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有一种电影会历久弥新，即使它看上去是那么粗糙、陈旧，打磨过后仍然是值得珍藏的瑰宝。很多时候我会聊起很多次那些业已沧桑的台湾电影，不管是侯孝贤、杨德昌，或者是万仁、王童，都仿佛成了远古的旧梦。他们的作品被收起来束之高阁，进入了典藏状态，却没有人知道它们再度开封会是哪一年、哪一月的事情了。

    某个晚上看过了王童的《无言的山丘》，终于默默的为之感动了良久，三个小时的电影总需要平和的心境，尤其是对于这类节奏舒缓的题材来讲，失去平静就意味着厌烦。我常常会很在意这种含混着历史的长片，它不仅由点及面铺陈出台湾的时代风貌，而且能到达一种力透纸背的情感纵深。《无言的山丘》是王童“台湾人三部曲”的第三部，与之前的《稻草人》和《香蕉天堂》相比，少了一些嘲讽，多了一些沉重，情怨与历史的相互交叠之中，勾勒出了日据时代小人物的一种无奈何伤痛。

    影片以“讲故事”的方式拉开了序幕，那不是《千言万语》中莫昭如式的说教，也不是《蜘蛛女之吻》中惊艳片段的重整，而是一个娓娓道来的不间断的人生旅程。王童继续着质朴凡人求生的主题，影片分成了两条叙事线，一条是宜兰佃户阿助兄弟的“淘金梦”，另一条则是矿地附近妓院里的悲情故事。导演把重心安排在九份的金矿，那里的矿工冒着生命危险把挖到的金子塞进肛门带出矿区，只为了实现换欠款、退佃、买田过活的自由梦想，而老天却偏不给他们机会。妓院则是矿区工人的销金场所，她们把金块夹进阴户和肛门，趁着妓院放假的时日出去销赃。只是这种规律性的流通路径不久便被打破，妓院被金矿主无情的抄查，矿工们则被挨个严检，听到金块从他们肛门中落下的声响，那个原来妄图攒金买地的梦也随之破灭。

    日据时代的台湾人总想成为日本人，《稻草人》中人们会为了一点恩赐而改名换姓，《无言的山丘》里的众生则把日本血统看作了身份的象征。影片中的红目和富美子是两个典型的边缘角色，他们的父亲都是日本人，他们潜意识中的自己也都是“日本人”，这尤其表现在语言上，事实上整个电影里他们都说着跟旁人不一样的日语，只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变换身份摆脱凄惨的命运。在同一间妓院中，做跑堂的红目和做丫头的富美子算是同病相怜，红目总是借机若即若离的去靠近，奈何这两个卑微的人斗不过命运的轮盘。想要拼死一搏的红目选择了走险，他向矿场告发妓院藏金销金的隐秘事件，这次背叛没有换来痴痴期望的与富美子的结合，而是将她推进了火坑。忧郁的富美子在被大兵们“例行检查”之后含泪梳妆搽粉，正式做起了出卖肉身的行当。

    跟妓女饱受蹂躏一样，矿坑里的矿工遭受的是无尽的奴役，九份的金矿是那只传说中的“金蛤蟆”，有缘见到了，却无法拿走它吐出的金粉。那是在1927年那个惨无人寰的年头，大量的佃户用佣田里逃亡，又不幸走进了魔鬼的坑洞，那是一片连阳光都无法得见的黑暗地带，挥汗如雨的他们，注定只能成为日本人压榨下的廉价劳动力。回顾那一段悲惨的史实，或者没有什么比矿坑更能反映台湾人的苦难，吴念真在他的另一部作品（也是导演处女座）《多桑》中也有着类似的阐释，甚至在民国光复之后，郑智化仍然在《老幺的故事》里控诉那段矿变背后的血泪。影片里的阿助、阿屘两兄弟便是那典型的矿灰，他们在黑暗的井底不停的挖，像一个没有灵魂的工具一般毫无尊严，为了逃避昔日雇主的旧约束缚，阿助忍者剧痛切下了自己的手指……历史从来没有关注过他们的苦难，即使是痛心断指般的疼，在旁人看来也是轻于鸿毛，不理也罢。

    在这种无可逆转的困境中，我尤其欣赏杨贵媚扮演的那个阿柔，那是一个带有四个小孩的单身母亲，为了养家糊口，她在自己家的内室做起了卖身的行当。不管门外的客人结队还是形单影只，她也都是不喜不悲，阿柔告诉自己钱要一分一分的攒，卖淫来的钱都投进了那个竖立在墙角的竹筒。我不知道那个时代的行情是如何，一个男人只消得花一块五就能睡她一次，或者用几条鱼就能诱得她褪尽衣衫，卖就卖了，只是她卖的有骨气，连阿助白给了钱她都一定要用身体来偿还。那个年头的人们生活总是艰难，矿工们的血汗钱都被工头们榨干了，只有阿柔这样的女子可以攒下一笔买田的钱。

    影片里另有两段若有若离的男女关系，阿助与阿柔是那种彼此中意又不能在一起的苦命鸳鸯，阿屘和富美子则是个首尾相接的闭合圆，前者是一种悲悯，后者则是神伤。阿助因为一次矿难深埋井底，阿柔便死活要带走他的灵牌，那不仅是“命中定数”的前缘，也是一种女性情深意重的放大。对阿屘来讲，富美子又仿佛是个幻想，他的迟钝、他的懦弱都让他离这份感情越来越远，也许黄花坡上惊艳的偶遇是个错误，从那之后阿屘就魂不守舍了，而当他第二次迈进妓院的大门，富美子已经开始了皮肉生意，瑟瑟发抖的阿屘只能排在找乐的男人长队之中心疼不已。他的单纯让他在最后一刻与其他下半身的男人划清了界限，不过为时已晚，待到黄花坡上再见，富美子决定以身体回报的时候，那个曾经的佳人已经病若膏肓，即将离世了。

    导演用细腻的笔触勾勒了这个历史上阵痛的时代，这是一出无法忘怀的悲剧，透出了对自由幸福渴望背后的无奈辛酸，影片运用了大量的远景和全景构图，更突出了大千世界里百姓的那种渺小。导演王童本是美工出身，此次又真实的还原了历史景象，展露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成全了“台湾人三部曲”最后的终结。影片之中人物繁杂，却同样个性饱满、情感丰富，在不同遭遇和下场中体现了明显的对比特征。影片三位主演澎恰恰、黄品源、杨贵媚从此之后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或担纲王牌综艺节目主持，或跻身乐坛一线歌手行列，或摘下了台湾金马影后，至今笑傲影坛。

    为本片配乐的陈升，三年前有缘在青岛的酒吧里一见，不知他现在过的好不好。看过这部电影，我也方才明白《无言的山丘》竟是他做的最好的一张原声，其中的一首《纠缠》的旋律有些像升哥与奶茶合唱的《国界》的旋律，不过最惊艳的要算黄品源的那首《无言的山丘》。也许这是黄品源最好的一首歌了，至少在我眼里，它好过了《海浪》、《雨衣》（金马奖最佳歌曲）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因为它真的有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如同郑智化的《老幺的故事》一样，用穿刺般的阵痛拷问着我们的心灵。文/灰狼

王童的《无言的山丘》拍摄于1992年，是一部含混着历史沧桑意味的史诗，在他的镜头里勾勒出时代的阵痛与名族之间的微妙关系，用集体悲剧来凸显时代的沧桑，同时也用时代沧桑来表现个体的无奈。在大时代环境下小人物生存的拮据，底层人民的受压迫，种族歧视，资本家的克扣，在任何一个路障面前都足以让底层劳动者一无所有。而这些路障，是历史遗留却也是时代风向。
个人命运——热望与无望
在序幕的段落里，镜头中长工阿助与阿屘两兄弟坐在山坡上，光线慢慢照在他们的背影，然后他们回头，渐渐照在脸上，像传说中的金蟾蜍，金色的阳光勾勒出他们美好的向往，但是这个镜头却以远景拍摄，在美好向往的同时也把他们置于渺小的境地。一对农家子弟，为了父母一块风水好点的墓地，从长工迎向矿工，此时，矿工这项工作还是他们的金蟾蜍。
第一次对矿工产生抱怨是阿屘渴望看见阳光，矿工的生活异常艰苦，三餐可能不饱，也可能风餐露宿，从太阳还未升起一直干到披星戴月，很少见到阳光，从符号学中的意象来说，阳光代表着希望，对于阿屘，矿工这项工作原本是涂抹着金灿灿的希望，可是到现在却见不到阳光，阿屘热望的心情渐渐冷却。
而阿助与阿屘的又一次冷却是一个年老些的矿工的死去，由于妓院事件，矿主搜查起金子，年老戴眼镜的矿工不能忍受监工扒开肛门搜查金子这种非人的待遇力图反抗，却被监工打死。矿工们私藏的金子没有了，一切又得重来，再从新开始的循环圈里，阿助与阿屘不再如开始拿着满怀激情，阿助开始留恋于同阿柔互助与关怀的温暖里。直到阿助的死去，这一场远大的希望彻底变成无望。
结尾的老年矿工我们无从知晓他是谁，他在讲述阿屘的故事，也许他就是阿屘本人，在没有希望的生活里继续过活，像周围继续着生活的人一样。
时代阵痛——幻境与现实的怪圈
这可谓是一个怪圈，影片中的人们由于贫困的现实对未来产生一种幻觉般的病态认识，也只有阿柔和离开的憨瀚少数人活在现实中。阿助和阿屘从原本压迫的长工转行到同样受压迫的矿工，红木一直活在自己是日本人高别人一等的自我世界中，而富美子对家乡的幻象也时常出现在的脑海中，也许他们不愿意回到现实中，这种集体无意识也许出于自我保护的能力。但是在这场幻境中，死的死逃的逃，只有阿柔这个克死丈夫带着4个小孩的年轻寡妇攒够了买地的钱。劳苦大众被压迫着，对于未来有着炙热的渴望才致使他们在幻境与现实中苟延残喘，这是时代的阵痛，他们没有错，错的是贫穷，错的是日据时代。
影片中很少出现特写活着近景这种较小的景别，而多用大景别叙事来突显人物的渺小。同时也很少运用主观化处理方式，多数用一种稳定客观的视角在纪录，而影片中唯一运用升格，是在妓院被搜查后重新开张的段落里，配以管弦乐，强调了生活仍然要继续，人还是要活着，即使生活在底层社会，也没有谁能剥夺他们对于生存的炙望，即使他们活的卑微与沧桑，只因为活在当下。这里的生命像草一样卑微与顽强，而这里的社会却像荒原一般无情，换做任何一人，也会把自己藏匿在幻境中，因为现实太无力，个人无法改变。
在情节的设置上幻境与现实也导致连锁反应，因为红木的幻境，妓院与工友们的梦境破裂，妓女自杀，工友和监工发生动乱，富美子被夺去贞洁沦为妓女，而这一切源自红目对现实的绝望，妓院对红目的压迫。当红目回到现实中愤恨使他杀了日本镇长，短暂的无统治状态使工友们对于未来抱有一丝侥幸的希望，最后和监工发生争执死于爆炸中。
贫穷与时代在这个怪圈中来来回回，折磨着被压迫的人们，而伤痛最终沦为家常，即使伤痛，也都变成了无言的伤痛。
集体式悲剧——默敛与爆发
片中两次情感爆发，一次发生在妓院中，一次是阿柔在阿助死后。对于死亡，片中并没有做出较一般镜头不一样的镜头调度而多用演员调度，这种方法赋予死亡一种随意感，在生命消逝的同时伴随着一如既往的镜头模式，好像导演的镜头只是纪录的眼睛，没有生命。而正是这种方式才会显得格外沧桑，这种默敛为情感爆发积聚了力量，生命随意的消逝，命运多舛，对于片中人物对于观众都是一种积蓄的情感在最后一刻爆发。
红目是社会底层却一直骄傲着的人，是妓院的出气筒也是开心果，妓女们的哭泣是对于红目的思念以及看到的绝望，红目试图改变，结果断送了性命，一任镇长死去还去有下一任，而底层的人只有无穷的被压迫，老鸨说出了多年来的心里话“你们还有希望，而我已经没有希望了”正如之前那个帮富美子梳妆打扮的人说“我已经流不出眼泪。”在绝望与希望无限次的挣扎当中，终于退到现实。
阿柔这个角色设置时影片中最出彩的一块，她看似麻木的灵魂却保持着最纯洁的爱，出卖劳动力出卖肉体出卖一切可以赚钱的方式来养活自己的孩子，而也只有她在最艰苦的生活里赚够了新生活的钱。在阿助死后，她劈开承装零钱的竹子，钱从里面掉出来，她给人们看她的积蓄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他的辛苦，这些钱是他从现实里面克扣下来的，她骂死去的阿助傻，也骂周围的人，这个淘金梦原本就是残缺破败的，可是他们却怀揣着一个破败无光的淘金梦，而这个梦正是资本家换取他们廉价劳动力的手段，阿柔看清了这一点，所有说出走的憨瀚很聪明，所以她攒够了足够的钱不奢望一夜暴富。
在人们爆发的同时淘金梦终于醒了，可是醒了以后的人们仍然要活着，仍然无法摆脱命运，所以《无言的山丘》中的现实就显现的无比残酷，而驻扎在每个人心中的时代梦，只是一首沧桑的诗。

任何时代都不乏为功名利禄不择手段之徒，同样在任何时代，甚至任何国度，多数人向往的日子首先是食可果腹，衣能蔽体，不至于夜宿街头，老无所依，病无所养。这种生存的起码要求得以保障之后，才有可能谈得上文明与道德。而在一定时期，生存却有如深山古道夹缝中钻出的小草，弱不禁风，几日暴晒的阳光便能让它像褪去的蛇皮一样枯萎。

台湾导演王童有几部影片都是围绕着这种生存的极限展开的，他的作品像黑泽明的电影名称一样，关注着“底下层”人群的生活状态。自忖当艺术从描述特权阶层，转为刻画普通大众无疑是一大进步，更为进步的是，不止描绘普罗大众，一样关注边缘人群的生存状态，像局外人，小武，扒手，妓女，同性恋，江洋大盗，无恶不作的黑帮罪犯，等等，现代艺术并非要越边缘越好，只是多少时代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对象被普遍排斥在艺术的门槛外，从《十日谈》之后，人性中被禁的东西并未减少，生活中被默认却不准人开口畅谈的公开秘密不计其数，即使在现代，像《教父》那样的书籍，当年也只被认为是三流的黑帮畅销小说而已。掌握着话语权的人们，认为它们肮脏得不足为外人道，是不管青红皂白一律遭受打压的对象，这些人性的，太人性的像被故意遮盖的月亮，偶尔露面，惊山鸟，像《大师与玛格丽特》里的魔鬼说得话，莫非“你要把地球上的一切数目和生物通通去掉，从而满足你享受完全光明的幻想”？细想，如此迟到的登堂入室，让它们在众人的眼皮底下“受审”，已是我们欠它们的了，否则一幕幕地下的悲剧还会像紫金山上春风醉不了的夜晚，重复上演。毕竟凡是不能感同身受的往往也是无法理解的，而无法理解的便谈不上宽容了。电影，文学等一切艺术的责任之一便在于发掘那些在我们眼皮底下，却被我们漠视或偏见的社会万象，苦难生活。

王童是这样一位导演，他在《稻草人》中用近乎荒诞的手法，瞄准了一个家庭在战时的艰难生活。如母亲为了守卫两个儿子不被拉去当兵，在两个儿子熟睡时用牛屎糊在儿子的眼皮上，使两人变成砂眼，色盲，最后军队嫌弃得不收，俩人逃过一劫。此时电影的话外音为，”两个儿子真幸运哎，有这样的母亲“；再比如，飞机空投炸弹，爆炸的残片被孩子捡到，带到学校，学校老师说孩子勇敢，奖励他一个放大镜，这么一来，空炸再次来临的时候，一群孩子居然挎着篮子，簸箕，专门跑出门外去捡弹片。更为荒诞的是，有次一只炸弹落在兄弟俩的地里，是枚哑弹，没炸，兄弟俩试探着确定它不会爆炸时，把它当宝，抬回家，怕被人偷了，一定要放在屋子里，然后准备去领赏。可当俩人翻山越岭，将炸弹抬到日本军部的时候，军官被吓得两股战战，拿着枪逼着兄弟俩把炸弹扔进大海，炸弹入海之后，轰然一声，水面泛起一条条白花花的鱼儿，俩人奖赏未得，却捡了一担鱼，回家后孩子们吃着这难得的美味，跟阿婆取乐，说要是天天来炸弹就好了，这样就能天天有鱼吃了，阿婆正言道，用不着天天来炸，三天两头的来一次就好，这样鱼吃不完还可以盐起来，还可以送给邻居。

其中又出现了几个看似不大协调的镜头，在如此缺衣少粮的时代，一家人并没有哭丧着苦大仇深，像喝了黄莲一样的脸，而是出现了像弟弟那般，偷着空也要跟老婆耍上一耍；女人更在艰难的时日里渴望着胭脂，口红，最后男人没给她买，她则委屈地像个孩子一样哭哭啼啼；男人在土地公公拜香求佑的时候，还不忘一句一句的骂娘；孩子听母亲哄，说一般客人吃饭都不会把鱼翻过身，只吃上面一面，剩下油乎乎的那面就留给底下人吃了。其中一个小男孩从门缝往里瞟，看到鱼被筷子翻过身之后，哇啦一声，哭得跟被甩了一百个嘴巴子似的；战争时期日本人把美国人说得跟魔鬼差不多，比如组织一群妇女进行防空救火演习，说美国人浑身长满毛发，像大猩猩，那玩意都很吓人，日本人比划着，有这么大，下面的妇女听着却在嘻嘻窃笑。

这些荒诞的镜头在战争时期又无一不令人心酸。在电影《无言的山丘》里，这种真实的荒诞更悲催，而那种人文关怀也不再局限于截然对立的民族仇恨，而是一视同仁，批评与同情都有的放矢。中国工人在日本矿山里幸苦劳作，用肛门夹带黄金，被脱了裤子，像猪狗一样被翻来覆去地检查。中国矿工看到一个貌美如花的名叫富美子的日本女子，坠入娼妓，则又排队等候，欲尝异域之情，即使富美子病态恹恹，依然有人对她下淫手。至于那个老鸨，我以前总认为他们是吃人不吐骨头的货色，只会赚取那些女子的容貌钱，可在战争年代，这种人可能同时也在扮演着抚养救济的角色，她收留流浪儿，让那些无家可归的女人穿上艳丽的服饰，哪怕是在床榻的瞬间，她们是可以做女神的。可没人看得起她，她说“你们年轻，还有希望，可我呢？”说着她一边流泪，一边一口口扒着碗里的饭。而那位兼营身体，为了养活好几口孩子的母亲，则不仅仅伟大，更深明大义。正如《红柿子》中的老外婆经历了半世风霜，说得一句话，“什么都是假的，唯有把孩子养大是真的”，女人在第三个“准丈夫”淘金被炸死后，执意要带男人的牌位，村里长老们讶异并质疑她有什么资格要带男人的牌位，她直言不讳， “别人来找我可都是有收钱哦，只有跟他同床我是是一毛钱都没有收过，如果要说夫妻，这样还不算吗？”

至于片中安插个富美子，明显有着更为深刻的寓意，富美子禁不起折腾，变得体弱潺潺，席地而坐，指着不远处，对她的台湾“恩人”说，那里葬了两个人，是座“无缘之墓”。又说要报答恩人，最后在恩人的拥吻中死去。这个无缘之墓俨然台湾与日本的关系，日本殖民时期，那些同化政策对台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台湾现在依然实施的家庭医疗体系，但终究未能将台湾揽入日本的版图，文化所具有的刚毅个性，远非一朝一夕的贿赂或者长长的鞭子所能驯顺的。那座坟墓又或者如一切阴差阳错的缘份一般，有的努力能走到一起，有的无论你怎么尝试都无济于事。树倒猢狲散，人在你得势时向你奴颜婢膝，大多不是出于由衷的尊敬，而仅仅是屈服于你的权威，内心里说不定是鄙视你的。可这个社会有如诱骗阮玲玉美色的唐季珊所言，有权有势之人，即便人们对他们不满，在他们面前不敢说，背后说，他们听不见，便随便怎么说。老家有句话叫，被人在背后说闲话了，耳朵会红，会滚烫。如果是真的，一个被人说道，咒骂的民族之耳朵又会红通通滚烫在哪里呢？

特权阶层又何尝不是一层一层备受牵制？此处的大爷，彼处的孙子。我们村里的计生办主任，对村里的心生人口有着生杀大权，这点微不足道的大权又能使其蒙受说不尽的便宜，比如村人名字中改一个字，要向他递上重金，美其名曰，”打理费“，这种费用已是公开的秘密。王童模仿《钦差大臣》改编的电影《假如我是真的》，又对这种“特权”阶层的虚伪与罪恶做了无情的批判。名叫李小璋的年轻人被下放到农场，为了上调，与自己有了身孕的女友结婚过日子，他不惜冒险，开始只是冒充官员儿子为了看一场免费话剧，偏偏馆长”热情“，与其攀谈，要寻根究底，打听他到底是哪个首长的儿子，又要将王牌女星介绍给他做女朋友，其他来看戏的领导听说他是高干子弟，又相继拉拢靠近。随着剧情展开，李小璋已是骑虎难下，只能不做不休，装到底，借着首长的名义请求领导们将李小璋上调。如意算盘落空时，他的女友带着身孕走向茫茫河水，李小璋则深陷牢狱。李小璋曾经跟女友调侃，只怪我没有一个首长爸爸，只怪我不是首长儿子。有人在农场两个月就能出来，有人可能一辈子就要老客死他乡，像《天浴》里那位出卖多少回身体也是白搭的姑娘，有人一个指头就能将你碾进泥地里，这个人也能将你从五指山下解救出来，可是生不逢时，这种人不是你我的爹娘。李小璋最后质问首长，欺骗的又何尝是我一个人，你们的政策一改再改，难道不是在欺骗人民吗？你难道敢说干部们都表里如一吗？

《无言的山丘》中那位听着柴六的日本军督，衣冠楚楚，还是会对着手无缚鸡之力的富美子下手，怀疑她夹带金子，就是因为他的怀疑，直接造成了富美子的万劫不复。对于权力者而言，高抬贵手也不过就是动或不动一下身体而已，可是他们为了所谓的尊严，为了所谓不能自打嘴巴，更为了锦绣前程，甚至在明知政策有问题，作为贯彻实施者，认真履行职责，把人撕得血迹斑斑，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得自己尽忠职守，或者神通广大。纵观历史，又有几个掌权者能够知道，最大的权力不是在用权，而是在放权，是让所有人都享有自己该享的权利。

王童在《红柿子》中写1949年国民党撤离到宝岛台湾的将军一家，本来高高在上，到台湾成了庶民，过着日益落寞，自给自足的生活。可毕竟饿死的大象比马大，将军有着甘愿给他当牛做马的下属，家里有奶妈，有厨子，孩子们第一天上学，厨子推着自行车，中午专门去为孩子熬汤。而对于大多数逃来宝岛的大陆民众，其生活就不那么乐观了，他在《香蕉天堂》里写两个士兵跟着部队撤到台湾后的生活，原本想着台湾的香蕉犹如脐下三寸的阳%物一般，整天有吃不尽的美味。可到了不久，俩人又阴差阳错地被怀疑，变成了G产D的卧底，是来刺探反攻大陆的情报的，哥哥德胜以为是开玩笑，觉得莫名其妙，最后被揪进房子，噼里啪啦一顿暴打，定了罪名之后，回房躺在床上，变得神志不清，当晚兄弟俩因为害怕，便逃离了军队那个是非之地。

弟弟在途中遇到一位哭泣的母亲，她在四处求救，家里的男人来台途中染疾，咳得口吐鲜血，没过多久一命呜呼。女人与弟弟商量，干脆冒充那个死去的男人，将弟弟的名字改为李麒麟，带着介绍信去报到顶替。可弟弟不懂英文，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哪里有什么经验，在工作中显得笨手笨脚，好在与李麒麟共事的女人心地善良，看李憨厚，又对他有那么点投怀送抱的意思，没有将他拆穿，可这种日子毕竟让人担惊受怕，俩人便提着行李离开，去投奔弟弟的大哥德胜。德胜此时躲在一个偏僻的乡下，靠着一户淳朴人家的照料，帮着那家人做些农活，可哥哥间歇性的神智不清，抱着收留他的那户人家的女儿，要与小女孩成亲，一家人气愤不过，说养狗咬家人，将他撵了出去。德胜走后不久又被军队发现，惊吓之中，变得神经失常。那户淳朴的台湾农民看到德胜满是鲜血的头颅时，早已恨意全消，遂为他求情。

此时弟弟挑起家里的担子，拉三轮，扛包，同时自学，最后功夫不负苦心人，他以李麒麟的名义找到了一份教员的工作。日子流水，哥哥照例发疯，他们则从寄人篱下，到租了间小房，最后住上了几间楼房，儿子结婚，也有了孩子，可一直到影片结束，弟弟背负的都是李麒麟这个名字，他的儿子去大陆探亲，找到了李麒麟的父亲，突然打来电话，那头李麒麟的父亲在一个劲地哭泣，说儿子你受苦了，可此李麒麟非彼李麒麟，弟弟只有在电话这头设想那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哭着喊着爹娘的时候，那种场面真切得催人泪下。

更大的秘密是，李麒麟的妻子月华亦非他本来的太太，而是李麒麟在撤退途中从恶棍手中救下的一个苦命女子，当时她遭歹人侮辱，被救下后，她同情李麒麟这个大男人拉扯着个孩子，便当起了孩子的母亲。这样一来，这个李姓孩子实际上父母双亡，是个孤儿。而痛苦的是，这个秘密将会一直继续下去。心里有秘密，而无处倾诉的人无疑是活得幸苦的。

我一直难忘龙先生在那本不得以示众人的书中描写的一个段落，当年撤退时，火车拥挤，途中火车停靠，一个女人下车小解，此时火车发动，车上还有她的孩子，女人就跟着火车哭喊着追，可哪里追得上啊？女人与孩子的命运后来都无人知晓。

《红柿子》里的老太太开始仗着儿子有着“得道升天”的姿态，后来没落了也还算比较乐观，她当年死守老宅，躲在房间里，不愿意离开，真到了台湾，虽然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但也还是红红火火，她废物利用，为孩子的运动会送上大号的锦旗，那些锦旗都是当年将军的表彰。她为了省去整日烧水的时间，打了几桶水放在太阳底下暴晒，等孩子放学回家，就能直接洗澡；她去学校跟老师推销家中将军制定作战计划用的红蓝铅笔；明明喝得舌头打结，却硬说没喝；让她不要抽烟，她狠命地吸了一口，见女儿走来，她把烟往桌底下藏；她喜欢看电影，带着孩子去看三川敏郎，有一次怕孩子淋雨会感冒，要摸孩子的蛋蛋，说让姥姥看看蛋有没有送，又口无遮拦的跟孩子讨论某个女演员好风骚。

但是总有落井下石之辈，家人孩子上学，财运不济，割爱将画作卖出，齐白石老先生的“红柿子”，吴昌硕等人的画作被专家视为有些是赝品，压价收购。至于那位将军父亲，一辈子出生入死，连自己十个孩子的名字都对不上号，有一天说贬就贬，可他除了打仗，并无特长，家里屋外全靠妻子打理。在刘自然事件后，他的两个儿子跟在众人后面上街游行时，他坐在门外等了大半夜，两个灰头土脸的儿子偷偷摸摸地翻墙回来时，父亲站在门口，劈脸给他们来了两巴掌，说“打你们不为别的，为你娘，为你姥姥，你们去爱国，去正义，害得他们整夜没吃，没睡，担心你们，准是跟在人家后面摇旗呐喊，瞎吵瞎闹，有本事你们带个头，写两篇文章，那才叫管用。”

这段话里透露的是一个男人太多的情感，他原本是个军人，何曾想过要顾家？如今在功名凋敝后才清楚，这些爱国，正义，多少带有私人的狼子野心，不听他人蛊惑，有着自己的判断，选择，不是人云亦云才更称得上是更爱国，更爱家。当然他毕竟摆脱不了要攫取功名的俗世态度，如果做将军都不管用，做个士兵又能管什么用？这枚螺丝钉还不是指哪打哪，像多数人一样，在生活中是没有多少选择权的。至于大半夜的等待，自然不是为了在孩子的脸上打两巴掌，东方人的情感模式不外乎是，一个人（尤其是男人）的爱越是深沉，越是不会轻易表露，打孩子骂孩子有时正是爱孩子的恰切表现。

当时看《建党伟业》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里面充满了苦大仇深的词汇，比如列强，瓜分，帝国主义，等等，请你们再仔细思索一下，一个普通人又怎么会用这类词汇？是什么样的人群在时时散布并利用着这种激愤的民族仇恨？要知道，谁说了这样的话，谁才更有可能是把你装上螺丝抢里的人，正是他们会叫你摇旗呐喊，使得你姥姥，你父母整夜吃不好，睡不着，担惊受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