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花绿叶

看了一些评论。1. 电影并没有刻意宣传某种价值观。如果在西北农村住过就知道，导演只是刻画真实的现状。现实很残酷，难道要为了政治正确掩盖真相吗？打开真相才是改变的第一步。2. 靠人物独白撑起叙述。我绝不认同。男主角不停喝水看女主的前任的照片。买零食。女主角回家看照片。半夜不安把被子包在头上。古柏要去兰州，却拿着妈妈给的油饼子偷偷去看了回了娘家在干活的阿西燕。农村青年的爱情，多了一点含蓄，这些都不只是通过自白表述的。3. “现在并非以前了，没必要继续就贫困讨论”。我的家乡依然如此，和电影中所展现的一模一样。我却从来没有看到有影视题材体现西北农村青年人的婚恋，挣扎。4. 下雪特效这个事，我认为是没有影响感情表达的。因为拍的真实动人，和我小时候很多记忆想通，沉浸在故事里，看不到所谓特效的别扭之处。

最后说一些我看到的细节。西北农村宴客，就围绕着一个字，吃。吃好了没？没吃好吧？女人们就是围着厨房下面条，男人们坐在炕上。如果你要问我这样好吗？我当然觉得不好。我小时候看到也觉得不好。但是它真实，媳妇嫁过去就是和婆家生活，给婆家干活。我不喜欢这个现象极了。但是要展现西北农村的青年恋爱，婚丧嫁娶，这就是现在的状况。还有，根据尔里家里的装潢，初步判定阿西燕嫁到更穷的一户了。这应该更进一步加重了古柏的自卑。

最后，我希望所谓的电视摄影没有掩盖梯田麦浪的美，希望你们看到美丽的田野，不是纠结在电视摄影上。说到底，什么是电视摄影？谁能给我讲讲？反正我觉得挺美的。

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之后又一部小说改编影视作品《红花绿叶》，书本专访了导演刘苗苗。

Q：

这个电影改编自石舒清的《表弟》，所以想请问您是什么时候读到这个小说的，然后是怎么跟他联合改编成剧本的？

A：

我和石舒清认识很久了，最早读他的小说是14年前，当时我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我就请我当时在西海固的一个老师帮忙找一点当地的作家写的书，老师给我带回来十几公斤。

那段时间我开始一本一本地看，饿的时候就吃一点切片面包，喝一点白开水，读完了他的作品以后，突然我就觉得好像更有力量了。我一个特别喜欢文学的朋友，现在是宁夏自治区考古所的所长，说恰好认识这个作家，然后我们就联系上了。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读他的作品，曾经想改过他其他作品，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做成。

他的《清水里的刀子》前两年获了奖，我打电话祝贺，因为他合作的第一个电影导演就是我，我想我没有帮他圆梦，总归有人帮他圆了，那就行了。他说没有，我在等你。当时我很震撼，由于各式各样的原因：包括电影市场，甚至是我自己的年龄和生活境遇，使得我都有点想放弃了，并非不爱这个事业，而是或许可以换一种方式和电影产生联系：比如从事教育，比如写剧本，而不一定非要在第一线，也可以做做评论。

但是他的一番话让我决定开始重读他所有的200多万字的作品，从中选择了《表弟》，因为我从中看到了一句话电影梗概，就是一个身患某种疾病的青年男人完全放弃了婚恋的愿望，但是没想到他娶到的是一个年轻俊美的，能力远远超出他的女人，他们能走下去吗？

我问石老师说你觉得成立不成立，他说成立。

Q：

请问你们对这个小说做的最大的改动是什么？

A：

这个小说是2005年的作品，那个时候宁夏西海固是很苦的，我们决定把它写在当代，十几年过去了，生活经历产生很大的变化：修了很多公路，引了好多水，而且还把一部分很贫困的老百姓，移到了有水有路的地方去。片子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老乡也有车开了，也都有手机，甚至由于穆斯林的习惯，他们经常要做礼拜，必须洗澡，过去像《清水里的刀子》，是在桶里面，现在老百姓家里都有淋浴室了。

我们觉得不要刻意消费苦难，就写一个当下的故事，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的核心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能发生，不仅在这个西海固，哪怕是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可能，所以第一我们确定的最主要的观念就是撇开原著里头苦情的部分。

第二个定位就是不要端架子。他是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我也是一个所谓的第五代导演，于是我们两个人达成了一个共识：要做一部让观众容易解读的电影。

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对伊斯兰教的问题的处理，在这个电影里，我们不是生硬地宣教，而是把伊斯兰教正面的那种对于真善美的追求的精神融入到日常生活中，融入到人和人的情感关系中，这是第三个最重要的定位。

Q：

请问拍摄时有哪些影像上的考量？还有跟非职业演员的合作是怎样展开的，有哪些幕后故事？

A：

首先我们用的全都是非职业演员，如果一边要完成那种过于复杂的调度，一边还要表演，对他们来说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都追求简单，镜头不会去特别地逼近演员。因为周期很短，没有时间磨演员，当时预计的周期只有35天，成本预计也只有三百万，但后来我们是27天拍完的，把省出来的周期的钱做了最后那场戏的特技雪。我们的电影与《清水的刀子》相比，他们人物少，就方便更好地控制，而在这里难度则明显地加大了。

当然现在成片看起来，我们在镜头语言上还应该做一些更精准的设计，这和整个影片的筹备流程有关，因为成本较少，再一个就是我们受季节的限制特别大：比如说从3月份就开始拍，但是我很想拍麦收，但是因为时间问题你拍不了，如果我能有六个月的周期，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影片目前从视听语言角度上讲，并不是我认为最理想的，这也是我感到遗憾的地方。

Q：

您跟胡维捷导演是联合指导，请问你们是怎样合作的？

A：

他是学摄影的，同时是个优秀的纪录片导演，还是中央电视台《面对面》的总编导，我们俩是老朋友了，在我最糟糕、处在精神的地狱里的时候，他一直在支持我！所以我们之间的合作很顺畅，没有什么较劲的地方，通过有理有据有节的讨论，最后能够达到一致，而且有他还节省了好多体力上的事情，我在监视器边上待的时间长，他在镜头前面交流得多一点，当然我们的执行导演还有摄影师也都是很优秀的。

Q：

你刚才说到跟非职业演员合作比较困难，因为时间少，而且他们确实没有接触这个东西，训练排练也很难，所以我想问一下信任的问题。

A：

这次合作可以说是侥幸，不能说幸运。这些演员，几乎全是我的发小，还有发小的亲戚、发小的朋友，他们都来帮助我，他们全是穆斯林，全是回族，从不同的地方到这里来帮助我，所以信任问题基本上没有。

刚才说过，我曾经和石舒清老师在13年前就准备合作的另外一部电影，由于三起三落没有做成，那个时候有一个小演员，当时只有12岁，十几年了，他长大、结婚、生子，我们一直有联系，后来我介绍他到剧组去学摄影助理，他熟悉了现场，直到我要拍这部戏了，我发现12岁的时候我想跟他合作，现在他25岁了，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依然可以和我合作，而且最好的就是他已经有了现场经验，完全不怕摄影机和周围的氛围，这确实是缘分。

Q：

这个爱情会走到哪里？因为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两个人一开始是没有爱情的，到后来可能有点感情，然后到再到后来可能真正生成爱情，您觉得这个故事会是这样的走向吗？

A：

我宁可相信会走向爱情，而且我也愿意让更多的人相信，因为我也遇到过，一开始可能是陌生的，但是慢慢改进，慢慢地走向爱情。然后在这个片子会看到很多温暖的东西。

导演刘苗苗

采访：tom 整理：北澈

欢迎关注公众号“抛开书本”（paokaisb）

若不是观影结束后找到导演刘苗苗的相关信息，我不会知道《红花绿叶》出自一位“第五代导演”之手。

如果你义正严辞地告诉我这是一位青年导演的处女作，我也完全相信。观影前，我带的预期正是如此。

可能是《红花绿叶》之前去平遥国际电影节首映的缘故，并获得“首映单元”的“最受观众欢迎奖”。

照我去年在平遥观察到的现象，去平遥的华语电影十之八九都是青年导演的处女作或第二部作品。

还有另一层原因，更为重要，我在看的过程完全没感觉到《红花绿叶》里有一丁点“第五代”的东西。

这样讲有个前提，是“第五代导演”作品已经成为某种定型的、风格鲜明的东西，我们一眼能辨认出来。

而我为“第五代”找到的辨识标志是情感，看电影中有没有真正意义上作为个体的活生生的人。

我无法将《红花绿叶》与“第五代”挂起钩来，原因正在这里：它真正拍出了人的“情感”。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种特殊现象？因为《红花绿叶》是联合执导的结果，还是说因为刘苗苗是女性。

故而在情感表达上较之张艺谋、陈凯歌等“第五代”导演更加真挚、细腻，从而表达出情感的深度。

这些还都是表面。更重要的原因，如我在早前的文章中已经谈过的，与导演的成长经历有关。

理由是“第五代”成长的年代正好是革命年代（66-76），集体丧失对现实（真实）的感知能力。

“第五代”导演对世界与人的认知有明显的偏离，因此无法处理好人与人简单质朴的情感。

我曾以自身经验为例，将影响一个人最关键时段划定为从15岁到25岁，现在仍然如此认定。

不仅“第五代”三元大将“恰好”符合：张艺谋（16－26）、陈凯歌（14-24）、田壮壮（14－24）……

放到刘苗苗身上，竟然也合适。这也是找资料过程发现的：刘苗苗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才16岁。

导演刘苗苗在革命年代（66-76）是4岁到14岁，恰好不在我们所划定的时间段（15-25）内。

也就是说革命年代时，刘苗苗心智并没有真正成熟，因而大革命没能对她产生本质的影响。

而对其它第五代导演来说，革命年代恰好是他们人生最关键的时期，革命对他们影响至深。

这才是真正让《红花绿叶》如此不像一部“第五代”作品的原因：根源仍在万恶的大革命。

谢晋和第五代导演

第四代导演和第五代导演

近几年的国产独立电影，陆续出现了这样一批男性形象：他们寡言而敏感，沉闷而多情，木讷、不善交际，但有自己的生命意志。无论是生在长江流域还是黔东南，他们总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出诗意，或者说，日子诗意而不自知。

第五代导演刘苗苗的新片《红花绿叶》男主古柏就是这样一个生在大西北的男青年，黑瘦、二十二岁、患有癫痫、家境贫困。突然有一天，命运许他一位貌美攒劲却有“隐秘往事”的女子做妻，他会如何抉择呢？

谈这部电影，乡土情结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本片导演刘苗苗、原著小说作者石舒清都是由西北养育的孩子，《红花绿叶》自然而然就成为一封他们对故土风光含情脉脉的情书。

开篇便是几个色调昏黄古朴的定场镜头——苍茫、雄浑的黄土麦浪，寂寥、沉稳的梯田山丘，风车与羊群，共同构成这里居民的物质和精神世界。

相较其它一、二线城市，地处以银川、兰州、西安为顶点的三角形中心的西海固，景致和生活都出奇的慢，仿佛被遗忘一般，风光永远是记忆中的样子，情感还能天长地久的保鲜。

正是这种变化缓慢的生活，令在这儿待过的作家与导演能“静静地感知和领会”生活里的各种细节。石舒清在采访里说，“这种少变和慢速度里有着一种很有根基很绵长很深情的东西”。这种东西，在影片中演化成古柏那“又笨拙又深情”的性格。

西海固的老人们常说，“想得越少，活得越好”。古柏虽然嘴上笨拙，但想得可不少——木讷寡言不表示他没有细腻丰富的内心世界。如何表现角色复杂的内心世界一直是所有编导面临的难题，刘苗苗选择了最笨拙也是最稳妥的方式（就跟这片土地一样）——旁白。

出乎意料的是，这几段由素人演员用西北方言娓娓道来的本应嫌长的旁白，语调是那么自然、技巧是那么纯熟，就像是深夜炉火旁老友的倾诉。八九段旁白，连起来就是一首叙事诗，令我想起贾木许《帕特森》中男主诗句的念白。它们就像菜肴里的生抽，既不会令影片着色过重，又能为它提味添香：

“我清清楚楚听到我心里一个声音这样喊着：

阿西燕回来了！阿西燕回来了！

就像是做睡梦呢。

就算是做这样一个睡梦也好。

我跑着，就像是我的脚找不到地了。

就像是我在墙头上跑着呢，在空中里跑着呢。

阿西燕从树林里走来的样子，这辈子我都不能忘记了。

谁就是想从我的脑子里抠也抠不掉了。”

如此，这样一个热烈而稚拙的男主形象，谁就是想从我的脑子里抠也抠不掉了。

网上找来石舒清的日记看罢，才知旁白是后期制作时导演临时起意，让他依照电影，算好时间，一句一句加的。非得这样不可。加得好。

只有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土地，古柏才能无所顾忌地奔跑，每当他难过的时候，就独自去看风吹麦浪，对着黄土大声呼啸。能直接与自然产生联系的地方，容易催生诗情。能随处面对天地、随时沟通神灵的地方，容易生出宗教般深邃辽阔的虔诚。

历史因缘决定宗教的传播路径，而能令宗教在一处生根落脚的，只有当地的人、习俗、风土和意识形态。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因水土不服而迁移、消亡的宗教比比皆是。

沿海城市天灾频发，佛、道、基督、妈祖众神才可能常驻；青藏高原本土的“古象雄文明”与印度佛教本源一致，才可能相似相融，转世为藏传佛教；基督教在东北和中原吃香，占尽地理与政治优势；而干旱植疏的黄土高原，依仗与阿拉伯相似的地貌，冥冥中仿佛与真主亲近……

层层叠叠的梯田间引人舒适的纹理是真主不语自明的昭示——“天地万物都是它的，一切都是服从它的”（《古兰经》）——规律、秩序，在这片土地上无处遁形；真主的启示，也在百姓心中四处流淌——“虫虫子鸟鸟子真主都给配个对儿呢，何况人？”（男主母亲语）

许多电影常常在还有一口气时结束，意在给观众留下反刍的时间，仿佛文学作品里的留白。不过从以往的经验看，人们更习惯通过文字描述来延续想象，这本是文字的使命。而影像是引人懒惰的媒介，它只会把早已想象完备的场景煮熟喂给你，导致一旦它生分地留白（黑场），观众便不知所措，戛然而止的想象，意犹未尽而尽，电影的难处就在于此。

《红花绿叶》便有这种看似突兀的结尾，会心的观众知道这意味着结局的开放性。但刘导似乎还是不放心，于是拿海报动了手脚。

影片结尾，大雪令道路湿滑，古柏决定不再冒险骑单车载着已经怀上骨肉的阿西燕，而是扶着车头推车行进，这似乎是在暗示他俩先前那段充满隐瞒、疏离和不安关系的终结，转为决意相互扶持、齐眉走向前方那片充满未知艰辛的白茫茫的将来（不知孩子是否会遗传古柏的重病）。

电影的手绘海报正是对这一场景的再现。不同的是，导演在远处缀上了和煦的日出，以及一朵形似玫瑰的巨型远山，鲜红的花瓣与包裹它的绿叶（片中的婚床也有这层妙喻：象征红花的阿西燕每晚都被象征绿叶的古柏用绿色的被子覆盖），正是眼下这对被生活刁难的男女、这段命不由己的婚恋，努力想走向的鲜花盛开的未来。

这抹茫茫大雪里的亮色，是有过与片中男主相似命运、曾经罹患双向情感障碍症的导演本人期许的仁慈。它似乎也暗含里影片背后真正的底色——真主安拉的公正和怜悯。

（文章摘取自头条号：电影人程青松）

8月15日，王晨先生与朋友一起在上海举行《红花绿叶》包场活动。著名导演郑大圣作为特别嘉宾前来观影。

观影结束后，上海观众都十分喜欢这部电影，还有一位观众有感而发，自发的写了一篇用心、精彩的影评。

上海观众Salome：

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纯粹温润的中国大陆电影。宁夏黄土地上一家农民，两个父母安排结婚的青年。所有苦难所有宿命，慢慢咀嚼，带着希望。

整部电影是宁夏的方言，恬淡敦厚。小麦说，如果当年社会不变，你就是那么黄土地上一个姑娘。我远远火车上瞥见，想，什么怪物啊。

是啊，很有可能，我就是这么一个姑娘。擀面条，种向日葵，拖地…朴素，也很好啊。如果我从火车上瞥见这样一个女子，也许很羡慕呢。

电影的好，好在社会割裂的边缘，有冲突，又不撕破脸，微妙地，挫折着。谢谢康少请我看电影。谢谢程青松策划，支持刘苗苗导演拍了这么充满关怀善意的一部电影。

真的很喜欢这部片子，因为它拍的是真实的人，活生生的穷人，没有夸张的冲突，没有为一种表达的目的而去扭曲。导演对底层生活的尊重，甚至爱护，在中国，太难得了。非常非常治愈。

而且方言的台词，鲜活生动，是有教养的人的语言。不是造作的都市言情，那种腐臭的堆砌。在这个撕裂的夏天，看这样一部电影，才能，再爱上黄色土地，和上面的人。

我非常喜欢，超过《小偷家族》。

我跟妈说

你害上一个不能害上两个

你儿子有病

还找一个儿媳妇

人强强不过命

娃子眼见浅 要替他看得远

别人有别人的说法

你自个儿得有自个的主意

人真是个怪物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也说不清楚

我就想着就算她以后和我没任何关系

以后她把我当仇人

我也愿意给她买衣服

片子从一开始的大型催婚现场，到结婚同房的顺理成章。古柏以为阿西燕得知了自己的病，所以逃跑了，其实并没有，古柏头戴的白色帽子老让我想起顾城。

通过一个男人和女人，把一个婴儿娃娃引领到这个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有责任的事情了。就算生个麻雀儿，指望也是全美的。

最后两个人骑行在白茫茫的大雪中，想起了红楼梦贾宝玉最后的一幕，一骑红尘妃子笑，这一刻最令人回味。

阿西燕是音译的名字，这个比较常见，是出生后让阿訇起的宗教名字。一般叫阿奚叶，一般都是宗教名字，法图麦，优素辅之类。身份证上一般是汉族一样的姓名。这算是课外补充知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