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的守护者

由于在观影时实在未能形成统摄性的结构思路，本文将从Anna、Kate、Sara三个人物的经历入手尝试展开分析。

一、Anna：技术降生与身体自主权的争夺

影片以Anna对于自己“出生”的理解开头，她说：“Most babies are coincidence, souls flying around, looking for bodies to live in, then down on Earth. Mom told me I am a little piece of blue sky and I come to this world because dad and mom love me so much. It was only later that I realize it wasn’t.” 她对于“出生于世”的想象是从美好的蓝天或天堂（“blue sky” or “heaven”）降临到人间的灵魂（soul），在母亲的言说里，她的诞生毫无疑问是父母“爱的结晶”，但她的生命体验却告诉她并非如此。在她的理解中，很多孩子的降生不过是偶然（“coincidence”），而自己的生产却带有特殊的目的（“for particular reason”）——她是经由试管婴儿技术以“100%成功率”成功合成的designer baby，成为Kate的“perfect chromosomal match”，功能在于为患白血病的姐姐持续提供同一基因型的各类器官。

试管婴儿技术在Anna降生中的作用是关键性的。事实上，这个孩子的出生并非完全出自其父母的主观意愿——在他们因为Kate日益恶化的病情而走投无路时，若非Kate长期以来的主治医师Dr. Chance建议（suggest）Sara & Brian可以考虑尝试生育一个与Kate同样基因型的孩子，他们很可能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也就很可能不会有Anna的出生。值得注意的是，Dr. Chance虽然在提出“作为一种可能选择的试管婴儿”时表露出十分审慎的态度，同时坦承：“It’s not for everybody.”[1]，并且声明以家属意愿为首——但他对于“作为一种技术的试管婴儿”的成功率所作的承诺却是自信而不容置疑的：他向Sara & Brian保证“100% match”。实际上，面临着Kate危急的生命情况，摆在家属面前可供考虑的选择极其受限，他们往往不得不（have to）屈从于或是主动投靠（subject to）[2]医生所代表的科学权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试管婴儿技术作为Dr. Chance手中最具说服力的力量（power）引导着Sara & Brian的选择——Anna的孕育与降生。不仅如此，这种技术上的成功还在同行之间不断地得到自我确证，以加强“这么做”的正当性：听证会上被传唤的众医生不多的共识之一便是：“Kate is a miracle”，而当问及Anna（为Kate所做出的一切捐献）的意义？医生们的回答是：“She got to save her sister’s life!”奇迹的源头，或者说Anna的诞生又发自何处？答案不言自明。好一出对人为之奇迹的自我夸赞。

可以说Anna从一出生就失去了对于自己身体的自主权（autonomy）。她被Sara孕育出世的目的更多是作为Kate的器官库储备。在Anna的儿童期，Sara每次总会以“帮助姐姐”的名义利诱她（有时以带她吃冰淇淋为由）进入手术室，尽管Anna在手术台上表现出了对于扎针等医疗行为（骨髓穿刺）的反抗，但她过于幼小的身体总能被作为执行者的医生轻易控制住。在Kate的病情尚未恶化到需要取肾之前，Anna身上被取出的细胞与血液都是可以再生的。如果将可持续再生的身体器官作为一种可通过移植等方式达成流动的bio-capital加以考察，器官的再生也就拥有了价值（value），说Sara以亲情的面纱对Anna行剥削之实并不为过：她以极低的成本[3]在Anna尚不具备独立思考与行动的能力时占有了本不属于Sara、却本应专属于Anna’s property的bio-capital——尽管是服务于救助Kate的目的。

矛盾的爆发是必然的，其中的关键在于对医疗监护权的争夺，Anna诉求的核心是要回对于自己身体的自主支配权（“rights to my own body...not want to have something cut out of me”）。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来自“身体应当是属于自己可支配的财产”的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预设；另一方面不可忽视的是：步入青春期的Anna受到同辈群体的影响，当周围的伙伴谈论着各自向往的生活方式，Anna也会憧憬着不受拘束地踢球、做啦啦队长、乃至未来的怀孕、步入老年（从而活得长久）等生命历程——毫无疑问，一个健康的、而不是残缺的身体是Anna实现上述理想的自由生活状态不可或缺的载体，因此她不想因为捐出一个肾而只能在往后的生命里过上小心翼翼的生活（”but I don’t want to be careful. Who wants to live like that ?”）。自己身体的被剥夺感的萌发使Anna求助于名律师Alexander，不过，他应允成为Anna的发声者与法律代言人（legal agent）而鼎力相助并不完全是偶然的幸运——身患癫痫的Alexander深知无法获得对于自己身体的控制（control over body）是怎样的无助与痛苦——这是他们得以结盟的必然性共识。他们将据此发起一场斗争。

二、Kate：明显的病态与持续的反抗

Kate的白血病并非三个孩子中唯一的病态，但血液指标在量化标准下的测量异常使她从父母那里“并不情愿地”夺取了不少本该属于Jesse的注意与关爱。相较而言，Jesse的阅读障碍难以通过量化的方式展现，像单位血液中的白细胞含量那样说服父母——Sara & Brian需要投入相当多的时间与脑力才能稍许理解儿子在面临（被大众认为是）简单的阅读任务时的困境，否则Jesse遭遇的disorder大概会造成有意作对等误解……而对于Kate而言，白血病及其治疗给她的身体带来的变化十分明显。在化疗以后她不想起床，她认为自己：“I’m too sick. I’m too tired. I’m too ugly. Don’t you dare tell me that I’m beautiful because I’m not. Don’t you dare tell me that nobody’s staring at me. I’m a freak!” 失去头发的面容是丑陋的，出门就意味着要面对他人对女性容貌评价的目光，又夹杂着术后的身心俱疲，构成了她自我认知的病态；初识Taylor时，当被问及“不在医院时都做些什么”，Kate的回答是：“只是等着（身体出状况）再回到医院。”她的病态就这样在持续的不安定感中被构建出来。

但Kate对此的反抗从未停止，对身体自主权的争夺便是她的主战场。刚住院不久时，Kate并没有很适应这个陌生的场域，面对查房老太的训诫，她所做出的反应是和Anna一起顶嘴、并通过掉包恶搞尿样，在惊诧的老太面前表演自己可以肆无忌惮地喝下、喷出自己的“尿液”来彰显对于自己身体（及其延伸部分）的掌控权，从而尝试夺回自己的身体在医院中的主体性。另一次是在结识Taylor后的舞会之夜——这无疑是Kate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之一。虽然她仍需通过租借假发来向Taylor以及在场的众人展示自己（认为）最美的身体，不过当她揭下假发，在医院的病床上与Taylor坦诚相见时，她由衷地袒露道：“Glad I’m sick”。

对于死亡，Taylor和Kate的态度都坦然而不畏惧。对于Kate而言，治疗已经算不上多大的痛苦，“Whole life is a pain”，她不想再痛苦地活着，只想在这里终结，“It just gets scarier from here on out”。否则，苟延残喘地延续生命意味着她将会被执拗的母亲坚持要求继续痛苦的治疗，像对待（属于Sara的）实验样本一样被切碎，直到只剩下最后两个细胞也不善罢甘休（“Mom’s gonna chop me and cut me till I’m a vegetable. Two cells in a petri dish that she shocks with an electric cord”），因此，直面死亡，而不是任由疾病蹂躏，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她对病态最后的反抗。由Jesse脱口而出的Kate的求死态度是推动法官判决的决定性因素，电影中的Kate也最终如愿以偿：她完成了前往海滩的遗愿——这种享受生命直至最后一刻、安然赴死的价值观（value）也得到了父亲的支持[4]。在Anna对于Kate死亡的想象中，“She’s gone, a little piece of blue sky.” 她重新回到了天上——那个她出生的地方，并且与人间相比要更加幸福（在Kate的认知中，她会在死后所去的地方与Taylor重逢）。Kate之死同样也使Anna与自己和解，Anna一开始认为自己降生的意义是为了成为Kate’s genetic savior，但是和Kate一起经历的人生告诉Anna：她的降生从不应被视为、或被认为for god’s/savior’s sake，拯救并不重要——事实上也是没能且不可能实现的——真正重要的是她和姐姐共度的这段关系（relationship）。 “The point is, I had a sister. She was fantastic.”

三、Sara：守护的天使？监控的卫士？

Sara在全片中的关键动机围绕着控制（control）展开，她将两个女儿视作自己母体的延伸，竭力借助医疗技术与科学权威实现从“人”到“神”的不可能僭越——当然，悲剧性的结局最终仍需由具体的“人”来承担。

Sara对于Anna的控制主要在于身体与器官的私有权归属（control over property of body and organ）。毫无疑问的是，她从Anna一出生就将小女儿的身体视作自己身体的延续，这样才能肆无忌惮地控制、占有她身体中的各种器官。直到Anna以法律形式进行反抗，Sara仍认为Anna只是个“想法五分钟一变的儿童”，也就是说，她并不具备整全的、可以代表自己的独立意识，从而也就不具备对于自己身体的控制权。然而，对于“儿童是否能够对自己的身体拥有自决权？”以及“儿童何时能够对自己的身体拥有自决权？”这两个问题，即使在传唤了众医生的法庭上，这些专业人士也对此争论不休（“But also said I was too young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fully and none of them would say at what age I’d be able to understand. All in all, they were like me , pretty confused.”）。但是，Sara显然无视了这种争论产生的可能，垄断了对于Anna的身体控制。

家庭相册（剪贴立体书）中的温馨场景贯穿全片——这是Kate最为看重的物品，临终前她向Sara展示了自己对于母亲的想象：“A guardian angel who watches over me every single day no matter how sick I am. I know I am never alone.” 对于这句评价其实可以有双层解读，更为符合影片情境的自然是：Kate在临终前表达对母亲无微不至之关怀以及始终不离不弃之照顾的感激之情，感谢母亲的陪伴使自己不至于孤身一人去面对病痛——不过，考虑到Kate自知时日无多、接受死亡的心态与Sara始终坚持手术治疗等行为，上述评价或许也可以被理解为：母亲是一个日日夜夜监视着自己健康状况的“守护天使”，无论我的病况多么糟糕（无论我多么不想再活在这个世界上），她（都不会考虑到我的想法，而是贯彻她自己的意志）都会坚持让我治疗。我知道（由于母亲的管制）我永远无法独自走向死亡。

Sara对于Kate的控制主要在生命的存续与死亡（control over life and death）。她自始至终都坚持前者，并用尽一切办法延续Kate的生命，为了实现这一点，她专断了对于Kate生死延续的决定与话语权。事实上，她根本听不进Kate的求死之心与相应的表达——尽管Brian & Jesse都表示Kate在病情急转直下后实际上已经与Sara表露过好多次求死的意愿；在收到法院的控告时，难以置信的Sara完全无视了一旁病床上想要对此解释的Kate，而只是匆忙掌掴同样激动的Anna；在Kate化疗住院后，她也并不十分关心Kate的闲聊内容，在Kate产生呕吐时，作为母亲的反应与关心也远不如Taylor及时。事实上，她甚至并不承认死亡是生命的正常过程，也并不在乎自己的女儿真正想要怎样的生命体验（是痛苦地活着还是安心地死去）——她只是一味地强调：“We are doing the operation.” 这种决绝的态度或许与她原先的律师职业有关：在和Kelly的对话中，她表示自己从不接受失败，毕竟代理官司只有输赢之分，同理，在生和死的角逐中，她认定了前者，就绝不会认输。

为了取得她对于死亡的胜利，她选择了对于先进医学技术的彻底信赖：在Dr. Chance提出试管婴儿建议时，Brian仍有所顾虑，而Sara却几乎毫不犹豫地接受。她不甘于生命偶然性造成的生理缺陷，一旦发现重新设计生命的技术性可能，她必然会选择尝试——而这种跨越在传统的西方认知里往往被认为：只有“神”才有资格、并且有能力去实现，Sara作为一个想要僭越生命有限性（不可避免的死亡）的“人”只会落得一个被塑造出的、歇斯底里的疯女人形象（insane hysteric woman），并且在这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痛苦也终将由她这个具体的“人”来承受。看上去是作为“人”的Sara向拥有抗拒死亡能力之“神”的一场必然的僭越失败，可事实果真如此简单吗？真正的幕后推手——那些研发技术、巧言令色劝服患者及其家属进行医疗尝试的医生们却顾左右而言他——在Anna的现场讲述中，法庭上被传唤的众医生纷纷表示：“Nothing was their fault and it was a complex problem.” 权力往往以不可见的面目隐于幕后。

和Sara鲜明对应的是Brian，父亲从试管婴儿决定的那一刻就已然预知了悲剧性的结果：“It was our fault. We can’t against nature and this was our comeuppance. ”当“人”试图去超越自然，攫取设计生命的权力，从那一刻起，就决定了未来的报应。但他却一直是软弱的，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他一直对于妻子的决定言听计从，直到Kate临死前想要去看沙滩，他才第一次勇敢地做出反抗。然而这实在来得太晚，曾经漫天飞扬的肥皂泡（Tiny bubbles）呼应了他对于一家人生活状况本质的理解：“But beneath the exterior fine, there are cracks, resentments, alliances that threaten the very foundation of our lives as at any moment our whole world would come tumbling down.”

[1] 言下之意：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有他们家这般的物质条件来尝试试管婴儿技术以救活自己的孩子，这其实暗含了健康的阶级不平等，不过本片中其他相关材料较少，在此便不作展开

[2] 这的确也是他们做出的选择，但Sara和Brian的态度却十分不同，将在第三部分详议

[3] 可能只付出了抚养Anna日常生活的成本，但显然要远低于稀有器官可能达到的市场价格

[4] Sara & Brian的冲突会在第三部分展开

我们曾经一起看一只小狗追自己的尾巴。她说，这才是人生，我下辈子要做小狗。 我笑着说，你会轮回转世成一只猫。猫独来独往，不需要别人。 我需要你，她回答。 好吧！我说，那我就转世成猫薄荷。

可以说安娜的出现是因为凯特 若不是作为姐姐的凯特需要一个能够长期提供给她骨髓白血球干细胞等资源的百宝箱 或许也就不会有妹妹这个小生命

资源有限也会枯竭 所以在供应了很多需要给姐姐的情况下 这一次她勇敢的说了不 她也知道自己生来的作用但这一次她想守护自己的身体 即使是和最亲的家人对簿公堂 挺能理解这种无法喘息的感觉 同样都是孩子 有对比就会有伤害

但剧情是那么巧妙婉转 真相是姐姐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想通过法律来阻止肾的转移

一边是伦理道德的拷问一边是法律

如果你的父母为了一个理由孕育你 那么 那个理由最好一直存在 因为那个理由要是不存在了你也就没了存在的必要

所幸结局是温暖的 一家人冰释前嫌和和睦睦 妹妹胜诉了但与这一切相比结果显得不再重要

《姐姐的守护者》原著是连续五年蝉联“北美最受欢迎作家”的美国小说家朱迪·皮考特（Jodi Picoult）备受争议的经典作品。[①]电影讲述了一对美国父母为了给先天罹患白血病的大女儿凯特治病，通过先进的基因技术孕育并生下了与凯特基因完美配型的小女儿安娜。十几年来，安娜不断向姐姐凯特捐献脐带血、白血球、干细胞和骨髓等。如今，凯特肾功能衰竭，父母要求尚未成年的安娜捐献一个肾脏给姐姐。安娜拒绝了这一要求，并找到律师坎贝尔把原为律师的母亲告上法庭，捍卫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但在法庭上，安娜吐露真言，她对父母的诉讼实际上来自患者凯特的授意，姐姐不想再继续连累妹妹和父母，也不愿在疾病的折磨中痛苦生活，法院最终判决安娜胜诉。《姐姐的守护者》在感人、曲折的戏剧冲突背后不仅蕴含着绝对主义义务论(Absolutism Deontology)和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哲学关于人的自主性（autonomy）、安乐死等重要议题的立场纷争，而且通过将哲学理念渗透在文学叙事中，细致刻画了当代美国社会的医学伦理现状和家庭伦理关系。

一、肇始于自主性的道德两难

人的自主性是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应用伦理学等领域的核心概念。德国哲学家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将其与人的理性尊严和价值相关联，从而对此概念在当代哲学视野中的定位产生了深远影响，追随者中比较著名的有罗尔斯（Rawls）、德沃金（Dworkin）和芬伯格（Feinberg）等。在1979年的《贝尔蒙特报告》中确立的尊重、有利和公正三原则，更是将尊重病人和被试的自主性放置到了医学伦理的首要位置。

自主性原则通常被定义为：个体通过遵循自身理性能力和动机而生活，并以其自身为目的，不被视为实现他人目的工具，不受外在力量干涉的原则。[②]基于自主性原则的身体自主权是医学伦理学中患者、捐献者和被试的一项基本权利。但当代也有学者如奥尼尔（Onora O’Neil）等认为，过分强调自主性原则会助长伦理上的个人主义和过度的自我表达，从而增加医患关系负担和公众对医学、科技的不信任感。[③]这种观点的基本理由是，自主性原则在医学伦理实践中存在着两个困境：首先，鉴于个体之间在知识水平和理性程度上的差别，特别在疾病影响患者精神健康时、处于昏迷或急救状态的病人中，以及在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个体中（如犯人）,由于当事人缺少完全自主的行为能力和条件，无法基于自主性做出选择和决定。

就此问题，我们在电影开场便与安娜一同陷入到一种道德和情感的沉思中。一方面，画外音的安娜在冷静地讲述自己如何作为姐姐的“备品”出生，不断在父母的要求下贡献身体。另一方面，又展示这个家庭三个孩子成长中经历的快乐和美好的场景。在《姐姐的守护者》中，凯特和安娜都属于未成年人，不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也就无法完整地行使自主权。其次，个体的自主性受到他人和社会的制约，换言之，个人并非“无拘的自我”，而是处在家庭、群体和社会关系当中。例如，从公共卫生和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在流行病的防控中必然会限制到个体的自主性；而从公共资源的利用来考量，也不会完全以单个个人的偏好和利益为中心。因而，自主性概念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道德两难（Dilemma），这种矛盾同时也体现在当事人的情感和直觉当中。作为律师坎贝尔代理了安娜对父母的诉讼，显然在他的观念中，安娜寻求自主权的行为在法律层面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支持。可以推断，坎贝尔的观点基于两方面的考量：其一，他本人患有严重疾病（癫痫），丧失了身体的某些自主能力，因而，对安娜诉求自主权的行为在情感上表示支理解；其二，他从律师的角度进行了理性思考，父母和医生对安娜身体的“滥用”缺乏道德和法律的依据。在他看来，这种滥用行为与社会普遍认同的公正（justice）价值相冲突，亦是说，对安娜来说是不公平的：她以拯救姐姐的方式出生，并持续作为供体导致了安娜个人人生完整性的破坏，她本不应该被卷入其中遭受不必要的痛苦。

二、义务论与结果论之争

作为法律工作者，坎贝尔的立场可归属于发端自康德的绝对主义义务论准则。在康德看来，人作为有理性的存在，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被当做目的，而不是工具，这是人自身和他人的必然和不可推卸的责任。[④]后继者德沃金认为，自主性作为人之独一无二的尊严的体现，超越于一切价值之上，找不到任何等价物可以将其替代。以著名的“扳道工悖论”为例：在面对道德两难过程中，在绝对主义者看来，扳道工不能改变火车的方向，因为另一条铁轨上的路人本来不属于这次事故，他不该卷入其中。选择牺牲他从社会正义上来看是不公平的，其人生的完整性和尊严也因此受到了严重侵犯。

罗尔斯将义务论的准则归结为“正当优先于善”；而善则依赖于行为是否正当。但从相反的立场来看，功利主义者或许支持损失最小的行为方式，即牺牲无辜的少数人，拯救其余更多人的生命。功利主义观念的主要代表有美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和密尔（John Stuart Mill）等，我们称之为功利主义的结果论(Consequentialism)。穆勒主张，作为“行为对错的标准的幸福，不是行为者本人的幸福，而是所有相关人员的幸福。”[⑤]不管以何种方式，只要能带来更多的善的结果，带来最多数人的快乐的最大化就是合理的。结果论通过行为的后果来考察它们的道德意义，换言之，一个行为只有改善了人们生活中的事情、提升了人类整体的福祉，在道德上才是好的。由此可见，义务论与结果论的分歧在于，前者预设了“只能以人本身作为目的”的超验要素，这个至善的内在目的为其他行为的正当性提供了标准；义务论的核心不在于如何谋求福祉的最大化，而是如何正当地追求幸福；人们不能毫无限制地去功利地搜寻快乐或善的结果，至少要以尊重和不侵犯他人的利益和自由为前提。因此，从义务论的视角来看，之所以律师坎贝尔会支持安娜的诉讼，归根结底在于他认为父母和医生功利地以家庭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侵犯了安娜的身体自主权，尤其是在她尚处于未成年人，缺少自我决定能力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假设电影中的父母，特别是医生以家庭的整体幸福为参考原则，站在了功利主义的立场，那么父母出于对姐姐凯特的爱和不舍等情感因素，权衡决定“牺牲”妹妹安娜，作为旁观者的医生实际上经常遇到晚期癌症患者和临危的病人，医生也理应知道自己的“私人”建议在法律上是不被允许的。但他这样做是想籍此挽救凯特的生命，同时给这个不幸的家庭带来更多的希望，从而完成作为医生治病救人的最高使命。与这些“共同利益”相比，安娜的牺牲显然在他看来是值得的。但是，这种功利主义的观念一方面要面对义务论反对将人当做工具和手段的批评；另一方面，我们不禁质问，谁有权力为了多数人的幸福而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承认这种行为的合理性会遭到诸如“为了好的结果做恶的事情的也是合理的吗？”诸如此类的责难；长期遵循这种道德准则行事，很可能会导致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滑坡和伦理秩序的坍塌。例如，假设有五个人需要不同的器官移植，而一个正常人身上恰好分别有适合他们五个人的不同器官，我们是否可以杀死这个人把他的器官分别移植给看起来能带来更大效益和福祉的其他五个人，挽救他们的生命？从功利主义的视角来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原因在于，功利主义并非一种行为规范或行为人用于决策的依据，而在本质上是一种正当标准。“功利主义视角的正当行为就是使效用能够最大化的行为，但这并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故意（deliberately）使效用最大化。”[⑥]如果站在这个立场为电影中的父母和医生辩护，可以说，他们的选择是在现有情况下，其行为由于获得了效用的最大化，从而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而非出于某种功利后果的考虑有意侵犯安娜的利益和自主性。

三、回归对自主性的尊重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在观影过程中，观众的“道德直觉”（moral intuition）并没有对安娜的父母和医生给予过多的道德谴责。我们一方面会同情父母的情感困境，另一方面可能会质疑安娜的过度冷漠和理性。因而，随后出现的问题是，凯特的不幸由妹妹来分担是否确实的违反了安娜的个人自主性？疑问首先指向电影开场，即安娜的父母是否有权让安娜以人工干预的方式，与凯特的基因完美配型而出生？如果对生育是否基于个体自主性而进行产生怀疑，实际上是对人类生命本身的怀疑，因为有史以来所有婴儿的出生都不是建立在主体自愿的基础之上；进而这种质疑将会引申为对整个人类繁衍的意义的焦虑，显然并不合理。父母和医生如果以家庭整体福祉作为行为依据，那么正如奥尼尔对自主性概念的批评所表明的，对自主性的过度强调暴露出它的个人主义倾向，这个概念奠基于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的理念之上，但是，个人的自由、利益和福祉只有在家庭和社会共同体中才得以可能；在电影中，如果父母没有以家庭的整体福祉为出发点人为干预基因配型，安娜也就不可能出生，她的人生也不具备任何可能性。换言之，安娜的不存在是否真的比存在要更符合她的自主性？很难说安娜存在的价值和个体的感受完全取决于这次“人工”的生命赋予，无论她以何种方式出生，其生命中所有可能性和意义的展开都由此开始，如果没有这个开端，自主性等一切问题也无从谈起。随着剧情发展，特别是电影结尾安娜的自述也确证了这种怀疑：安娜在十几年短暂的人生片段中，特别是与家人共同面对姐姐的生与死的过程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独特的人生体悟和存在价值。

如果只是基于以上两点批评，安娜对身体自主权的主张在伦理上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支持。但是，安娜和律师坎贝尔在诉讼中的获胜，却与这一结论相互矛盾。是否在法律层面自主性原则本身并不能在医学伦理中占据首要和基础的位置呢？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道德和法律，在作为社会规范上分属不同的领域，虽然法律本身存在巨大的道德价值，某种程度上是道德观念的体现，但二者仍然存在着“自有领地之界限”。第二，亦即电影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庭审的过程中安娜说出了真相：她是受姐姐凯特之托来执行诉讼，因为凯特自知自己生存无望，不想再拖累家人，又无法说服强势的母亲，因此希望安娜通过争取身体自主权的方式，迫使父母停止治疗，结束痛苦折磨的生活。

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电影的这一情节设置，在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古典戏剧理论中被称为“突转”和“发现”，它们是“情节”的两个最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突转是指行动按照我们所说的原则转向相反的方面”；“发现是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⑦]在《姐姐的守护者》中，情节原本按照安娜起诉父母的庭审程序发展，双方的情感、法理和道德争执在此达到顶峰，但法庭取证环节安娜的言辞打破了这个叙事链条，形成突转；原本在叙事核心之外的凯特对案件的推动性作用和安娜起诉父母的真实意图也重新被“发现”。安娜的主张并不是要捍卫自己的身体自主权，而是认可凯特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以间接的方式来帮助她捍卫其生命的自主性。

这一情节突转将焦点从医学伦理学中捐献者的自主性转向了患者的自主性原则问题。晚期癌症患者在自知生存无望的情况下，是否有权利选择以某种不痛苦的方式，提早结束自己的生命，即凯特对自身生命的自主权是否应该得到尊重的问题。引申开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安乐死”问题。安乐死通常被划分为四种类型：自愿主动安乐死，即意识清醒的患者授权医生用药物结束生命；自愿被动安乐死，即患者授权医生不采取任何治疗措施，加速其自然死亡；非自愿主动安乐死，一般指无意识或未成年患者经监护人授意由医生协助主动实施安乐死；非自愿被动安乐死，指无意识或未成年患者在监护人授权下，医生不采取任何治疗措施加速患者死亡。[⑧]《姐姐的守护者》并未就安乐死问题进行深入刻画，但从后半段凯特放弃治疗开始，严格说医院已经对凯特实施了“自愿被动形式的安乐死”措施。抛开复杂的安乐死问题不论，医院和凯特母亲放弃治疗的做法，甚至法庭判决安娜获胜，都是对凯特个人意愿的尊重，对其自主权的伸张给予了情感和理性上的支持。这才是影片的关注的伦理焦点，也是驱动情节发展的主要线索。原著小说结尾为了迎合好莱坞情节剧和家庭伦理小说的叙事手法，设置了安娜出车祸死亡，将肾脏捐献给了凯特的桥段，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作品的精神内核，但所揭示出的哲学内涵并没有被弱化。

自主性是个体的内在和根本属性之一。绝对主义角度的自主性原则是个体自由意志的体现，是人之为人，作为目的，而非实现他人目的的手段之基础；功利主义同样认可自主性原则，认为它是共同体最终目标“美好生活”（well-being）的基本元素。自由主义兴起之后，其理论姿态多种多样，但自主性原则始终作为诸种理论的基石存在，哲学家从不同角度对其内涵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发展。但应当注意到，自主性原则的多种形式始终与个体相关联，缺乏群体与“他者”的维度，因而，在高扬自主性原则的同时，如何处理个体与家庭、群体、与他人甚至与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显得极为紧迫。在电影中，患者凯特的自主性、凯特的生命（即整个家庭的期望）和捐献者安娜的自主性始终存在于一种不可调和的巨大张力中。只有当凯特依据自主性做出放弃生命的决定时，她和安娜的自主性才达成某种形式的统一。因此，如何处理这种张力和冲突，仍然是包括义务论和功利主义思想家在内所需亟待解决的理论困境。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死亡虽然意味着生命的结束，但生命的意义并不会因为死亡的到来终结。凯特生命的价值，在父母、兄妹、男友和医生爱的光芒中重新绽放。如果本片有奇迹，那么这奇迹的伟大属于人类对有限生命的尊重和无限的热爱。

[①] 《姐姐的守护者》在国内已再版三次，本文参考的中译本为：朱迪·皮考特，《姐姐的守护者》，林淑娟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

[②] Thomas May, “The Concept of Autonomy”, in: American Philosophy Quarterly, 1994, p.133.

[③] Onora O’Neil, Autonomy and Trust in Bio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75.

[④]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页。

[⑤] 约翰·穆勒，《功利主义》，徐大建译，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17页。

[⑥] 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40页。

[⑦] 亚里士多德，《诗学》，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3页。

[⑧] 詹姆斯·斯特巴，《实践中的道德》，程炼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