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眠2014

人们厌烦了寂静，就希望来一场暴风雨；厌烦了规规矩矩气度庄严地坐着，就希望闹出点乱子来。——契诃夫


196分钟。
第一，我进场前真的没看时长，出来看表才被吓了一跳。第二，居然全程没舍得出去尿尿也居然一秒钟都没睡着。
后来看采访，锡兰说，当初定片名时，所有人都反对Winter Sleep，理由很简单：你原本就是个大闷片导演，这片儿已经那么长了，再把片名加进个sleep，你这是好死不死地要闹哪样！

锡兰坚持用了《冬眠》这个名字，他说他爱冒冒险。
伟大或天才之人是不是都爱走极端？
真是很难判断，是更喜欢之前那个惜字如金死不吭声的锡兰（其实，据说锡兰另有一部充斥着大量对话的作品，即他的处女作），还是现在这个叨逼叨到十几分钟停都不带停的锡兰。
当然也不是真的从头说到尾。
在各位角色都不说话的时候，是纯粹的静谧。
于是乎当然又看到那熟悉又遥远得如在世界尽头般的美得像画般的安纳托利亚高原。

能在电影院里看一场锡兰，也算梦想成真、死可瞑目的体验。
有谁能不爱上锡兰？
不过很惭愧，没有全部看过，但2002年的《远方》、2008年的《三只猴子》和2011年的《小亚细亚往事》，已经足够让我伏地叩拜。
俗气地说吧，入行20年，8部电影，62项大奖加身，第一部短片就获金棕榈提名，从第三部长片起，每部作品都入选各大影节影展（尤其戛纳）且从不走空。
这次，在第五次进入主竞赛单元之后，《冬眠》拿下了久违的金棕榈。

首富与穷人，老夫与少妻，石屋与旅客，骏马与野兔，白雪与煤炉。
能发生什么故事？
尊严与贫瘠，教育与人格，财富与施舍，权力与宽容，美丽与自由。
又该成就怎样的因果？
还有，自负与怀疑，爱情与仇恨，孤独与满足，固执与误会。

《冬眠》满得再不可能装下一丁点儿，却不溢。
甚至让你都不觉得它那么满。

满，多半是借由对话来表达。
无比多无比多的对话。男主角只要有机会就说，主动说，要么寒暄几句，要么滔滔不绝。他和手下管家聊，和家庭旅馆的客人聊，和妹妹聊，和老婆聊，和佃户聊，和哥们儿聊。
聊哲学聊文学聊电影聊戏剧聊人性聊莎翁聊宗教聊道德聊爱情聊账单聊政治聊读者来信聊慈善工程聊俄国文豪聊自己正要动笔的巨著。
而且聊得不像人说的话——我的意思是，不像我们这个年代日常说的话。
他聊得像在演古典舞台剧，像在读莎士比亚的语句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

真真应验了契诃夫说的，书是音符，谈话才是歌。

对，就是契诃夫。
锡兰说，契诃夫的几部短篇是这部电影的灵感和灵魂。
这剧本，他和他同样优秀的剧作家妻子一起写了六年。原本的剪辑版本足足四个半小时。
不想剧透，是觉得没办法透，也没必要。

这位读电子工程的理工男，少年时爱上了摄影，大学毕业后游了游世界，在当兵期间忽而发现自己这一生怕是要献给电影了。
他列出的最爱导演名单，小津安二郎（吼吼，不然呢！）和法国的Robert Bresson。

Winter Sleep，《冬眠》。
来自影片中妹妹的一句台词：我们在这儿生活着，如冬眠一般。

文/严杰夫

在第五次进入戛纳主竞赛单元后，努里•比格•锡兰终于修成正果。他凭借新片《冬眠》，获第67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锡兰的电影并不容易让人产生好感，尤其是《小镇》、《三只猴子》等早期作品，如果不能接受他“自说自话”、黏滞迟缓的镜头语言，恐怕你根本无法坚持将它们看完。从《远方》开始，锡兰尝试对作品进行调整。此后的《小亚细亚往事》和今年这部《冬眠》，我们都能看到一些与以往的不同。具体到《冬眠》，从现场观众反馈来看，锡兰的改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锡兰一改“惜字如金”的姿态，在片中加入了大量的对白；二是《冬眠》的片长达到了惊人的196分钟，之前的两部作品《远方》与《小亚细亚往事》的片长分别为110分钟和150分钟。

当然，锡兰在改变中并未丢掉他个人化的风格。在画面构建上，锡兰仿佛对阴影有着特别的偏爱。无论在《远方》，还是在《小亚细亚往事》中，昏暗沉重的色块都占据着镜头的大部分。锡兰还用精致的画面，展现土耳其那些代表性的景致，《远方》里海风凛冽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小亚细亚往事》中一望无际的安纳托利亚大草原，《冬眠》里犹如外星球般的卡帕多奇亚，无一不是如诗如画、令人痴迷。在叙事上，锡兰则习惯通过大量的留白，构建出他的影像世界。在《小亚细亚往事》里，故事围绕一桩谋杀案展开，但在情节推进中，锡兰却将焦点对准案件侦破过程中，牵涉其中的各色人等。这些人物有着各自的生活和心事，却未在影片中详细点明，影片靠着大量的留白构筑起一个模糊故事，却有意无意中展现了土耳其社会的一个断面。

小亚细亚，也称安纳托利亚。从地理上来看，安纳托利亚大部分被绵延无尽的草原覆盖，偶尔有几棵树矗立在草原中央，是这块地区典型的风景。正如《小亚细亚往事》的开头，一条公路从大片草原中划过，汽车沿着无尽的公路前行，两边景色仿佛从未改变，凶手自己也没办法搞清楚藏尸处。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在全国推行世俗化政策，以寻求民众对新国家的认同感。然而，安纳托利亚的小城镇里，没有像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等沿海城市那样，迎来快速的世俗化，传统的宗教和文化在这里依旧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这让曾经在大城市生活过或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与未曾离开安纳托利亚的底层人民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

这种社会冲突，就是锡兰在《小亚细亚往事》的留白中想要表达的复杂意蕴。法官、检察官代表的中产阶级，显然已接受了都市文明和世俗化观念，而始终生活在小镇里的居民，则代表着传统。不同的人群对待谋杀案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背后却是分化严重的社会状态。而本次的获奖影片《冬眠》取景于卡帕多奇亚，也位于安纳托利亚的腹地。带着同样的社会背景来观看，我们能明白，电影里回到山村经营小旅馆的退休演员艾登，很明显代表都市文明，他与代表传统的妹妹、妻子，以及旅馆里的租客，有着明显的差异。从这个角度来聆听艾登和妹妹、妻子关于宗教、道德的争吵，就容易理解许多，那大段大段似乎不知所云的争辩背后，正是横亘于中产阶级和底层人民间的巨大隔阂。

可以说，将金棕榈奖收入囊中的锡兰，已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一起，成为土耳其的文化地标。在我看来，奥尔罕和锡兰的作品，都是基于知识分子的视角来观察土耳其社会，他们都体会到了土耳其人中弥漫的压抑、沉郁，这种情绪被帕慕克称为“呼愁”，在锡兰这里就是阴郁的色调和暧昧模糊的故事。不过，锡兰终究不是帕慕克，帕慕克多数作品的主题大都停留在中产阶级层面，锡兰却愿意关注到其他阶层。所以，锡兰镜头里的土耳其，尽管有些“失焦”却更完整。

在谈到第三世界文学时，詹姆逊时刻提醒读者注意“民族寓言”的叙述方式。文学如此，电影也可作如是观。比方看伊朗电影，我们便会下意识地注意它在表层故事背后设置的政治隐喻。作为双重运作结构的典范，伊朗电影满足各类人群：对于普通观众而言，一个简单而感人的故事就已经足够，而对那些希望于智识上获得更多乐趣的观众来说，挖掘背后的隐喻总是让人兴奋的。这不是说故事本身并不重要，而是在我们有余力的同时对文本做出的独到见解，无非是在敞开文本潜在的可能性。基于此，下文旨在对《冬眠》做一次后殖民主义的尝试性读解。

首先，我们区分开《冬眠》中存在的二元对立：在物理空间上，是高高在上的旅馆与村庄的对立，在社会关系层面上，是作为房产拥有者的主人与租房的村民之间的对立，这是两个不同的阶层，他们间的权利对抗基于金钱。这可以看成是对帝国/殖民地的隐形表达（同样，也可以是统治者/被统治者）。前者作为殖民者占有土地（资本），后者作为被殖民者通过租用存活下去。

其次，是在殖民者层面，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对“邪恶”这一主题的不同看法区分成两派：一者认为对于邪恶当以感化手段使其自我完善，这是人性善的引申，代表是妹妹和妻子；另一者认为对于邪恶应当以牙还牙，通过法律惩罚处置，这是人性恶的引申，代表的是男主。前者诉诸隐形的内在力量，后者诉诸强制的暴力。这其实就是阿尔都赛对于意识形态的两种划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文化、宗教、政治等）和暴力的意识形态（军队、武力等），前者通过渗透的方式无形地让被统治者接受，后者直接以暴力的方式使人屈服。同样的，这两者也代表了殖民统治两种形式的外化：文化殖民和武力殖民。

我们也可看看被殖民者内部同样会形成的划分。弟弟的奴颜婢膝与哥哥的倔强不屈就形成了鲜明对比，前者是殖民地中与帝国妥协的象征（但请注意他暗地里的嘴脸），而后者则是殖民地反抗群体的象征。整个故事的矛盾之发生是由孩子的一块石头引起的，孩子代表了被殖民者反抗殖民在行动上的象征，未来被寄托于下一代，是因为上一代作为代表的父亲已是废物（入狱、酗酒），已没有行动能力，唯有通过树立榜样（借由烧钱这一行为竖立的尊严）给后代提供精神动力。同样我们也该注意到文本对于后代反抗做出的暗示：他们此刻的力量还太过弱小，无法成功做到推翻殖民统治这一目的，这以孩子晕厥象征出来。

再来谈殖民者方面，我们将看到他们所使用的两者奴化方式均将遭受挫败。对于妻子而言，教育是关键，她筹集基金休憩小学，去看望晕厥的孩子，最关键的是去送钱，企图通过善心来感化“邪恶”。但是她失败了，烧钱这一行为就是对文化殖民的彻底否定，这是不可能成功的。而对于赞同法律压制“邪恶”的丈夫而言，同样得到否定。在紧接着烧钱这一段落之后就是他与教师的一席酒后对谈，教师通过引用莎剧对白否定了法律与武力进行殖民统治的可能性。至此，两种统治方式均告失败。在最后，男主意识到当初女孩信中的请求，他大概会促成此事的成功，这是殖民者在反抗压力下对被殖民者的妥协，希望通过善行可以稍稍平息他们的愤怒，延缓统治，但我们很清楚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殖民必将被解放。

当然，这只是去看的一种方式，其实我更倾向于帝国/统治这一隐喻设置，但从后殖民入手也无不可。同样，也可从女性主义对夫妻和兄妹之间的二元对立进行读解，也会是很有趣的，尤其是妹妹对于她酗酒的丈夫，是对“邪恶”感化论的另一种表述。

获得去年戛纳金棕榈大奖的土耳其电影《冬眠》，讲人与人之间的不可交流——即便当彼此怀有交流的诚意并为之努力。此片除表演、摄影、美术等艺术表现的出色，努力以影像方式道出某种生存真相，或许是获奖的重要原因。

影片主角是三个人，小亚细亚一间旅馆的经营者Aydin，他年轻貌美的妻子，以及刚刚离婚从国外回来的妹妹。他们大概是当地最富有的人（可能也是最有学问的人），旅馆收入本就无足轻重，加之冬日天寒地冻，游客稀少，三人困居一室，时间多用在了聊天与思考上。

Aydin像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对社会事务有极大的热忱，在当地媒体副刊写写评论文章，还有一些粉丝拥趸。妹妹却觉得，一个过气演员非要评论自己并不熟悉的公共事务，顺着大众的意思说些讨巧的话，不过是在博取虚名；妻子更指责他总是抛出“道德”“理想”“原则”这样的大词儿，坐拥道德优越感，甚至由此鄙视乃至伤害他人。

妹妹以前做翻译工作，离婚后兴趣索然，思索如果不离婚而是去请求酗酒的丈夫的原谅，是不是更有道德的美感。她被讽刺“肥皂剧看多了”，又发表了更多忿忿不平但一针见血的回应，这种怒气被Aydin认为是出于穷极无聊，更是毫无勇气面对自身困境的一种发泄或迁怒。

年轻妻子热心救助乡村小学，组织当地人捐款善行。另外两人却觉得她只是借此寻找存在感，塑造自己的“圣洁”形象。他们不相信她能做出什么成就——恐怕到头来学校和学生的状况不会得到任何改善，唯一会改变的是他们的名声，因人们可能会指责他们贪污善款。

影片中还有农庄主人、贫穷租户、单身教师……每一个人都在努力发掘自己生命的意义，行动，或反省。每一个人又都被指出伪善之处，被评为懒惰、懦弱、居高临下、冷嘲热讽。善意遭到扭曲，爱传递不出去，尽管都是好心，却谁也不理解谁。

说起来，他们的自我剖析不可谓不坦率，对他人的批评和建议也算得上真诚。但耗费了如此多时间与心力，终不能理解对方所做的事情、选择的生活、信奉的观念，甚至正因为这过程，误解更深。语言总是先于缜密理性的约束脱口而出，谈话时的情境，尤其自我防御式的生理性反应，必然造成言不及义。说出来的，都已错了。

这三个彼此在世界上最亲近之人，相距咫尺共度寒冬，却显不出一丝暖意。反倒是来往于旅馆的游客们，说出了最多的赞美。无怪乎当一个骑摩托漫游世界的旅客告别，Aydin显示出无限留恋。对方已跨上车，他还邀请他重新回去吃点心坐坐，被拒绝后，又讪讪地讲，“不要忘了我们”。摩托车手的表情掩在头盔下无法辨识，油门一加突兀地蹿了出去，Aydin的笑容犹冻在脸上。那种巴巴的示好，让我差点落下泪来。

人生说到底是大孤独，谁都无法帮你生活，谁也替你分担不了什么。试图找到一个人完全理解自己，试图用语言担负交流一事，总不免失败失望。

哲人维特根斯坦一战时期写出《逻辑哲学论》，世上没几个人看懂，更无人愿意出版。最终有出版商看在罗素写了导言的份上接手，但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即便罗素本人也未能全面理解作品含义。这部书后来被作为哲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然而出版所费时日长达四年，其间维特根斯坦频繁与友人通信，往返奔走于欧洲多地，也不过是想找到一个能交谈的人。

正是在这部著作里，维特根斯坦将世间事分为两类，能用命题——即语言——说出的东西，以及不能用命题说出、只能被显示的东西。在他看来，那些不可言说之物，更加重要。

在《冬眠》里，大家最终都放弃了沟通的努力。妹妹干脆不再现身，夫妻也约定好彼此生活的边界，各行其是，再不打扰。整个村庄都陷入冬眠般的困顿之中，富人如此，穷人更甚。人人都想要逃离，但出于经济窘迫或精神软弱而不能如愿。Aydin信誓旦旦要去伊斯坦布尔过冬，神情决绝地到了车站，却还是在最后一刻掉转头去找老友喝酒，第二天抓了一只野兔回家。他们离不开彼此，不是出于对一个具体的人的眷恋，而是因为在外面，他们遭遇的不理解只能更多。在哲学上，这算得上终极孤独，人性之困境；在生活里，这种离不开，倒也是种慰藉。

我也因之更新了对爱情的理解。志同道合，交流理解，固然重要，但都还在其次。爱情终究是相互陪伴，是在认清了人终归无法理解另一人的基础上，依旧愿意共度此生。那些不可言说之物，更加重要。

        



        捕马者说，安纳托利亚的马，到任何地方你都会知道，这是安纳托利亚的马。

        在有些人心目中，马匹是分种族的，而人是分阶级的。对于Aydin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些本来无可厚非。道德，责任，理想，这些关键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合乎社会规格的标准，但他的妻子却说，去你妈逼。还有像永远行善永远对抗邪恶这种正直之辞，他妹妹却同样不尽认可。更别提那些住在破旧房子里的穷人，他们之间的差距不只是数小时的山路，更是无法消弭的天壤之别。

         Ceylan这次丝毫无心于「小镇往事」的凝视，反而倾心于喋喋不休的「论事」，让那些覆盖在<小镇>中的隐秘过往，<五月碧云天>中的细絮人生，和<远方>中的隐忍悲凉，全都显现为「人性的话语」。Ceylan一改以往寓「暧昧」于场景的做法，这次是寓「暧昧」于语言。语言是人心与大地的裂缝，深底的暗涌正在唇齿之间潜滋暗长。片中没有多少安纳托利亚漫漫大雪中的沉思，更多的是山洞里明灭交替的「人性喧嚣」，随便一次意外冲突都可以引致一场激烈的洪荒，而洪荒的交汇点正是「真理」的不可名状。Ceylan用契诃夫式的荒诞幽默，构建一则基氏式的社会剖析寓言。导演本人说这是知识分子式的自省（自嘲），即使这种自省在片中不乏有意识形态设计的痕迹，在这座看似与世绝离的幻境里，并没有削减任何社会成分中的复杂和差别，反而让冲突和碰撞更加的措手不及。

        我们所认为的「现代」，历史被某种内在的力量和必然性决定，时间是有方向的。而到当代，简单的对立消失，一切都在运动中汇合，各种历史时间被混合到当前，汇聚成「当代」。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阐述什么是当代人的时候说：当代的人是「不合时宜」的。1874年，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他的《不合时宜的沉思》中表明这样的立场：「我试图把这个时代有权引以为傲的东西，即它的历史文化，理解为一种弊端、无能和缺陷，因为我相信，我们都在被时代的高烧所毁灭，而我们至少应该意识到这点。」尼采把自己和现时放到一种断裂和瓦解当中，那些真正的当代人，是那些既不合也不适应时代要求的人。正是由于「不合时宜」，使他们比其他人更能感知和理解自身的时代。

        我们看到Ceylan对于自身与现时的考量，正是站在不合时宜的角度的反思。这种反思在<冬眠>一片中，我认为可看作是时间在散射中的彷徨，没有任何一种历史是合理，没有任何一种价值是真理，正如电影开始时的那片烟雾缭绕的荒芜。Aydin是过去对抗「旧世界」的知识分子，仍守着自己「与邪恶抗争」的真理，愤世嫉俗并渴望以「良心」营造和睦的新世界。他看似对所有人友好，无论是自己的妻子和朋友，还是租户和游客，都尽量友好相待，实际上却形成自己的「权力中心」。反观片中其他的主要角色，其实也不无如此。如果仅是表现善恶真理的立场或者阶级差别，甚至利益纠纷引发冲突，那么这种电影实在平庸和过时，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导演Ceylan的处理是相当「当代」的（即使有一副古典主义的外表），我们可以觉察到，所有的方向都在转变，并且我们自身不自觉也参与到这种转变中。他让所有人都在时间的流动中运动和交汇，奇妙的是，这种运动并不是公路片里人物无所适从的游动，而是设置一场万物俱寂的冬眠，让「语言」缝合一切。于是我们很直观的看到小镇中的各种历史断面，知识分子、牧师、农夫、囚犯、慈善家、骑手和无业游民，理想的、浪漫的，现实的、虚伪的，内敛的、伤痛的，张狂的、激烈的，都微妙地透过言语和言语中的空隙缝合在一起。而导演本人，并没有在某一种对象上添加批判的目光，而仅仅是表达这种暧昧的无奈的彷徨。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致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的一封信中这样阐述：「我所理解的艺术家的智慧不是一种古典意义上的品质。艺术家知道，事物的意义并非其真理。了解这一点就是一种智慧，人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古怪的智慧，因为它将艺术家从集体和狂热自大的人群中拉了出来。」他认为这种艺术家的智慧，既不强加「意义」，也不消解「意义」，这一辩证法或许使他的作品难以捉摸，而艺术价值正是存在其中，即通向意义的道路永远是敞开的。这种「开放的意味」同样弥漫在Ceylan的作品里，特别是之前一系列半自传电影。而在此片中，Aydin站在大雪覆盖的铁路上，路边有一只冻死的野兽和满树的乌鸦，内心却酝酿着一场苏醒。
        
        一场酩酊大醉之后，浪游者远去，冬眠的人渐渐入睡。在卡帕多西亚大地荒乱的雪夜，Aydin解开缰绳，像解开一场执着的困境。野马嘶叫一声很快消失在崎岖的风里。
         Ceylan并没有给这盘根错节的寓言一段明确深刻的结局，而是将所有的暧昧和爱恨，交付给既存的，却居无定所的时间。或许这也表明他本人对于自身与世界的态度：

        「我知道我们无法和好如初，但日子总是要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