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

作者：Jonathan Rosenbaum (Cineaste)

译者：csh

译文首发于《虹膜》

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对于苏联电影的整体了解是如此匮乏，而对于谢尔盖·帕拉杰诺夫（1924-1990）的作品，我们更是知之甚少。或许苏联史的特征可以看作是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这个国家倾向于遗忘自己的历史，这种倾向甚至发展为一种保持无知的欲望。当我在十三年前（译者注：本文写于2003年）写出那篇关于帕拉杰诺夫的三部影片的文章时，据我所知，当时还没有任何人写过关于他的一本书，或是一部专著。我写作那篇文章的一个月前，他刚刚第一次访问西欧——参加鹿特丹国际电影节，我十分有幸能够参加那次电影节。而在四年之前，他才刚刚从十六年左右的禁令中被解放出来，才得以作为一位电影导演重新开始工作。在那之前，自1969年的《石榴的颜色》之后，帕拉杰诺夫——无论是作为囚犯还是作为导演的时候——所申请拍摄的每一个项目均被驳回。

那么，他的罪行是什么？在斯大林时期，帕拉杰诺夫被关押在为同性恋准备的「再教育」劳改营中；在六十年代中期，赫鲁晓夫下台前不久，他以「形式主义者」的罪名在媒体上遭到抨击；当他签署支持乌克兰不同政见者的信件之后，他被称为一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由于「资产阶级主观主义和神秘主义」以及「意识形态偏差」的罪名，他从未被允许完成他1965年的《基辅壁画》；经过多次的争斗，他那部亚美尼亚语的杰作《石榴的颜色》被导演谢尔盖·尤特凯维奇剪短了二十分钟。在此后的十几个（或是二十几个）电影计划均被否决之后，他在1973年底被逮捕，罪名包括外汇交易、艺术品投机、亵渎偶像、传播性病、煽动自杀以及同性恋，他也因此被判处五年的劳役——由于全球范围内的抗议，这一刑罚后来被削减到了四年。根据其中的一个说话，他在受审时承认自己是双性恋，但看起来他受到的大多数、乃至所有指控都是徒有其表的，而他「真正的」罪行，是他的离经叛道，以及他作为「捣乱者」的身份。

在四年之后，他第三次被捕，罪名是试图贿赂一名官员。在监狱里被关押了半年之后，他才被洗脱了所有的指控。因此，他在《被遗忘的祖先的阴影》（1964）和《石榴的颜色》（1969）之后得以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是《苏拉姆城堡的传说》（1984），后来他又拍摄了篇幅更短的《吟游诗人》（1988）——拍完这部影片的两年之后他便去世了。

今天，已经有许多关于他的书籍，起码已经有两本法语书，而其中一本也在几年前被翻译成了英文——那是一本可爱的小册子，名为《七个愿景》（1998），帕拉杰诺夫在书内收入了一些他电影中的场景，其中只有四个场景得以通过某种形式进入实际存在的作品之中。《基辅壁画》和《石榴的颜色》都被重新剪辑，不过帕拉杰诺夫的原版《石榴的颜色》幸存了下来（更幸运的是，这部电影现在已经有DVD版本了），而他的生命只允许他完成《忏悔》的其中一个片段（对我来说，这部电影是他除了《石榴的颜色》之外最伟大的作品，因为它很简洁，也最具远见）。

谢尔盖·帕拉杰诺夫出生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的一个亚美尼亚家庭，他成长于一个融合了不同民族与宗教的大熔炉中；加利亚·阿克曼在《七个愿景》（上文中大部分的信息来源）中写道，几个世纪以来，这里的「每个孩子都说三种语言：格鲁吉亚语、亚美尼亚语与阿塞拜疆语，这三种语言都属于完全不同的语系。」他与苏联当局之间的麻烦，或许正是源于这种家庭背景，毕竟他一度成为知名的民俗学研究者，在作品里探讨乌克兰（《被遗忘的祖先的阴影》）、亚美尼亚（《石榴的颜色》）和格鲁吉亚（许多短片，最后一部是《苏拉姆城堡的传说》）。毋庸置疑，他对于改编丹麦人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和俄国人米哈伊尔·莱蒙托夫的幻想故事也很感兴趣，而且他当然不会把自己看作是俄国的反对者：在鹿特丹的新闻发布会上，他甚至批评了自己的俄国朋友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叛逃」行为，他认为塔可夫斯基明明可以在俄国完成他最后的两部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帕拉杰诺夫最喜欢的导演似乎是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事实上，除了帕索里尼之外，他提到的所有导演——包括爱森斯坦、布努埃尔和塔可夫斯基——都被他以「过于中产阶级趣味」为由进行了批评）。

由于没有看过帕拉杰诺夫的早期作品（除了各种纪录片中的片段之外），我发现要把他最后的三部电影和此前的作品进行比较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我们似乎可以注意到一个毋庸置疑的共识：《石榴的颜色》是他最伟大的作品（这同时也是他最后一部署名编剧的作品）。这部影片几乎完全是在正面的圣像画机位中完成的，这让我们想起早期电影中的浅景深空间。所有的这些画面似乎都——无论是在表面上，还是在隐喻的层面上——与亚美尼亚诗人阿茹辛·萨亚丁的生活与作品存在着联系，同时这些信息都是以时间顺序进行排列的。但是，这部影片依然更像是一部非叙事性的作品，它并没有传统传记作品的那种连续性与发展性。的确，这部影片似乎不该比《被遗忘的祖先的阴影》、《苏拉姆城堡的传说》和《吟游诗人》这样的作品更加著名，因为它要比这三部影片都更难理解，在形式上也更具先锋性。影片开头所引用的萨亚丁诗句，甚至可以看作是导演本人的「免责声明」：「我的水非常特别，/不是每个人都能喝它的。/我的诗句也非常特别，/不是每个人都能读它的。/在我脚下的不是沙子，/而是坚实的花岗岩。」值得一提的是，萨亚丁在许多方面都与帕拉杰诺夫有着共同之处：他们都出生在第比利斯、父母都是非常贫穷的亚美尼亚人、都使用不同的语言来写诗唱歌、都在生命临近末尾时被禁止在格鲁吉亚创作自己的艺术。

另一方面，我们甚至无需使用任何系统的方式来解码他的影像，就已经足以感受到它们迷人的魔力。在开场的镜头中，我们看到三个石榴在白色的桌布上渗出红色的汁液、一把血迹斑斑的匕首、赤脚碾碎了葡萄、一条鱼（很快就变成了三条鱼）在两根木头之间跳动着、水落到了书上。

一些影评人将石榴、匕首和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联系在一起。但是在这一部分中，萨亚丁的一首诗歌提供了另一条线索，这些影像或许可以如诗中所说的那样聚合在一起：

当孩子成长的时候，

他们的灵魂成熟了，如水果般，

通过三种元素：

对书籍的爱，

对上帝的爱，

对歌谣的爱。

随着影片（和诗人的生命）不断向前发展，许多影像变得十分复杂。在一个四周是白墙的场景中，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女性角色伸展着身体，手里拿着透明的红色布料，在一个假人身上表演着一场哑剧。在她身后，一个华丽的、空荡荡的相框悬在空中、左右摆荡着。在相框后面，是一个不断旋转的小天使雕像。而在雕像后面，是一幅静止的、有些模糊的红色绘画或是织物。然而人，即使是像这样错综复杂的场景，也显得如此原始、如此天真烂漫——这证明影像也可以天真地傻笑，而不仅仅只是可以沉思或是冥想（就像塔可夫斯基或是索科洛夫的影像那样）。

尽管时代背景完全不同，但《苏拉姆城堡的传说》也同样洋溢着这种有意识的天真感。在拍摄过以十九世纪或十八世纪为背景的影片之后（也就是《被遗忘的祖先的阴影》和《石榴的颜色》），这部影片直接回到了中世纪时期。中世纪的绘画、戏剧与文学很大程度上奠定了这部影片的风格。

虽然这部影片仍然使用了《石榴的颜色》中的那种正面机位的拍摄风格，但它更为深入地利用了空间，也在更大的范围内使用了外景，这让影片的视觉风格更像是挂毯画而不是圣像画。而在《石榴的颜色》的某些部分仍会使用的连贯性剪辑，在这部影片里大幅度减少了使用频率，仅仅只用在了高潮段落之中，这让每一个镜头都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事件。

帕拉杰诺夫宣称，他在《苏拉姆城堡的传说》里使用的道具和服装都来自于他自己的房子，他收藏这样的东西已经很多年了——这反映了他的低成本拍摄方式，这也有助于解释他为何可以将这种非个人化的神话，以如此个人化的方式进行重新演绎。

《吟游诗人》这部纪念（刚刚逝去的）塔可夫斯基的作品，也是帕拉杰诺夫的晚期影片中最次要的一部。但是，它显然具有更多的传记价值与个人意义。这是一部松散的改编之作，取材自莱蒙托夫的一部关于土耳其吟游诗人和少女的故事。它的风格有些类似于《石榴的颜色》的那种正面圣像画机位的质感，但它增加了一些摄影机运动、对话和画外叙述。阿塞拜疆语的对话与格鲁吉亚语的叙述恰到好处地讲述了整个故事，但在这部影片中，视觉层面的元素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即使它们的色彩是如此丰富，看起来也如此神秘、具有魔力——因为它们要比帕拉杰诺夫此前的三部电影都更具说明性。

由奇诺影业发行的两张收录帕拉杰诺夫作品的DVD都非常值得拥有。有些遗憾的是，《石榴的颜色》（在其中一张光盘上）、《苏拉姆城堡的传说》和《吟游诗人》（在另一张光盘上）都只有部分的字幕，但是这些影片的影像与声音都被保存完好。《石榴的颜色》的那张光盘上还附送了两部影片：《哈可布·赫夫那坦杨》（帕拉杰诺夫从1965年开始拍摄的短片）和罗恩·霍洛威拍摄的57分钟的帕拉杰诺夫纪录片《安魂曲》（1994）。《哈可布·赫夫那坦杨》完全没有字幕，但它可以看作是帕拉杰诺夫独特的诗电影风格的精彩缩影——影片里出现了一些零碎的物件、绘画的局部、零散的场景、一些小男孩和他的电影宇宙中其他常见的元素，帕拉杰诺夫将它们用快速而幽默的蒙太奇手法剪在一起。而霍洛威的纪录片包含了许多访谈、家庭录像带、剧照、摄影作品和短片段落，他将这些内容未加修饰地堆在一起，有时候甚至没有做好选择材料的工作。不过这部影片仍然是无价的，因为它让我们得以略微瞥见帕拉杰诺夫五六十年代的早期作品，它也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他的生活与职业——毕竟我们现在的了解仍是概略式的——在更为全面的资料出现之前，这部影片的存在仍是必要的。

画展被导游拉着走的电影。大部分情况下，单个镜头内画面构图，配色，光线，元素等都很刻意地去营造观看静态绘画的感觉。里面虽然有一些运动，但在努力维持构图，光线及透视的稳定且变幅尽量小（虽然后期有一些位于中心的元素透视做了改变，具体就是从远到近）。

做到一点，包括镜头内小范围的重复运动；一些从开始就知晓的终点的运动轨迹；运动轨迹尽量减少镜头内的平衡感及信息密度改变；一些魔术般的元素闪现或者变化；还有单个镜头内部大量且密集的元素（这些元素拥有近乎均等的信息量，考究没有景深区分，且配色光线抓人）等。这是一种很大胆且很新的尝试，几乎为了这个执着放弃了很多系统性的构建，包括符号，视听统一性，影像运动等。

但观看绘画的节奏自有不同，就我这种菜人需要驻留更多时间，这样被牵着鼻子观看实属太累。导演在设计节奏之时已经不太用常规影像运动拍法，但观看绘画的节奏又比看电影更加私人，所以看着累到不行。

1

如果没有帕拉加诺夫，萨亚特·诺瓦只是一个高加索诗人，完全没有读者。

比如：

我身心痛楚。

"In this healthy and beautiful life

my share has been nothing but suffering.

Why has it been given to me?"

我寻求爱情的避难所，但却引向死亡。

"We were searching for a place of refuge for our love,

but instead, the road led us to the land of the dead."

他的波斯化倾向，由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三国文化共同孕育出来，却信仰东正教。虽然影响在19世纪后一直持续，但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人没有读过他的诗。

而帕拉加诺夫的电影，却做成了爱情与死亡的现代电影诗，其影响彻上彻下。

——“我该如何保护用蜡做成的爱情堡垒，以免于你炽热的火焰？”

"How am I to protect my wax-built castles of love

from the devouring heat of your fires?"

与诺瓦一样，他是生活在格鲁吉亚的亚美尼亚人（Georgian Armenians)，而且认为自己是泛高加索的诗歌代言人，所以身份上有跨界性。

诺瓦写过的诗中，阿塞拜疆语占到128首，亚美尼亚63首（字幕都是亚美尼亚语，石碑也是的），格鲁吉亚35首。

由此可见，诺瓦是帕拉加诺夫最好的题材，而且有证据显示，直到1963年苏联的诗人250周年庆典时，他才开始对他的诗歌感兴趣。因为政治需要，苏联要宣扬民族大团结，而且民族主义正如火如荼，NOVA成了制造英雄运动中的抓手。

所以“我身心痛楚”这句诗，也是帕拉加诺夫的心声。他那超常的个性和他那轰轰烈烈的生平。1948年，他因同性恋在第比利斯被捕，头一次入狱。1951年，他娶了一位名叫尼杰尔·塞拉耶娃的年轻鞑靼妇女，她显然是被家人为了报复而杀害的。尽管经历了这些可怕的挫折，帕拉加诺夫还是完成了VGIK的学业，并在乌克兰建立了电影导演的职业生涯。1955年，帕拉扬诺夫与外交官的女儿斯维特拉娜·什切尔巴蒂克结婚。这对夫妇有个儿子叫苏伦，但在1962年离婚了。他拍了《被遗忘的祖先阴影》，在国际电影节上多次获奖，与他的老师并驾了。

“我身心痛楚” ！

2

帕拉加诺夫的父亲是个文物贩子，所以他对古董的品味深入骨髓。据回忆，他很喜欢把贵重文物品送给亲朋好友。

物象，超越诺瓦本身使用的语言，变成了第一寄托物。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件乐器——卡曼茶。

在新疆的十二木卡姆中，卡曼茶也是最主要的乐器，这也是受到了波斯宫廷文化的影响。

帕拉加诺夫的妈妈是音乐家。

电影中的诗人，一直没有离开过卡曼查，那是他发声的喉舌。

从修道院长大的少年诗人，突然变成了翩翩美少年，便陷入了和安娜公主爱情的挣扎：

"We were searching for ourselves in each other."

我们在彼此身上寻找那个自我。

这是用卡曼茶唱出的心曲。诗人爱抚着卡曼茶，好家伙，那影像成了心上人的乳房。

被偷换了概念！

公主念诗：“你弃我们而去，我们这些生者将你包裹在金缕衣中，以便来世化为蝴蝶。”

电影最让人心动的部分，就是这诗人与公主的秘爱，而演员都是一个：

由神秘的苏菲科（Sofiko），分饰5个角色：诗人，公主，哑剧演员（Mime），修女，天使（剧末的缪斯，泼红酒的那个）。

PS哑剧演员身边的圣母玛利亚，和之前的小天使一样，就是为了平衡细密画中的伊斯兰元素，增加的基督教元素。

3

水，喷泉和石头，这是亚美尼亚的三大元素。

"Not everyone can drink of my water, it is of another water.

Not everyone can read my writing, it is of a different script.

Do not think my substance sand: it is a crag of solid rock.

As like a torrent that never dries, do not [try to] wear it down!"

水，诗句，砂石，泉水

片中那无处不在的坚强城堡，就是高加索地区恶水刁民，坚强性格的象征。

正是在这片水土中，捍卫了东正教最古老的地区，亚美尼亚。这个片子本来就是在古老的修道院建筑拍的，实实在在的一级文物单位啊。大量的内景就是最真实的东正教样貌，包括壁画，包括他使用的羊皮纸（Hakob），染织（国旗的颜色），还有圣像画。包括在房顶上晒书。羊毛毯是从博物馆里借的。赛尔扬为电影的平面化设计做了巨大贡献。成就了帕拉加诺夫的装置艺术。

但反映宗教最集中的，就是在大主教拉扎鲁斯去世的时候：

“On this night of revelations at Etchmiadzin（Saint Sarkis）, died our Saint Father Lazarus, Catholics of all Armenians. Brothers of mine in soul and blood, heaven has sent upon us to this world, grief -- grief -- grief.”

所以一个最大的概念就是牺牲，宗教牺牲，献祭。“他们是我灵魂和血液的兄弟，所以上天降临给我悲伤，悲伤，还是悲伤。”

有白色的大公鸡，弯角大绵羊。其实包括舞蹈，包括蜡染（学者多塞特考证，说他家就是做这生意的），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很强烈的宗教指向性。

大主教去世的时候，满屋子里挤的都是绵羊，而奉命挖墓的诗人看到了奇迹。这是片中最有宗教意味的一幕，也是天才的发挥，绵羊就是基督教护持的众生，由天上的父引导。

4

细密画风格。

一开始就是这样，两片面包，两条鳟鱼。如果大家仔细看，会发现这些影像来源于诗人少年时翻动的书页里的插画。

但更突出的，便是在童年之后的成年爱情一段。从读书、黑胡子的艾列克二世的狩猎，都借鉴了波斯细密画。并且用梅里爱的默片手法，制造出活的细密画册的艺术。

死亡也是，大量的配色来自于祖先的阴影。包括代表死亡的极冷的蓝色。

我有时想，《石榴的颜色》是很小众的电影，却能影响贾曼（1989），影响麦克马巴夫，正是他开启了一种电影模式，回到电影更原始的路径。这是他四部中的代表作。三颗石榴，象征三个民族，包打天下。

他的电影有嚼头。

5

苏联电影产业，在拍摄、发行和放映等各个方面进行高度的国家垄断，具备高度官僚化的控制体系，以强制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加以束缚。此外，它还将大量资源投入到15个加盟共和国拍宣传民族团结的电影。

当时叛逆的代表有两个：一个是塔尔科夫斯基，一个便是步其后尘的老帕。

前者的《伊万的童年》获奖无数，当局也拿他没折。但后者，光是同性恋，就被做了三次文章，关进大牢。

苏联的电影作者真悲摧，如果老帕不是得肺癌，如果他在狱里时间短点，那他留下的二十几部脚本就有可能被搬上屏幕，比如《基辅壁画》。

有人说，老帕入狱的真正原因是嘴太贱，常常公开批评和取笑当局。因为63年苏联电影改制后，GOSKINO的真正目的已经不是意识形态输出，而是赚票子，为社会主义发动机输送“油料”。连肖斯塔科维奇、欧依斯特拉赫，都被苏联放出国卖苦力。国外演出票子多呵。古典音乐界也出现了像阿什肯纳齐、罗斯特罗波维奇这样的反叛者。

但rebels反叛者也是个双刃剑，一方面是直性子不吐不快，一方面在国外的支持者又便成了他们艺术上的保护人（modern patrons），于是像老塔也有机会在晚年得到意大利投资拍片。

作为一个纤维艺术家，看到电影中诸多描绘织物的场景，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想来粗略地总结一下织物与文字的紧密联系，只可惜我对亚美尼亚文化和圣经故事都所知甚少，没法进行更深入的剖析。

巴特曾指出“text"以及 “textiles”都源于同一个拉丁词根”textere”, 意为“编织、连接、建造”。英文中的“monostich”指“一行诗”，尽管它听起来像是在说“一针”，而”distich”和 “tristich”分别指“两行诗”和“三行诗”。类似的奇妙联系同样能在其他语言中找到，比如印度教中被称作“tantra”的经文，其词源来自于纺织技艺并指代“解释”和“相互关联性”；梵文中的“sutra”（佛经）意为“线” ——一本书中可以包含多段佛经，正如一张布由无数条线组成。在《石榴的颜色中》，织物是诗歌、民谣、神话，也是护身符和时钟。我不了解亚美尼亚的纤维史，但想必它是十分丰富悠久的，毕竟它的邻居土耳其早在7000BCE就开始织麻布了。电影中展示的玲琅满目不同种类的织物承载着个人和民族的历史，宗教信仰，激情与爱欲，生与死，更是在祛除男性凝视这个滤镜的情景下，重点对焦在女性的能动性及创造力上。导演丝毫不吝啬家庭劳动的镜头，尽管这些看似繁琐单调的工作被电影语言超现实化了。女人和孩子们制造挂毯、蕾丝、服饰，也染羊毛、剪羊毛、刺绣、针织，而这些活动往往是集体化的。修道院的僧人们也会一起干活，晒书酿酒割草。电影节奏缓慢而且刻意舞台化，可以被切割成无数个GIF，每一帧都像是一幅religious tableau。劳动的过程也是匀速缓慢的，室内的挂毯像钟摆一样来回摇动，不断去重复某个动作其实是在创造一个思考和冥想的空间，所以日常劳作即是修行，赋予凡人神性，而当人们都聚集在一起时他们便可无限接近耶酥。

这种集体的凝聚力又似乎透露出前苏联的影子，影片中大量线条、拱形和矩形的拼贴让人忍不住想到那些constructivist paintings.

说到宗教，影片中女性的形象更是被高度神性话了。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是纺织蕾丝的几幕。女人手中的蕾丝和身上的服装由白到红到黑，象征着三个阶段：纯洁的处女——新婚——丧夫，也含蓄地表达了女人的心路历程：期许——爱恋——悲悼。这里的女人仿佛海伦和佩内洛普的化身。《伊利亚特》中，海伦织着她的网，一件深红色的袍子，一件汇聚了无数血腥挣扎的袍子，而佩内洛普需要用不断地纺织、拆线、再纺织的方式来避开追求者的骚扰，等待奥德修斯的归来。柔软的织物能够提供一种保护和爱，但它同时也蕴含着潜在的暴力；纺锤既是护身符也是武器，passion and suffering确实是基督教永恒的主题。人们依赖于羊毛的亲肤和温暖，同时也在宗教仪式上残酷地宰杀羔羊，虽然这之前他们不忘给羊们系上漂亮的丝带。虔诚的修女准备献身给基督了，她们认真地制作仪式上要用的毯子，将热烈的目光投向她们所崇拜的对象却又立马转过头去。此刻对耶稣的热爱本身就是一种受难，一种几乎无法承受的兴奋与狂喜，使得耶稣也不得不用毯子把自己遮了起来。修女是耶稣的新娘，纵横交错的warp and weft织成了布——男女结合了。这是一种唯有诗歌能与之比肩的强烈与暧昧：

你是火

你身穿...

你是火

你身穿...

火焰

你是火，你身穿火焰

你是火，你身穿火焰

你是火，你身穿一片漆黑

两种火焰之间，哪种能让我承受？

如果说织物象征着生与繁殖（穿着民族服饰跳舞的演员是欢快幽默的），那么屏幕上的诗句则代表了死与衰败：“我们在寻找一处爱的避难所，但相反，那是条通往死亡之路。” 相较于黑白的文本，织物的镜头总是色彩浓郁的，像石榴的颜色一般，这样的对比也反映出一种基督教对爱欲的期望：它应该是崇高而热烈的，并且时刻处于一种高纯度高饱和的状态。我想帕拉杰诺夫本人应该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他欢庆人生却也不忘让观众看到那些阴郁消极的碎片，他电影语言中鲜明的仪式感满溢着爱。正如韩炳哲所说，没有仪式感的爱欲是不成立的。电影中不断吟唱着“世界是一扇窗”，电影是世界中的这样一扇彩玻璃，折射出纤维的诗性和时间性。

世界是一扇窗

而我厌倦了这拱券

透过它看的人被烧得焦透

而我厌倦了这些灼伤

昨天好过今天

而我厌倦了明天

人不可能总是千篇一律

而我已厌倦任何改变

人不可能总是千篇一律

而我已厌倦任何改变

Sayat Nova说过：

我的苦难

已经漫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