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这是一部惊世巨作，思想艺术价值之高绝对是国产电影的巅峰之一，能出这样一部皇皇巨著，时也，放在今天，是绝无可能的。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这部皇皇巨著已经出了，而且由于当年“时来天地皆同力”，拿奖拿到手软，各方评价极高，都已经定性过了，再封杀禁毁显然是欲盖弥彰甚至会适得其反，那怎么办呢？

一个字：改！一句话：扛着那啥反那啥！

鲁迅的思想也是不朽的，否定不了，那么如何打压？断章取义即可！比如切掉上下文，只拎出鲁迅的一句：“女人是害人的东西”（出自阿Q正传，后面还有一系列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等等，皆为讽刺反语）怕是就很容易挑起女拳师对迅翁的怒火。

同理，《芙蓉镇》在被删减半个多小时内容之后，虽然故事梗概犹在，但思想价值早已面目全非。

《芙》删减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这么几点：

1、李国香原为豆腐铺对面的国营食堂经理，因待客态度不好食堂门可罗雀，对豆腐西施妒恨非常，早有宿怨。

2、李国香的舅舅是县城领导，背景颇深，李国香是走了舅舅的门路才卷土重回芙蓉镇，“有仇报仇”的、

3、李国香剑指有“复员军人南下干部”背景的谷站长，是接到她舅舅的纸条授意。

4、黎世美与女主恋爱，又怕受其阶级成分牵连，为保前途抛弃女主，两人干兄妹相称的一段过往。

删减了1，李国香的形象就大变样的，从走裙带关系公报私仇的小人毒妇，变成了“好心办坏事”的GM机器，虽然手段粗暴残忍，但“她是纯粹的又红又专”“可恨又可怜”，豆瓣热门短评里赫然有这么一条，可见对1的删减有多么成功！

删减了2，就隐藏起了结党营私，后台，靠山，小集团，一切仿佛都只是芙蓉镇工作组甚至李国香一个人“好心办坏事”的错，于是坏的都是贪官，是推到前台的黑手套，不是丞相，更不可能是皇帝。

删减了3，就隐藏起了幕后的夺权郑斗，隐藏起了祸水东引矛盾转嫁的手段，经过三年战争，建国后明面上敌人都已经打倒消灭了，社会的主要组成无非两部分，群众和干部，M依靠群众，发动斗，后来又说那啥斗那啥是错误的，那么斗什么才是正确的呢？历史上，该被斗该被打压的对象是否正是通过转嫁矛盾让群众找错目标去斗了去打压了不该斗不该打压的人得以金蝉脱壳甚至步步高升呢？联想到影片最后李国香荣升到省里，简直不寒而栗。

总结一下吧，删减正是为了掩盖原作的批判，1批判的是那种伪装出一颗红心埋头GM实则公报私仇的李国香式小人毒妇；2批判的是以权谋私滥用公权的李国香舅舅式干部；3批判的是转嫁矛盾误导群众金蝉脱壳步步高升继续窃据权柄的坏人。保留内容拍的只是各种冤假错现象，删减内容则是造成那些冤假错现象的根源，删减了这些，只生硬的展示现象却不探究反思现象产生的根源，固然避免了触碰敏感神经，但《芙蓉镇》的批判思想也就十不存一了。而比《芙蓉镇》剧情更可怕的，恰恰是这种删减，其中寓意，毋庸多言。

电影《芙蓉镇》是以胡玉音为主线进行的线性叙事，讲述的是小人物在时代中的悲剧。这样的叙述方式和小说《芙蓉镇》是不同的，小说是以一种全知全能的视角进行展开的，两条线索齐头并进，一条是胡玉音在芙蓉镇上的生活及其周围人物的故事，不同于电影经由回忆来补充每个人物的“前史”，小说采用的是插叙的方式，详尽地交代了每个人物得以形成的核心事件。另一条线索讲述的是几次政治运动悉数在芙蓉镇开展的过程，这条线索的隐去使得小说和电影的内核有了截然不同的意味。

小说的第二条线索以杨民高和李国香作为切入点，杨民高传达中央文件和批示，李国香到芙蓉镇进行具体的政治实践。于是，数次政治运动经由李国香和第一条线索中的胡玉音等人产生了连动。有趣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策略是不同的。在电影中，第一条线索的人物：胡玉音、桂桂、黎满庚、谷燕山和秦书田，在围绕着胡玉音的线性叙事中，或多或少经由回忆的形式补充了人物各自的“前史”，其中包括了桂桂与胡玉音相识婚配的过程，黎满庚与胡玉音的青梅竹马之情，谷燕山在战场上留下的难言之隐以及秦书田和胡玉音的第一次见面。一方面，这使得群像中的人们不再面目模糊，另一方面，也补足了上述人物在处理与胡玉音相关的事件中的动机，使得叙事更为流畅。但奇怪的是，小说第二条线索的人物在电影中失去了他们的“前史”，无论是吊脚楼主王秋赦，还是国营饮食店女店长李国香，他们对于胡玉音的处理方式由于“前史”的缺失而无法提供行之有效的动机。于是失去了前史的这两个人物，似乎成为了携带着电影创作者意图而来的，推动电影叙事的设置。

在小说中，李国香的“前史”叙述的是她作为一个大龄单身女青年，始终没有找到符合她对于政治身份和性吸引力要求的对象，并在此过程中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感和性欲望，与已婚男子有染的故事。如果我们假设这段“前史”在电影中出现，观众很可能会对李国香产生一种道德判断，并且它将持续会影响观众的后续判断而扰乱主线叙事目的。大概出于这样的考虑，电影中李国香的“前史”被抹去了，于是她的身份便不再带有道德的负面印记，而是单纯以县委工作组的干部身份进入芙蓉镇开展工作。这就导致了后对于胡玉音的审查工作的动机与小说中截然不同，她不再是因情欲不满而嫉妒陷害胡玉音，而是以她政治身份所代表的权力秩序作用于胡玉音。这样的改编直接左右了电影的叙事目的，不同于小说通过李国香这条线索呈现的是上层的政策指示经由个体实践时由私欲而发生的偏差，电影将小说所观察的导致文革灾难原因的复杂性简化了，不仅是李国香“前史”的缺失，县委书记杨民高这一角色被删除也是出于这种观察下的考量。杨民高在小说中作为中央的政策和地方的实践人员的沟通者出现，在电影中这一功能被李国香这个角色所包揽。那么，如果芙蓉镇的阴影不因李国香的私欲而起，电影告诉我们的答案是否就是，可以简单地把文革在地方实践造成浩劫的原因指向文革本身呢？

电影自行添加了一段李国香与秦书田在文革结束后，一个在返乡途中，一个在迁职路上相遇的桥段，并发生了如下一段对话：

“秦书田同志，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吧？”

“哈哈，秦书田同志，听着，不大入耳啊。”

“你这次平反，还是我签的字啊。”

“对，正当手续嘛，少不了你这一关。”

……

“一切都过去啦，也许，我还能帮你什么忙。”

“我看，你还没成家呢吧？啊？”

“我这就到省里去结婚。”

“安安静静地成个家，学着过点老百姓的日子。别总想着和他们过不去，他们的日子也容易，也不容易啊！”

在这段对话之前，电影中所发生的与李国香直接作用于胡玉音身上的政治运动是两次，第一次是清算胡玉音米豆腐店的经济情况，把她划入富婆阶级，没收了她新盖的楼房并派去打扫青石板街。第二次是否定胡玉音和秦书田合法的夫妻关系，以反革命罪判处秦书田有期徒刑十年，和胡玉音有期徒刑三年，并使二人分隔两地。如果说第一次政治成分清算尚且还能算做上行下达的政治任务，那么第二次对他们反革命罪行的论处在文革政策中是无法找到相对应的依据的。那么，李国香判处他们罪行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秦书田认为李国香获取了家庭身份后就不会通过政治身份将罪行加之于他和胡玉音？

电影的叙事中秦书田是知道李国香和王秋赦存在肉体关系的，当他得出李国香拥有家庭身份后便不会为难他和胡玉音合法夫妻身份这一结论时，基于的是一种由己及人的道德判断，其中所暗含的语境是对李国香自身也无法拥有合法夫妻身份的观察。但是这个观察缺失了电影细节的铺陈，也就是小说中李国香“前史”所提及的她的择偶政治标准，由于王秋赦远远无法达标，所以李国香不可能和他结为夫妻。这是电影逻辑中的空白，如果不是借鉴了小说中的“前史”，电影中的秦书田是不可能得出这个结论的。同样，这也证明了电影对于文革观察的漏洞，胡玉音得以在文革中像畜生一样活下去的理由是家庭价值的支撑，秦书田认为李国香为难他们的原因是她没有成过家、不懂老百姓的日子。家庭似乎成为了个人抵御来自外部的恐惧的有力因素，这个判断本身或许是正确的，但是家庭如何影响象征着权力秩序的人，直接作用于外部以瓦解秩序，这一点在电影的逻辑中是缺失的。

《芙蓉镇》的电影和小说都叙述了一个关于欲望与爱情的故事，但叙述方式的改变导致了电影具备了不同于小说的内核。在电影中，胡玉音在第一次政治运动中失去了丈夫桂桂而一度轻生，但在第二次运动中在孩子军军和服刑的丈夫秦书田的支撑下像畜生一样活了下来，这是个人通过家庭的力量尝试着抵抗社会暴力，这或许是电影所指示的在文革浩劫中的一条出路。另一方面，对于李国香所代表的权力秩序的想象却过于薄弱，失去了小说“前史”的李国香，她/权力秩序苛难于胡玉音和秦书田的动机对观众来说较难理解，人物逻辑的缺失暴露了电影观察文革的视角仍旧有待补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