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壁之间

在我眼中，欧洲电影只有两种：一种是安德烈塔科夫斯基式的诗意戏剧；一种是迈克尔哈内克式的写实纪录。《高中课堂》明显属于后者，无论是画面还是情节，真实得让屏幕内外的观众与电影有一种针尖对麦芒的抽搐。本来以为又是一部校园青春片，可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就否定了我的猜测。

某所中学的高二某班，某个年轻的法语男教师，某些从非洲、中东、亚洲移民的后裔，某件我们学生时代几乎都会遇见的冲突，所以的东西都是共通的，可组合在一起，区别就出现了：美国人也许会将这部电影搞成一部相对有喜感的青春校园剧或者是一部有了情感诉注的种族剧情片；中国人也许肯定会将这部电影以记录、剧情的形式包装成一部在各个乡镇电影院靠学校组织学生集体去观摩之后让学生写一篇观后感的主旋律教育片；而法国人，法国总统萨科齐可以出面协助保释猥亵少女的波兰大导罗曼波兰斯基，对，法国人重视艺术与人文关怀，所以《高中课堂》在形式上以重复又枯燥的纪实镜头去还原人与社会；在人文关怀上，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家slogan解读法国这个欧洲移民大国，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家slogan将镜头对准正在接受高中教育的少年学生与老师。

印象最深的一组镜头就是结尾，放暑假了，空荡荡的教室里，桌子东倒西歪，声音被楼下一帮由老师和学生组成的足球比赛笼罩着...因为在那一刻，我有一种心痛：我他妈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评委会全体成员这次能达成一致，出发点就是这部电影的艺术性。这是一部挑不出瑕疵的电影：所有演员的表演——神奇；影片中体现出的对社会现实的针砭和宽容——神奇；整个剧本以及其中的每一句对白——神奇。这部电影拥有你想在电影中看到的一切。”
——肖恩·潘谈“金棕榈”获奖影片《课》

洛朗·冈泰：虚构比纪实更真实
凭借处女作《人力资源》（又译：《人性挣扎》）一鸣惊人的法国导演洛朗·冈泰，被视作是法国影坛最重要的五位新锐导演导演之一。《人力资源》为冈泰赢得了2001年法国电影恺撒奖的最佳电影处女作奖。同年年底，他的第二部作品《时序年代》上映，还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了表彰当年优秀电影的堂吉诃德奖。2005年的作品《南方失乐园》参赛威尼斯电影节之后，洛朗·冈泰的名字一时间成为话题焦点。
作为一位履历上只有三部电影，并且从未染指三大电影节奖项的年轻导演，凭借个人第四部电影就斩获金棕榈殊荣，冈泰的成功来得有点“太顺利”。甚至，现在在中国，媒体对于他的姓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译法，康代、坎迪特……花样百出。毕竟，相比同样入围竞赛单元的法国导演阿尔诺·德帕拉辛，洛朗·冈泰的名字，无论在资历上还是名气上，都显得分量较轻。然而，德帕拉辛的《圣诞故事》尽管精致、细腻、生动、充满智慧的火花，但打动的却只有以《电影手册》主编让-米歇尔·付东为代表的法国影评人。作为最后一部亮相的电影，洛朗·冈泰的《课》却后发制人，同时俘获了普通观众和影评人的心。
这部影像风格相当“纪实”的电影，拍摄的手法也不传统。“早在筹拍《南方失乐园》之前，我就想拍一部探讨校园与教育问题的电影。”冈泰透露，“如今电视纪录片里学校的场面和对话都很假，要么夸张院校暴力和青少年犯罪，要么粉饰太平，我希望能有所不同，不提有关学校和教育体系的老生常谈，把人们对于传统学校的成见都扔在一边。”影片在拍摄之前花了一年多时间筹备，在真实的学校里建立起工作室，找来一群13到16岁的学生，一起生活、上课，电影人则在与这些孩子的相处中研究他们的行为和反应，准备素材，一点点完善电影的框架。
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多部竞赛片都采用了想纪录片靠拢的叙事手法，选择非职业演员出演，其中包括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沃尔特·萨勒斯和女导演丹尼埃拉·托马斯联手执导的《越线》、土耳其名导锡兰的《三只猴子》、意大利影片《俄摩拉城》等。
谈及影片“纪实风格剧情片”的基调，冈泰说开拍前，他一直在思考，影片到底该用纪录片的手法还是虚构的手法来表现。“后来我觉得，拍纪录片其实很难。我不想冒险，不想‘守株待兔’，等待着什么的事件发生。”冈泰补充道，“其实，虚构有时比纪实更真实。在纪录片里，角色恰恰并不真诚，因为面对镜头时，人们会不自觉地选择他们想说的东西说。反而在虚构角色的‘保护’下，演员的表现才更真实，因为有了‘事不关己’这个借口时，人们最诚实。”
与当今大多数法国电影人只喜欢聚焦法国社会不同，冈泰的影片却常常具有国际性、世界性的视角。“我的电影有一个永恒的主题，那就是表现复杂的世界中个人的处境和感受，探究个体如何看待真实的世界。”作为21年来首位获得“金棕榈”的法国人，冈泰极力为当代法国电影辩护，“其实，法国电影依然多样化。”


弗朗索瓦·贝高多：导演的“使者”
刚满37岁的弗朗索瓦·贝高多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巴黎的中学里当法语老师，业余时间，他经常发表文章，曾是《电影手册》、《世界报》、法国版《花花公子》杂志的影评人和专栏作家，经常在电视评论节目中露脸，同时还在《世界报》上主持一个足球评论专栏。2003年，小说《公平竞争》让他在法国文坛脱颖而出，2006年，他将自己当老师的个人经历写进小说《墙壁之间》，成为畅销书，并因此得到了导演洛朗·冈泰的注意，希望改编成电影，最后干脆请他自己演自己。
从影评人到小说作者到编剧再到演员，贝高多的电影之路显得另类而有趣。贝高多表示，此次在大银幕上露脸，完全是“责任”使然。“我必须接下这个角色。”他说，“洛朗找到我跟我谈剧本改编问题时说，这部电影里的每一个角色都应该由‘真实的人’来演，而我正是这个‘真实的人’。”他在片中扮演的老师弗朗索瓦·马兰一角尽管是虚构的人物，但他遭遇的很多问题都来自贝高多当老师时的个人经历。“这是一个真实的虚构角色。”贝高多说。
在这样一部用虚构表现真实的电影里，贝高多的身份不同于传统的编剧或者主演。“他其实承担了一部分‘导演’的责任。”冈泰说，“或者说，他是导演的‘使者’，是导演派到教室这个社会里的‘大使’。”
在获奖者媒体见面会后，贝高多在接受早报记者的采访时，谈及身为影评人与演员的不同感受时回答：“我不是明星，甚至不是一个演员，我就是这个角色。”
尽管自特吕弗和戈达尔的时代起，《电影手册》的影评人就有从影的“传统”，但贝高多至今尚未拾起“导演”头衔，相反，在把自己的小说搬上大银幕时，却把百分百的信任交给了别人。对此，贝高多解释说：“信任洛朗并不是一件难事，我喜欢他的电影，我们有很多相似的观点。对于我的小说，我并没有‘放手’。这部电影在我们俩的合作中诞生，我们一起思考，一起创作。”
那么，什么时候拍自己的电影？贝高多笑了：“We’ll see.”


====
====
上面这些是今年5月在戛纳刚看完片子时写的，现在对很多情节已经记不得，所以不另写影评了。
只是记得后来在巴黎，看到不少学校准备关门大吉，门口却挂着横幅，呼吁拯救学校。一个横幅印象深刻，“每关掉一个学校，就要新开设一个监狱。——维克多·雨果”
后来，甚至我碰到一些法国的普通老百姓居然都会主动跟我聊这个电影与法国教育制度现状的关系。看来，片中探讨的问题其实刚好是法国社会当下的矛盾焦点，所有人都很关注，原著作者和laurent cantet都看到了这一点，这是一部好电影很重要的素质之一。

这种伪纪录片的模式我也很喜欢，cantet自己那句话很有意思，“虚构比纪实更真实。”当时马上联想到的是王尔德的名言：Give him a mask, and he will tell you the truth.

好久没有这种时候了，一边看片子一边回忆。
想起了很多片段，想起去年夏天的这个时候，在贝桑松，在和电影中非常非常相似的课堂上。那个时候没有想过日常的生活能够讲出来。现在回想起来，好多好多鲜明的碎片。这片子的主旨在老师的课上已经说出了：你觉得你的生活平常，就不值得叙述吗？

那时刚到法国，在语言学校，班上有五个伊斯兰国家学生，六个东亚学生，五个还是六个欧洲天主教国家学生。
有一个叙利亚男子，戴眼镜，剃极短的头发，说话有点呆。他学得很慢，总是学不会，还常常不来上课。老师比他还年轻，总是像个真正的班主任那样询问他为什么不来，他也像真的中学生那样编各种借口。据说他已经上了两个月，还是最最初级班，到了月底仍然升不上去。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肯投入精力学，一个月学费最少700欧，他似乎并不在乎。
一次在超市门口遇到他和他的老婆，推着婴儿车，买了很多很多东西，显得幸福而安详，但是他说他的老婆还没处理好签证，有可能随时得回国。

上课时班上分成两边，东亚学生都安安静静听着，老师提问也不说。阿拉伯学生和欧洲学生则抢着跟老师对话。
一同上课的有一个中国男孩，非常不适应班上的气氛，老师跟每个人说话，谁问问题就回应谁。中国男孩越来越听不懂，不知道老师这句话是在讲课还是在和谁聊天，心烦意乱，上课暗自发脾气。
一个利比亚男孩黑黑瘦瘦，眼睛深陷而好看，上课总是不停地跟老师说啊说啊说，不懂的地方就一直说不懂，还会一边问问题一边聊天。中国男孩就非常烦他，上课总是举手，请老师让他闭嘴，不明白这样的学生怎么老师竟然还挺喜欢。

有一次在班里讨论男人和女人是否平等。一个塞尔维亚学神学的帅哥只一句话：男女平等，因为圣经上是这样说的。
利比亚男孩说男女当然不平等，只要男人挣得足够多，女人就不必工作，她要工作干什么呢，她在家里可以出来散步、逛街、和其他女人聊天，女人不该工作。
我和那个中国男孩都说自从社会主义之后，中国女人就都出来工作了，现在的成绩和事业都和男人差不多，女性歧视的现象也不严重，男女基本上都是平等的。
我们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自以为客观的“观点”，然后轮到波兰女孩，她说，照我看，男女就是平等的，因为他们没什么不同。
那一次是我第一次那么清楚地看到自己根深蒂固的教育传统。我们讲太多外界现象，希望显得观点深刻，可是实际上这些都不是观点。

波兰女孩只有十七岁，金发碧眼，穿着火辣，喜欢下课出来抽烟。她法语好，所以上课偷笑、传小抄，还教其他人说法语脏话。
中国男生不止一次跟我说，他觉得欧洲人还是歧视中国人，他觉得他们表面上礼貌，骨子里还是歧视，因为他不止一次发现波兰女孩用嘲笑的眼光看他。我说我倒没觉得，或许因为都是女孩的缘故。
后来慢慢和那女孩熟了，聊天聊起家庭，这才知道，她是波兰七个正统贵族之一的后裔，继承了一长串名字，逢年过节仍然要穿晚礼服参加上流社会的规矩晚宴。但是她不喜欢那样，自己搬出来上学，希望将来嫁一个印度宝莱坞电影里那样浪漫的男人。

回忆还有很多，想起来都是镜头。
现在越来越不喜欢看用一些营造的情节反应一个深刻社会问题的电影了，那样的情节是问题的附庸。我不管它深刻不深刻。人们就是人们，人们会活得小心翼翼、不确定、别扭、尽力表现得温和、滑过真正冲突的表面。而这种不深刻才正是生活。
并不是只有泪流满面和正面交火才是价值观的斗争。在一次的一个饭桌上，我听着一个已经当了中学老师的同龄人一边说自己上考研班逃课，一边说着现在的学生多么不好管，控制局面多么重要，那时我才赫然发现，人们是这么容易地在几种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之间穿梭、矛盾、权衡，而这表面的平庸已经包含了生活的许多沉重。

马林真的试图做一个好老师。

基本分为两个部分：
1、一如既往的课堂模式，自由成为这群正处叛逆期人群的武器，借着自由，他们宣泄自己的不满，老师作为直接的面对者，自然成为他们的攻击对象，从边边角角的文字游戏讽刺到对授课内容的根本怀疑，老师的态度是：沉默、以玩笑的方式回旋、制止。
2、第二部分，佛朗转变自己的方式与态度，想融于集体。

为了让影像获致一种现实生活的真实质感，已经有过不少探索。真正将此作为命题以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方式展开探讨的，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此后，电影便朝着一条新方向前进：剧情→记录。当剧情片开始不自觉地向纪录片靠近（借助其拍摄方式、理念），影像也变得越来越“真实”，此一真实依然是就现实之松散而言（应当区分“现实真实”与“抽象真实”间的本质区别）。这是出现于第三世界各种新浪潮中的大多数早期电影的本质，一种记录本国现实、发展民族影像的冲动。

这条路走到现在，依然是条平稳坦途。只不过就手法而言，已经越来越趋向极致。甚至已经出现背反现象：正当各国电影人还在努力探索影像所能承载的真实限度之时，伊朗的电影人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已经从过饱和的影像真实过渡到了影像虚构。这一异象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实则需要花更多时间与篇幅展开。在这条走了半个多世纪的道路上，我们大致也快触摸到终点，迎来了两位英雄：菲律宾的曼多萨和法国的阿布戴·柯西胥 。

两位导演手法相异，但殊途同归。曼多萨通过手持长镜头扫过物象并将其悉数纳入影像体系的过饱和方式，与柯西胥在狭窄空间里借助快速剪辑将特写镜头组装的方式有着本质区别。在曼多萨的电影里，人物在叙事线上的生成不断影响着影像体系的生成，同时影像体系的生成反过来也在辅助人物的生成。这是一个自得的世界，一旦给予了它足够存活的养分，便可自我发展。在这样的世界里，每一个在叙事线上延展出的人物都似乎在独立地发展出一个自我世界以附加到影像体系之中。（《养子》《情欲电影院》）而在阿布戴·柯西胥的电影中，通过不断加快剪辑速度，让观众在目不暇接中接受人物在对话中透露出的信息，形成一种过饱和和超高密度的影像状态，来使观众的观影意志弱化，不得不接受这些宛若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质感。

从这一角度来看劳伦·冈泰的《课堂风云》，便显得容易得多。而这部电影也是我们可以举出的法国人拍出的“现实真实”实例之一（一般而言，法国电影是一种“抽象真实”影像，关注于精神与思想层面）。在这部电影中，劳伦·冈泰达致真实的手法显然用的是柯西胥式，而非曼多萨式。在课堂上，老师与学生间的对话便是通过短镜头间的快速剪辑来让影像达到饱和和高密度的状态。同时，我们也清楚，饰演这位老师的演员不仅是小说改编原著的作者，自身也是教师出生，曾经在与电影里相似的课堂出生入死过多年。这些学生也都来自现实生活，也即，他们在演自己。这是影像获得真实质感的关键因素（当然当然，电影是虚构的！）。另外，在课堂风云间穿插的课外活动片段，则以长焦镜头拍摄，类似于《天知道》中的镜头使用，如果大家未曾忘记的话，之前也已提过《天知道》是美国人极少拍出的真实影像之一。

法国更关心一个生命的生活和思想胜过关心地球。在这个保护赤贫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最大的矛盾不是来源于肚子，而是来源于头脑。当我们在当中生活过，经历过，品味过，那些台词也好，背景命题也好，不再是纸窗外的一个剪影。 他们坐下来大方地承认缺点，心平气和地和你讨论，末了还送你两句恭维话，转过身还是一脸洋洋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