。但也不可缺少周本人对喜剧精神的领悟和对小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实体验。更为可贵的是，这种人生观\世界观，是动态的，随着外部环境和内心环境而不断变化的，同时，也通过了周的一部部作品反射出来。
    我们常说，看电影，也要看人。大师级的演员都是通过一部部电影来不断地刷新自己，而远远地把观众抛在身后。像李连杰、像周星驰。星爷从《少林足球》和《喜剧之王》开始转型，到《功夫》最终转型成功。也许大家还记得，在《功夫》中结尾的那个细节，是一反周以前电影以搞笑结局的收尾方式，而是大无畏地走向前方，对最终的暗算不屑一顾。这表明了周的演艺身涯，已经从明星走向了大师。这其实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升华。
    从许多年前的《逃学威龙》中的星哥，到如今誉满影坛的星爷，这是怎样的一种成长。当电影角色与演员的真实历程交汇的一刹那，大师便产生了。这是一种绑定关系。
    《长江7号》中的人物形象，主要涉及有：外星人长江7号、老师、星爷和星爷家儿子小狄。
    我们知道，周一直至力于情景搞笑剧的创作，直到《大话》系列才为北大的一些学院派教授所认同。但无论如何转型与成长，也不至于拍童话片或科幻片吧。《长》肯定是要表达一种什么东西的。当现实世界有种种难言之隐时，超现实主义便产生了。
    以现实主义的回归手法来解读《长江7号》，让我们做如下的技术的抽取与剥离。首先，长江7号这个外星人肯定是不存在的。（我到场景现场宁波的银泰百货考察过了，确实滑长江7号这种生物，只有启路文具有卖那个玩具的）至此，我们可以把这个小东西抽取出来。一旦长江七号从影片中剥离，那么整部影片就像被抽了筋，变得干瘪。这时，我们恍然发现：原来，七仔是整个影片笑声的重要来源。
    不要停，继续剥离。
    在影片中，那位性感善良的老师，几乎勾起了所有观众的恋师情结。但是，试问，这样的老师，在现实生活中真的存在吗？答案是：不存在！即使存在，也不会像影片中那样对周星驰这样的地道的安徽农民工拉拉扯扯。OK，那么，我们也要把这个人物剥离出去。
另外，周星驰还遇到了一个工地老板，这个老板虽然态度像我高中的物理老师一样恶劣，但还是挺有感情的，即使算不是善良，也算的上是有良心的。从中国近几年年年发生的矿难和农民工讨薪事件中，我们可能看到这样和蔼可亲的老板的影子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OK，这个人物，同样剥离出去。还有关于小狄上贵族学校的事情，也是不可能的。也应试剥离出去。
    至此，我们把一部超现实主义影片还原成了一部现实主义的力作：电影《长江7号》，是一部关于某农民工在工地上打工，后来意外死掉的中国式悲剧。
    那么，通过这个“再平常不过的新闻事件”，一个中国式的悲剧，周星驰想说什么？为什么又要煞费苦心地加入“神奇的七江7号”、“善良的老师”和“有良心的老板”这些题外元素呢？因为，在中国，类似的“民工死亡”太司空见了，而现实又是那么残酷无情。
    大师毕竟是大师，他们有一套自己的表达方式。就像马尔克斯的小说、莫扎特的钢琴曲。他们遥遥在上，与世俗保持着距离。同为中国人，周星驰长年生活在港台，通过直铺直叙的电影语言来叙述一个内陆悲剧民工的故事，其效果可能还不如某小报的记者写一篇通讯。作为远离现场而又在场的艺术家，他唯有用一种近乎喜剧的极端方式来表达了对现实中国的认知。一如世界喜剧之王憨豆先生，给人们更来无心欢笑的同时，无人知晓他内心的孤独。
    关于《长江7号》这部转型升级之作，这又让我想起了当年王家卫的《2046》。与此同时，我还想起了看《卧虎藏龙》的经验。像《卧虎藏龙》和王家卫的《2046》，也只有凭个人的阅历经验来消化和理解那些刻骨铭心的旷世爱情。否则，就会遭遇电影不能承受之轻。
    当然，我绝对没有批评大家水平低的意思。因为，任何解读从来都存在和必要的。但是，当你没有读懂影片，就对着周星驰开骂的时候，那就是你的不对了。（不是吗？旺财？）特别是和菜头这样，在网上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士了，他的文章我也爱读，但对于这部影片也扛起了反周大旗，真让我觉得自己是不是站错了队伍。
    《长江7号》看后，我有许多感触。我想起了几年前初到宁波打工的经历：压断手臂的四川人是我抱着他一路血肉模糊地奔到宁波六院；下应车站边的简陋的民工子弟小学，每天我都要经过，看着他们在拥挤的操场上升起陈旧的国旗；钢筋水泥的都市森林，扣工人加班费的老板……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喏, 那个家伙装着个猪头居然说自己是猪八戒！”
“哇！大哥，你化这个妆就说自己是孙悟空喽？”
“给点儿专业精神好不好？你看，那些毛通通都开叉了，头上象戴了两块年糕似的，出来混饭吃得花点本钱嘛！”

就是这样，我被这个孙悟空的造型吓到了。我是说《月光宝盒》。之前我的高中同学说：那片子很搞笑。那是1996年。选择不是很多的年代，“很搞笑”三个字足以打动一个傻不啦叽少年的心。然后我去租碟，然后我就被吓到了。孙悟空怎么可以长得这么丑。西游记的故事怎么可以改得这么乱七八糟。台词怎么可以这么莫名其妙。我不理解。尽管我一直在傻笑，但我觉得这片子让人不快，下意识的抵触。就像自家的毛巾被不相干的外人摸脏了，我表面上装作大方，心底很不爽。直到朱茵出来，我被雷到了。

一个女人的风情和一个女孩的清纯可爱，居然可以结合得这么完美。因为这个惊艳我硬着头皮看了下部《仙履奇缘》。估计是第一部的洗脑，让我渐渐适应了这莫名其妙的风格，我开始看得津津有味。坐在沙发里的姿势越来越放松，忽然觉得这样的天马行空，也未尝不可。这当然不是我看的第一部周星驰的片子，但绝对是让我对周星星这个人、对这个人的风格立碑铭记的电影。几年后我知道了这种风格叫“无厘头”。而同一时刻，最纯粹的无厘头电影正走向没落。

你看我又提到了往事，又在缅怀过去。这是现在看香港电影，或者说看曾经的香港电影人跨不过的一道坎儿。我们都有太多的回忆落在里面。从一个满脸严肃的时代潜移到一个嬉皮笑脸的时代，鱼龙混杂的“香港片儿”教给我们低俗的趣味。原来搞笑可以仅仅是为了搞笑。从小就被训练总结意义、总结中心思想的我们，学会放轻松，学会松弛面部。高雅和意义都滚蛋吧，现在我们需要一点儿简单纯粹的乐趣。我们都被这个神经兮兮的家伙逗乐了。当我们走出录像厅和碟店，一个人被我们记住，一个词汇被写入我们的词典。

然后网络出现，信息流窜。全民大话热潮在大江南北汹涌。新世纪的周星星同学被大伙儿兴高采烈地热爱。那时候我们刚学会网上聊天，刚学会在聊天室和OICQ上泡MM，刚学会用这样的句式作为开头：“曾经有一份XXX摆在我面前……”每个人都好像抱着一本周氏名言集锦，在没完没了的扯淡中幻想某个ID后面真实的脸。新世纪的周星星同学被大伙儿兴高采烈地捧上神坛。星爷，星爷，大伙儿开始这么称呼。一个扔掉端庄开始集体狂欢的时代，由这样一个总是没个正形儿的人扯开大幕热热闹闹地上演。

这样一个总没正形儿的人他成了王，喜剧之王。但我拒绝叫他星爷。就像我始终坚持《喜剧之王》是周星星作品的巅峰，我始终坚持把他称为星仔而不是星爷。星爷是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而星仔活在我们身边。那些由星仔一一化身的小人物里面，有我们无尽的欢笑，也有我们的疼痛泪水。《破坏之王》里他在讥笑中抬不起头，让打小自卑敏感、感情受挫的我们不停地揉眼睛；《国产凌凌漆》里他穿过子弹去摘一朵花，让我们大笑后又凝重；《喜剧之王》里他大喊一声“我养你啊”，让我们终于再也抑制不住眼圈一红。在变化应接不暇什么都无法把握的新时代，这些低级趣味和小感动，让我们得以忘却生活中的烦心劳累，得到短暂的慰藉。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学会笑着面对生活，相信最卑微的咸鱼也会有翻身的一天。

那时候我们也许还没有意识到，就是这样的低级趣味会带来那么深远的影响。多年后我们再看那些韩国的喜剧电影，不由嗤之以鼻——这样的插科打诨，这样的包袱笑料，早很多年前我们的无厘头电影就已经玩腻了。虽然随着香港电影的没落，我们越来越难看到纯粹的无厘头，越来越难看到有新意的喜剧，但无厘头的种子已经四处播下。多年后我们反观自身，发现随着无厘头成长起来的一代，举手投足开口说话都带着周星星的影子。

所以像我这样生在改革后长在彩旗下的人，就这样被不可救药地毒害。就这样我成为一个形而下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虚无感的人，一个脱离了高级趣味的人。像我们热爱的周星星同学一样总是没个正形儿，总是在该严肃的时候严肃不起来，又在不该笑的时候肆无忌惮地大笑。就这样再也无法一本正经道貌岸然，面对假大空装作无动于衷。周星星授予了我们，三把虚无之刀，一把用来斩断形而上的思考，一把用来将那些假模假样的东西解构得支离破碎，一把用来痛痛快快地朝那些装逼遭雷劈的人捅上一刀。

周星星给了我们刀，但是我们都没有回报。我忘了是什么时候和在哪里看到这种说法：我们都欠周星驰三刀。很形象的说法，事实也是如此。录像厅和盗版碟时代，我们都是抢劫周星星的帮凶。在碟机前，在电脑前，我们赤裸裸地抢劫了一个人应得的利益。一个我们喜欢得着迷的人，一个给予我们数不清的欢乐的人。现实中对忘恩负义这个成语最好的注解。许多年后我们才意识到对这个人的伤害，伤害已经无法弥补。我们只能希望这三刀有机会可以还。于是我们第一次花钱买票走进电影院，坐下来看《少林足球》。然后我们又举着棒棒糖被《功夫》砍了第二刀。今天当我们终于挨了第三刀，《长江七号》，它结结实实地割痛了我。

太痛了。在最纯正的无厘头电影伴随着背后的香港电影一同没落的年代，我们多么渴望周星星能让我们的欢愉得以延续，多么渴望他像曾经那样，驾着七色的云彩到来，把我们从乏味无趣之中带走、从卑微无望之中拯救。我们渴望在黑暗中笑得没心没肺，把刚喝下的水一口喷在前排的脑袋上；渴望把漫长平庸的一生中的两个小时，抽出来点燃发光。我们已经不奢求改变人生虚无这个残酷真相了，我们只是想要两个小时的跳离和超脱，只要两个小时。多么小的要求。

当散场的灯光亮起，我的脑海中响起一首歌，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没有人能够永远地拯救我们，即使是王。我知道终会有这么一天的。我猜到了这结局，可我却没有猜到它会来得这么快。以前他跑都跑得那么帅，现在他让我意识到，经过这么多年，我回来要找的不是他，而是那种草根的真实感觉。而他，已经不在我身边。我终于无可奈何地承认：他已经不再是星仔，他早已成了星爷，成了王。我都懒得说出到底是什么地方不一样了，但感觉就是这么实实在在的，不一样了，真的不一样了。

有失落感，有背离感，但不害怕。因为我钻进自己的胸腔，许多人的胸腔，我看着这个那个椰子，我看见了他曾经在我们心里留下的种子，无厘头的种子。即使成为王的他已经对这三个字不屑一顾，但他曾经留下的东西却在看不见的地方悄然生长。就像我们每一天说着的话，聊过的天，就像我们在网络上的举手投足，发帖和回帖，就像我们面对生活困顿的嘲笑和自嘲，我们已经这么无厘头了，即使没有他，即使以后他的电影再不值得我们带着期望去膜拜，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解构生活之刀、后现代之道。

第三刀，失望又满足。按着伤口我终于可以说：欠你的三刀，我还清了。

怎么评价周星驰的《长江七号》？就好像你有个国家特级红案厨师的朋友，烧鱼翅的手艺在中国找不出第二个人来。三年前他请你去他家吃了一次鱼翅宴，现在通知你说，他花了三年时间研制新菜，请你务必光临品尝。你欢欢喜喜的去了，他兴高采烈地宣布开席。然后，你看到一桌素斋，全是豆腐。

周星驰作为导演，有权拍任何他想拍摄的题材，也没有义务一定要提供给观众他们习惯性期待的东西。当年崔健站在台上，台下的观众有节奏地呼喊：一无所有！一无所有！老崔站在台上，回答说：我他妈的就不唱《一无所有》！那时候的老崔虽然让人恨得咬牙，但是有真艺术家的风骨。至少要比整台演唱会变成怀旧卡拉OK要好，罗大佑不就是那么做的么？周星驰的《长江七号》没有多少无厘头，而是一个童话色彩十足的温情片，这是他的选择，我没什么可以指责的。

在春节前上映《长江七号》，周星驰有巧思，也很讨巧。当年他的无厘头电影粉丝，现在大多为人父母了。春节和孩子一起去看电影，看完了出来买公仔玩具。电影票吃一道，玩具再吃一道。吃完爸爸，再吃孩子，周星驰的商业头脑让人钦佩。摆明了要从你的口袋里掏钱，但是你还掏得心甘情愿，没有多少话说。

网上对此很尴尬，一方面对没有无厘头的密集搞笑觉得失望，但是又不能破口大骂，因为导演是周星驰，中国喜剧片的劳模。另一方面，这个片子多多少少还算温情，可以比照《E.T》或者《妈妈再爱我一次》，适合带了小孩子去看。不过，如此简单的剧情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多值得讨论的地方。所以，发言大多无力。要么回想一下当年，要么赞扬一下爱心，甚至是谈谈对社会下层的关怀。

我个人不喜欢《长江七号》，因为我没有儿子或者女儿，而我自己去看这种片子年龄又显得偏大了。这么多年里一直很欣赏周星驰，完全是因为无厘头的疯狂想象力。有这种想象力在，凭借极为简单的道具就能产生丰富的效果，并不需要多少电影特技。在我看来，无厘头电影里出现过多的电脑特技，那是想象力枯竭的表现。《国产007》里，那只古灵精怪的枪。《大话西游》里，闪一下就OK的月光宝盒。《大内密探008》里，那架人肉阿帕奇直升机。《回魂夜》里，那些会飞的帽子和雷达一样的花。这些东西让人觉得有趣，让人开怀。纵观周星驰拍摄的影片，在《少林足球》和《功夫》之前，运用特技最多的是《百变星君》，但是那片子并非是周星驰最好的影片。

从《少林足球》之后，周星驰的电影对特技的依赖越来越明显，壮观和瑰丽的视觉效果取代了想象力。那么多年里，我一直喜欢周星驰的电影，并非是因为那些无厘头的台词，而是每次他都站在小人物的视角讲故事，每次都在司空见惯的事情和物品上以狂野的想象力激发出特技所不能企及的效果。现在，貌似还在讲小人物的故事，但是想象力却消失了。《长江七号》里的公仔娃娃除了能取悦小朋友而外，对我这样的成年观众毫无任何意义。在这个时代里，找比较Cute的造型设计简直易如反掌，倒是设计出福娃这种惊骇世俗的绝顶丑八怪才需要超卓的能力。

春节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去电影院带着小朋友一起看《长江七号》。这里可以提醒你，其中的无厘头演出基本上都分摊给了小朋友。这完全可以理解，当无厘头成为老爸以后，老爸要有老爸的样子。所以，无厘头要从娃娃抓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