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来了

“意淫是什么？意淫是没有性能力或者可能有，却针对某个性对象异想天开摇头晃脑的幻觉（阿Q对吴妈，《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马小军对米兰的青春憧憬）。承认曾经的耻辱（无性可能或者性无能）并不难为情，可耻的是我们不敢去回眸正视曾经的耻辱，难道，那样我们就有了无上的能力？！其实，我们曾经一无所有，一丝不挂，曾经被凌辱，但是，承认耻辱是为了不再耻辱，而意淫却只能适得其反。”（引自网上《鬼子来了》影评《一无所有中的意淫与呐喊》） 身处于机能衰退乃至内部腐烂的文化变异体之中，我们该从何处获得我们渴望的力量呢？是从意淫者精心粉饰的几千年春秋大梦的无上荣耀之中？还是从直面真实历史和人性劣根所要承受的疼痛耻辱之中？姜文的《鬼子来了》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沉重且黑暗的启示…… 1998年，作为导演已经蛰伏5年的姜文再度出击，执导并主演新作《鬼子来了》。如果说《阳光灿烂的日子》还多少显得华而不实的话，这部如利刃般直刺入历史黑暗脏腑的《鬼子来了》则让人无比兴奋。无论是姜文的表演艺术还是他的导演艺术，在此片中均获得极致挥，其个人天才令人叹为观止。 全片用黑白底片拍摄，姜文说传统中国电影重色彩美学，他想去掉颜色的包装，而且中国人黄皮肤、黑眼睛，在黑白片或彩色片的效果都差不多。曾有外国记者质疑本片过长，姜文说现场拍摄时共用了五十万呎底片，经过不断修剪，才有了现在的长度。姜文觉得目前长度刚好，随后他自我解嘲道反正还有人会要他再修剪的。但到目前看来，姜文连修剪的机会都未获得，因为此片在内地已经全面禁映。 《鬼子来了》从其诞生到现在已经有4年，走过的道路可谓泥泞曲折，话题不断：该片完成于1999年，在国内审片时被指有损中国人形象，面临修改压力。2000年4月，姜文未通过审查却私自将该片送往第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参赛，引起国家电影局反感，要求3家制作公司从戛纳电影节上撤回该影片，但没想到该片却一举获得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会大奖。2002年4月27日，《鬼子来了》正式在日本公映，而此前日本五大暴力集团曾发传真到发行公司，说本片一旦在日本放映将不保证日方演员安全。 由于《鬼子来了》具有极大的冲击力，很多日本影院在其放映结束后经常出现混乱不堪的场面，观影者的不同情绪异常尖锐地对立着，而一位日本影评人指出：“鉴赏后的混乱正是名作的证明”。 《鬼子来了》中有百分之十取材自大陆作家尤凤伟的小说《生存》，其它部分则是由姜文和另外三位编剧听当地老人讲述当年故事融合而成。 故事发生于抗日战争末期河北山海关附近的一座名为挂甲台的偏僻小村。一天夜里，姜文饰演的村民马大三正与村里漂亮的年轻寡妇鱼儿在自己的炕上偷情。这时一人敲门，他把两个装着俘虏的麻袋丢到马大三家里，其中一个是日本军官花屋小三郎，另一个翻译董汉臣。本来那人答应好了八天以后来取人，结果此后音讯皆无…… 这两个俘虏在村子里关的时间一久，村民们便商议将二人处死，以避免麻烦。而日本兵花屋小三郎起先也决意以死殉国，为让马大三杀了他而让翻译教他几句骂人的话，翻译为自保性命却教了他几句奉承之语，于是只见花屋恶狠狠的说着：“大哥大嫂过年好！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话语可产生的巨大荒谬性在这一瞬间尽显无遗。 而在此后多次试图处死两人未果之后，村民们也认定他们命不该绝，就一直把这两个俘虏秘密关押在村里。 六个月之后，花屋小三郎决定报答马大三和众村民的不杀之恩，提出与村民完成一笔交易：村民一方把他和翻译送还给宪兵队，而日军方面则以两车粮食作为交换条件。在马大三的主张下，经过一番商议，村民接受了花屋的条件，并且签字订约。 在村民与花屋小三郎和翻译董汉臣签字订约那场戏的灯光处理上，姜文一反常用电影表现手法（坏人面部的底光运用，可以表现其狰狞的面目），他给围聚在一起的村民面部也使用了底光，摇曳昏暗的灯火中人面仿佛鬼魅，隐匿着若干灭顶灾祸的前兆…… 众人一并护送两个俘虏返回宪兵队。这时的一段情节极其搞笑，当众村民和俘虏到了日本宪兵队本部，正与日军交涉时，忽然局面大乱——原来拉他们过来的村驴忽然发情，一跃而起当众干了日本宪兵队的战马…… 尽管日本宪兵队队长感到有辱武士道精神，但还是同意履行那份约定，并率部队将粮食送往挂甲台。粮食运抵村内，日军召集全村老小饮酒欢庆，共享吃喝。当欢庆进行到一半，日军忽然开始疯狂杀戮村民，整个村落当即变成血腥屠场，随后他们更是纵火将这一山村化为灰烬。 在这一灭顶之灾中，只有马大三与已经怀有身孕的鱼儿幸免于难。不久，国民党军队来了，他们先是当众审判并处决了翻译董汉臣，随后接管了日军大部俘虏，花屋所在部队也在其中。 一个大雨天，马大三乔装假扮成烟贩，手持利斧冲进日军俘虏营，见人就砍，鬼子死伤数人。而他最终被国民党士兵所擒，被判处死刑。 宣判者仍旧是前几日宣判翻译董汉臣的同一位国民党军官，这位由台湾著名节目主持人吴大维饰演的国民党军官操着一口很滑稽的腔调，认定马大三的行为违反了最近出台的国际公约波茨坦公告。宣判的当天有很多人围观，正当吴大维讲话时，一头猪钻到一位维持现场秩序的国民党士兵的裆下，并将其拱翻，围观者全部哄然大笑。 随后马大三在众人淡漠的目光中被斩首处死，执行死刑的正是那个与他们曾经朝夕相处的花屋小三郎…… 片中最悲壮的乾坤大逆转寓于最后一个画面之中。当导演姜文用黑白的反差色调完美地主导了这个徘徊在黑暗和明亮、蒙昧和醒悟之中的故事后，他涂上了一层惊人的彩色：世界在瞬间变成血红一片——这个极端主观的惊人视角来自于马大三滚落掉地的人头上的双眼。 “就为了最后这个画面，值得将整部电影拍成黑白片”，姜文确证说，“最后的红色当然是红色的血和红色的旗帜，我们在这上面花费了很多时间。当我们看了用彩色胶片拍摄的场面，再跟纯正的黑白作比较，那种红色显的很淡，缺乏凝重感，甚至有些俗气。所以我倾向于选用一种超自然的颜色，最后我们借助电脑做到了。” “我看过一本书叫《前世今生》，觉得这部电影可看作是我的‘前世’。为什么？因为拍戏的时候，我跟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有共同语言。我像经历过，我能闻到那股味，能感觉到那个时候的光线。甚至拍戏的时候我跟演日本兵的日本演员说，这句话你能不能用带有‘嘎’的音来说，有没有那种拐着弯的语气。他说了好几句意思相同的话，最后我选定了一句。他告诉我那句是大阪的口音，不常用。而他正是演一个从大阪来的兵。我不懂日语，你说我哪儿来的这个感觉？所以，我相信人在某些创作的极端情况下，可能跨越时间。后来我看了《东史郎日记》，我发现他的内心活动和我做剧本时想到的完全一致——时间并不是不能跨越。” 虽然姜文一再声称自己只是普通人，而非天才，他说天才是要夭折的。可当你看到他的上述一席话，看到他那已经跨越时空的极端创作状态，你难道会否认这头猛男就是一个真正的天才？而天才亦有两种： 一种是完全活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无力应付眼前现实世界，从而夭折于早死或早疯，例如莫扎特，例如尼采和凡高。 另一种天才则是洞悉并掌握历史和现实规则，从而能轻松游刃行走于冰冷残酷人间，例如歌德，例如毕加索和库布里克，例如《鬼子来了》的导演兼主演姜文。 •看《鬼子来了》时我们会想起黑泽明，会想起那些能以同样的冲击力调动场面、动作和喜剧等综合因素的美国经典电影，甚至还会突然想起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也有类似《鬼子来了》中的人物。此外最令人震惊的是，如果没有这部电影，就不存在艺术发展创新意义上的压倒和超越，想必大家会认识到这一点，《鬼子来了》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法国《新观察家》周刊评论） •我老婆对我说，你看，拍《鬼子来了》对你的摧残挺大的，能不能拍点放松的。其实，我每拍一部电影都是为了让自己放松。像鲁迅说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贝托鲁奇如是说》里也讲，拍什么东西是为了忘记它。《阳光灿烂的日子》拍出来，那种挥之不去的情怀就被我锁进去了。 还没拍《鬼子来了》的时候，我去了趟日本。看靖国神社，还到一家卖武士刀的店里去，店里有把400年的刀，我特想买。但它是文物不能卖。陪我去的是个叫山本的日本人，晚上吃饭他问我，你为什么对那把刀有兴趣？我说，这把刀给中国人带来恐惧，直到现在，摆脱这种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攥在手里，跟我的手合一，属于我。（姜文语） •我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我想拍《鬼子来了》，其实是想对自己35年来做一个总结，对恐惧、对爱、对死亡的感受。是什么引起恐惧？为了摆脱这个恐惧，是远离死亡，还是接近死亡？这些都是我35年来脑子里和心里的感受。我想把它表达出来，正好有这么个故事，往里面一装，合适。想找到一个特别适合的故事并不容易，《鬼子来了》里的这些人，翻译官、鬼子兵、小队长、马大三、村长，他们都不是在他们原有的位置上，都在超乎自己能力之外的位置，又必须对自己的命运做出决定。谁能说马大三碰到的问题不是自己的问题？中国人几辈子都喜欢一个错误，为了自己想要的一个结果，明知道它存在的理由不充分不合理，就先找个借口说服自己，然后以为别人也能接受这个理由。马大三就是这样。他以为他养了日本人半年，人家肯定会给他粮食，会感谢他。可别人不是这么想的，别以为别人都会顺着你的思路走。（姜文语） •看《鬼子来了》的时候，伴随着很多笑声，但是到最后，心里却无比的沉重且压抑……从拍电影的角度来说，姜文太棒了。虽然《阳光灿烂的日子》讲述了文革时候青少年生活的另一面，虽然这部电影给国人争了脸，但是还是给我一种轻飘飘的感觉。《鬼子来了》来势汹汹，我是说这部电影。姜文用记录片表现风格的手法，给了我们一个荒诞的生存故事。他一定希望所有看过电影的人警醒，不仅仅是娱乐。摘抄一句，“他不光要我们警惕日本人，这大凡中国人都看得出来；他更要我们警惕自己，警惕自己的天真和侥幸心理以及善于遗忘。”……（《非音乐》“极度电影”评论） •《鬼子来了》以黑白片的形式描述了中国农民与日军奇特的交流，凸现了战争中面临死亡时人性的裂变。整部影片语言幽默，思想深刻，情节安排巧妙，观后给人一种刺痛的感觉，是近年来反映中日战争少有的佳作。该片被日本媒体称为“超越国境的人性的真实”，姜文本人则称：“我描绘了人类的误解与爱恨，恐怖与死亡。”

从知道这部电影，到我真正把它看完，其间经历了五年。我无数次的把光盘塞进光驱又无数次把它拿出来，就像一个考试考的不怎么样的小学生面对成绩单时的那种心情。作为一个民族沙文主义者，我害怕电影中的画面，尽管我知道它们是那么接近真相。 姜文的电影我总共就看过两部，一部是《鬼子来了》，还有一部是《阳光灿烂的日子》。看《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我也是千千万万个马小军里面默默无闻的一个。我也经历了马小军的时期，也曾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一路走来。电影的第一句话：整个北京城都空了。带来无尽的沧桑。每个年代的马小军们都有一段猩红色的岁月，我们谓之青春期。只是我们与电影里不同——北京城早就过饱和了。而马小军刘忆苦他们没有上边。在革命时期，他们就是北京城的主人。 以上只是试图说明姜文在唤起共鸣方面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如果说《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我们父辈那一代人的青春写真，那《鬼子来了》唤起的就不仅仅是我们上一代人的记忆了，它揭开的是整个中华民族最痛至骨髓的那道伤疤。我迟迟不忍把这部电影看完，就是害怕那道极深的伤疤被重新残忍的撕裂。 这又是一部在国内不允许公映在国外获奖无数的电影。这类影片在国内太多了，贾樟柯除了《世界》，其他电影都属被禁之列。有些人说中国的导演酷爱以民族的不幸作为卖点赚取外国人的赞赏，大有丑化中国人以博外国评委一笑之嫌。我说这纯属放屁。至少在评价《鬼子来了》这部电影的时候，这样的措辞着实让人恼火。这就像一个相貌丑陋之人，面对镜中自己的映像大发其火一样可笑。 尤凤伟的小说《生存》写得好，姜文拍的好，顾长卫的镜头更好。让我感到难受的只是那段历史，还有我们同胞的善良和愚昧。中国人的不幸来自我们的善良和软弱。为什么两个日本兵就可以屠杀整个村子？这样的事情在1945年以前并不少见。倭寇用以屠杀中国人的不是锋利的刺刀，是一颗比野兽还凶残比石头还坚硬的心。电影里面有个情节安排的非常好，就是那两个街头艺人的说唱。在日本投降之前与投降之后，唱词的内容天翻地覆。当国君趾高气扬的开进挂甲台时，人们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对于挂甲台的农民而言，这个国家是谁领导都没有关系，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生存。这种想法没有错，但我又觉得哪里隐约有些不对头。华盛顿说：别问你的国家给了你什么，问问你给了你的国家什么。我说凭什么呀？当我的国家给予我足够多的时候，我才有力量还给我的祖国一些东西。我所说的国家给予国民的，并非单单是粮食，我所说的是启迪民智，教化国民。当然，还有粮食。 在上述国家给予国民的东西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什么负隅顽抗，什么铁血丹心，什么民族大义，什么国家尊严，统统都是扯淡。你不能怪挂甲台的村民愚昧——在私藏白面是死罪，在小孩子得管侵略者要糖吃的年代，我倒想知道什么才叫民族大义。民族大义填不饱肚子，填不饱肚子就会饿死，死人对谁接管这个国家是不会感兴趣的。 电影中饰花屋小三郎的香川照之的表演可圈可点，把一个经过军国主义思想洗脑的丧失人性的日本兵骨子里的兽性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他仅存的人性被善良的村民唤醒时，他求生的欲念被点燃了。挂甲台不会想到，这被激起的仅存的人性竟是为苟且偷生而对恩人的大开杀戒。日本战犯不是人，甚至不是畜牲。它们是一台台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一个国家，把自己的国民弄成一台台机器，机器中唯一的程序就是对天皇的无限忠诚。一个心甘情愿被效忠思想俘虏并且认为无上荣耀的民族，与一个思想真空毫无所见的民族，一样愚蠢；但不一样的是，一个民族是残忍的侵略者，另一个是麻木的亡国徒。 至于国民应该从执政者那得到什么样的启迪，这是整个问题中最关键的部分。宗教，似乎是个不错的办法——行之有效并且一劳永逸。可我总以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有自己决定善恶观自己规划自己生活意义的权利和能力——当然，你可以说我是拾萨特之牙慧，但我抱定这个想法不离不弃。你没法左右我的想法，正如同我无法左右你的想法一样。 影片最后，马大三手持利斧冲进战俘营。这是一个民族的觉醒。在影片的最后，我看到了希望。但这希望是微观的。国军处斩马大三的时候，村民人山人海争相目睹，他们渴望这个带着血腥色彩的处决事件给他们没有没盐的日子增添点儿新鲜。临终的马大三对空长啸，面无惧色。临死之前像谭嗣同一样，“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来点豪言壮语，岂不壮观？但是姜文没有这么拍。在我看来这是整个电影中最残酷的地方。它比日本兵血洗挂甲台时的猩红场景要残酷一百倍。马大三只是发出震耳欲聋的嚎叫，但这叫声被国军的高连长解释为“学驴叫”……伴随着高连长浓重的港台腔（高连长是吴大维演的）和村民的讪笑，马大三人头落地。在那颗终于觉醒的头颅滚落到耕耘了一辈子的黄土地上时，他朝着刽子手——花屋小三郎眨了三次眼。马大三是否感谢花屋送了自己最后一程？ 这篇文字不是一篇影评，也不是什么战斗檄文。至于它到底是什么，这是我整个思考过程中最不重要的一点。我说过，我是一个民族沙文主义者。但作为一个写字的，我自有我的良心，也就是说，我无意煽动愤怒。把时光回溯五年，当时我是个对暴力有着无限向往的十六岁的中学生。我很庆幸我没有在五年前看这部电影。那时我的高中有一批东京来的交换生。倘若我十六岁时看到《鬼子来了》，我当然不会像马大三那样举着斧子追着日本人狂砍，但在日本学生耳朵跟前高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总是在所难免；我虽不至于绞尽脑汁要了侵略者的命，可在他们的饭食里下点脏东西和泻药总还不难办到。这样做的后果显而易见——我倒是不会比马大三更倒霉，但是被开除学籍恐怕是有可能的。所幸我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已经成年，所以我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写下了这篇文字。 笔者行文至此就拟结束。因为我马上要搭乘晚上的火车回家过暑假，再啰嗦下去就有误掉火车的危险。我接受高等教育的这座城市是个三十万惨死倭寇刺刀之下的冤魂呻吟呼啸的城市，我的故乡是个经历了八国联军沉重的靴子的践踏，遭受了他们长满长毛的双手的掠夺的城市。在我北上的路上，我又将经过多少像挂甲台这样被侵略者肮脏的爪子蹂躏过被他们无耻的铁蹄污辱过的地方？ 在你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发出“中国人懦弱、愚蠢、不可救药”这样的感叹时，请不要忘记你就是这懦弱、愚蠢、不可救药的中国人中的一个。

影片中的鬼子最后全都变成杀人狂，他们比起《南京！南京！》中内疚自杀，充满“西方人性光芒”的鬼子相比，一点也不人性。 日本影评人石子顺高度评价这部电影，认为这是一部日本人都必须看的电影。的确，这部片子没有简单地把日军丑角化，作为日本人，影片中的日本人形象无可挑剔。 影片中两位日军主角扮演者，是对片子体会最深刻的两个日本人，他们的体会充满了对战争的反思。饰演小队长酒冢的日本演员泽田谦说“平时，日久见人心；战争，瞬间见人心。”“通过对间接资料的掌握，设想，我们如果在那样的状态下会怎么做，很自然地就出戏了。其实调整一下思路去想，我也是被害者，如果我不去杀人，我就不能回故乡，这样一来，杀人的行为就合理了。所以我现在能想像当年的军国主义为什么能成功地组合成一个战争机器。因为军国主义宣传了一个虚幻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