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和他的男人们

@拉夫

（“怎么样？你去过动物园吗？你离开是因为他们不给你东西吃吗？”）

怎么样？
秃顶的西伯利亚男人
绿坦克结队而来
为我们的村庄扬起炊烟
——哦
苏维埃！

吃饱了饭的人民
开始发福
成为仆人

怎么样？
约瑟夫。大胡子
他们赶走绿坦克
哦，我们的约瑟夫

“上帝啊，我已不再是那个
 尿过裤子的男人”

2012.8.8.

(评的是话剧版）

        当意识到为了看这个话剧，我已经花了30镑票钱、35镑交通费和15镑额外的午饭钱之后，我在心里暗暗祈祷：千万别让人失望啊，这80英镑本来可以用来买30盒鸡蛋或两顿火锅或一条连衣裙的呀。
        《Burnt by the Sun》没有让人失望。
        看到一半的时候，还是有点失望的。当Mitya义正词严地讥讽Sergei的时候，我又看到那种熟悉的“正义者谴责堕落者”的黑白分明。但是该话剧的第二部分戏剧化打了一个U-turn，整个故事骤然立体了起来。
        故事发生在1936年的苏联。Sergei是个苏联将军，Marousia是他的年轻妻子，Nadia是他们可爱的女儿。他们一家，以及Marousia的众多亲友，到湖边渡假。快乐的假日被一个突然的来访者打断：Mitya，Marousia的旧情人，在消失了12年之后突然造访。他指责Marousia背叛了他们的爱情，卖身求荣投靠了将军。Marousia则指责他当年不辞而别。一个丑陋的事实逐渐浮现出来：当年Mitya不辞而别是Sergei暗下的命令：为了得到她，Sergei秘密将他派往巴黎做情报人员，Mitya为了“回到故乡的机会”而接受了任务，却一走12年。然而Mitya真的是“不得不”做特务吗？Sergei质问他：你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你出卖朋友，做秘密警察，双手沾满了鲜血，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回到故乡的机会”，你才是卖身求荣的刽子手。然后一个更丑陋的事实浮现出来：Mitya此行，是以秘密警察的身份来逮捕Sergei的——1936年，正是斯大林党内清洗的前夜。
        如果说该剧有个中心思想的话，它可以用Mitya和Sergei之间的这段简短对话来概括：
        Mitya: 你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是被迫的！
        Sergei: 不存在所谓的被迫，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只要你愿意为之付出代价！
        “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也就是说，不是，或不仅仅是，斯大林的邪恶，不是，或不仅仅是，克克勃的淫威，不是，或不仅仅是，古拉格群岛的恐怖，造就了肃反清洗的恐怖，是每个人——每个普普通通的人——当时作出的选择。专制能够得逞，不可能靠一个人的伎俩，它一定是成千上万人合力的结果：是他们的“协助”，或至少他们的沉默，为专制者铺好了台阶。
        就是说，虽然Mitya当初无奈做了特务，他不是无辜的，因为12年的浸染已经使他成了制度本身；虽然指控Sergei是“德国间谍”完全是污蔑，他也不是无辜的，因为清洗之前他是那个制度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之一。甚至Marousia和家人也不是无辜的，正是他们十几年的沉默让这个制度越来越坚固。当Marousia的奶奶不断追忆“解放前”的音乐多美好时，Sergei问：如果你们真觉得过去的时光多么美好，你们为什么不站出来捍卫它呢？你曾经有机会选择。
        “你曾经有机会选择”，道出自由主义的要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自由主义是关于政府角色的理论，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关于个人责任的理论——因为正是个体在其日常生活中对自由的实践，使得限制政府专权变得可能。一个自由制度就象一条公路，没有无数清洁工、修路工持之以恒的清扫修补，它将很快在风吹日晒中退化为荒野。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最小政府”的前提恰恰是“最充分的个人”。人类通过左翼或右翼极权主义逃避自由的冲动也由此可以理解，因为越大的自由意味着越大的责任，因为一个自由的人注定是一个精神上的孤儿，他无依无靠，除了自己的头脑和心灵。
        看这个话剧，不能不想起中国曾经的残酷政治运动。从80年代到现在，“伤痕文学”层出不穷。上至老右派，下至红卫兵，几乎人人都自称是牺牲品。也许所有这些人都应该去看看《Burnt by the Sun》，那么他们也许会明白：如果你曾经在文革早期曾积极批斗过别人，那么你在文革后期被赶下去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经在大跃进中强迫农民交出不存在的藏粮，那么你在四清中被批斗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经暴力剥夺“地富反坏右”的财产，那么你在公社化运动中眼睁睁地看着自家粮食被村干部抢走时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经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个委员称号那个职务待遇，那么你被打成右派时就不再无辜……如果你在这一切运动中一直保持沉默，那么当你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机器中血肉横飞时，你要知道，不是别人，你，你自己，是自己的掘墓人。
        当然，今天去苛责历史人物也许太奢侈。在肉体毁灭和精神毁灭之间的选择，也许根本就不是自由。专制制度的残酷，就在于它让个体在这种“不可能”和那种“不可能”之间进行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说，生于长于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未必更好，只是更幸运而已。也许任何时代的人可以做的，只是在“可能”变成“不可能”之前，及时地说不。

题记：俄罗斯电影Burnt by the Sun拍摄于1994年，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前苏联。片名一般翻译成烈日灼人、毒太阳或烈日灼身。

一、人
Kotov
Kotov是资深红军将领，“苏联英雄”的获得者。在片中刚出现时对女儿一片慈爱，对妻子体贴照顾，对村庄百姓也很关爱，俨然是个高大全形象。直到不速之客Mitya来访之后，影片才告诉观众Kotov历史中的另一面：他曾经在内务部门干过一段时间，亲手把Mitya送到国外做反间谍工作，拆散了Mitya和Maroussia。这当然也在意料之中。坐在这种高位的人身后怎么会不隐藏一些黑暗呢。

和Mitya争吵时，Kotov愤怒地咆哮：“我是苏联英雄，谁敢动我！”但其实他刚看到Mitya造访时，可能就已意识到自己是个死人了。毕竟在那个年代，谁都知道一个内务部官员来访意味着什么。区区一个苏联英雄算得了什么，加米涅夫、布哈林、图哈切夫斯基……这些声名显赫的党国领导人哪个躲得了烈日的照射？红军之父托洛茨基流亡到墨西哥不还是难逃一死。尽管落了难，但Kotov还是打心眼里看不起Mitya：Mitya算是什么东西？当年还不是像收买妓女一样收买了他。其实Mitya这种剥削阶级出身的人贪生怕死，许诺一点好处他们就能出卖朋友，连最下贱的妓女都比不上。那像自己，根正苗红，南征北战为新政权打下一片江山。

在那个年代Kotov属于很典型的一类群体，他们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贡献了汗马功劳，飘扬的红旗是包含了他们的鲜血的。而新政权建立后他们做为出过大力气的人，也都得到了相当丰厚的利益，跻身高位。通常人为一件事付出得越多，对这件事的感情也就越深。因此这批人当然对新政权有着深厚而忠诚的感情，而且因为他们已在政权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他们认为自己就是政权的一部分。所以为了维护新政权的稳固，Kotov们会毫不犹豫地牺牲一个人乃至一群人的利益，而且在执行的时候他们也心安理得——这只不过是革命成功所要付出的一些必要代价。可惜多数Kotov们意识不到，自己在领袖的眼里也不过是一群蝼蚁，如果他有需要随时可以消灭——同样只是一些必要代价而已。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时，通常离死已经很近了。

Mitya
影片开始时Mitya像是个革命中的失意者，在时代的洪流中被迫去国离乡、浪迹天涯。他有一身才艺：精通多种乐器，热爱诗歌，还会踢踏舞。在阳台上，他给Nadia及其家人讲诉了一个很像是自述经历的悲情故事，让人听得唏嘘不已，以至于曾经是他未婚妻的Maroussia听后跑到楼上痛哭。

Maroussia的亲戚问Mitya在哪里工作，Mitya面容严肃地说：“为政治警察局工作”。然后又很随意地表示只是开玩笑。这是电影的转折点，有心的观众应该能看出他没有讲笑话。事实上自1923年起他就为政权进行反间谍工作，手上早已沾满了鲜血。此行也绝不是探访故旧，而是带着追魂帖而来。于公，是清洗“德国间谍”Kotov；于私，则是一次复仇之旅。

在内务部浸淫多年后， Mitya已经变成一个很冷酷的人，成了那个体制的一部分。钢琴前十指翻飞、抱着吉他动情弹唱….这只是他的一个侧面，正如一些纳粹军官也有很高的艺术修养一样，并不妨碍恶之花在他们身上绽放。他出卖举报了八个白军军官，导致他们被送回国无审判直接处决。押运Kotov途中，一个农民因迷路而挡了道，无意中目睹Kotov被押运和殴打，他和同事平静地杀死了这个路人，就像碾死一只蚂蚁。

其实Mitya觉得自己确实很委屈：贵族出身的他在革命中当然家破人亡、于是他参加了白军和红军作战，战败后逃到Maroussia家避难，两人一见钟情，本想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苟全性命于乱世之中，平平静静走完下半生就好。谁知内务部门找上门，只给他两条路走：一条是为政权服务，出国从事反间谍工作，追捕那些“叛徒”。另一条则不言而喻——政权对待不合作的人只有一种处理办法。 他选择了第一条路，从此在国外隐姓埋名，协助政权捕到了一个又一个的“叛徒”。政权当初许诺他，如果做得好就可以让他回到当初住过的那栋房子，但后来他发现自己被骗了。他觉得这个新政权夺走了他的一切:生命、职业、爱人、家人、祖国、信仰……，让他过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生活。归根到底，他觉得逼他走上这条路的人就是Kotov。所以他要归来复仇，在Kotov的痛苦中作乐, 一口又一口细细地品味Kotov的痛苦。报复了Kotov之后，他真的能获得解脱吗？

影片的最后，Mitya割腕自杀了。对此可以有不同理解：在斯大林时代，清洗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当夜间听到有人敲自己家门时，许多住在高楼上的人为了免遭被捕后的严刑和侮辱，便纵身跳下，以死相抗。而Mitya清晨六点钟回家后，电话忽然响起，他没有接，也许已意识到自己即将成为被清洗的对象，随后就割腕了。另一种更可能的解释是Mitya在这个体制下生活了十余年，早已彻底绝望，对自己做的工作无比厌倦，后来他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复仇，当亲手把Kotov送上刑车后，大事已了，在这个世界上已无可留恋。不管是什么原因，Mitya最终选择了死亡作为解脱，彻底摆脱了他附身的体制的禁锢。

Nadia
天真烂漫的Nadia，就像一朵刚刚绽放的雏菊。沐浴在朝阳之下，她是幸福的，不知忧愁为何物：从小便是家人的心肝宝贝，生活优裕，父亲还是个大英雄。她眼中的少先队，听到军号就起床，哨声一响就去游泳… 她渴望着加入这个集体，根本无法理解Mitya大煞风景的话——“踏着音乐走进坟墓”。

她和Mitya郑重拉钩，要保守这个只告诉她的“军事机密”——过会有车要来拉Mitya离开。知道秘密后，她站在门前翘首以盼。汽车来了，她瞪大眼睛看着，无比兴奋，满是憧憬。她小心翼翼走到车前，精心对着汽车的车前灯梳理头发，然后一本正经的和车里的人对话。Mitya叔叔允诺她可以开一会车，她更加兴奋了。为了尽快开上车，她催促爸爸快点换上衣服出去。终于开上了汽车！开得还很棒，叔叔和爸爸都表扬了她，好开心啊，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开始她就觉得车上的那个乘员神色不对劲，像是从动物园偷跑出来的。临下汽车，她关切地问：“你离开是因为他们不喂你东西吃吗？”……

影片平静地用各种细节刻画着这个小女孩的天真可爱。年幼的她，就像一张白纸一样一尘不染。在她身上，我们只能看到纯和美。当看到这么可爱的小女孩被体制无情吞噬，谁又能无动于衷呢？！

二、日
Kotov和Mitya是仇人，但两人身上有一点是相同的 ——对领袖发自心底的虔诚敬畏。

Maroussia问Kotov，若面临Mitya当年的境况，他又会作何选择。Kotov毫不犹豫地答复会作同样的选择。但他又自豪地辩解自己和Mitya的区别：一个是因为热爱祖国，一个是因为畏惧。在那个时代领袖就是祖国的化身。Kotov确实是深爱领袖的。当离别之际到来，他最后一次抱Nadia时，仍凝视着自己和斯大林同志的亲密合影，也许还抱有幻想？而Mitya又何尝不热爱领袖呢？看到气球下悬挂的巨幅领袖画像时，他也立即满脸敬畏地凝视画像缓慢升起，下意识地举手敬礼，完全发自心底。

领袖无所不在：在少先队员们的上衣绣像上，在所有集体活动中呼喊的口号中，在每个城市都伫立着的大大小小雕像里……领袖即国家，国家即领袖。爱国就是爱领袖，不爱领袖也就是叛国。领袖是天空中一轮明日，放出阳光普照大地。有些人温暖的沐浴在日光下，有些人则被烈日灼身，甚至被焚成一缕青烟飘散。即使是前者，也永远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日光会突然变毒，将自己焚化。

今天领袖拉着你一起清洗别人，你受宠若惊，感觉浑身暖洋洋的：自己已成了伟大领袖的自己人、亲密战友。明天你又被领袖和他的其他亲密战友清洗掉。这个过程循环往复，无止无休。在权力的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如走马灯一般。唯一不变的永恒是老大哥，始终冷冷地坐在最高处看着下面这一片混乱，我自巍然不动。

和领袖的关系每进一步，危险便也更多一分，因为没有人能常伴他左右，除了他自己。无数人虔敬地热爱着他，而他只爱自己。清洗、清洗、永不停止的清洗。只有在清洗之中，他才觉得自己是稳固安全的：肉体毁灭了一个人，岂非就永远不用再担心他叛变。空气中充满了背叛、出卖。友情、亲情变得愈加淡漠，为了保全自己，这些都可以毫不犹豫地斩断，毕竟生存才是最重要的。在领袖打造出的这个窒息的体制下，无数像Nadia一样至纯至洁的花朵被烈日灼伤，一个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在清洗中湮灭。也许这已是人类历史上黑暗的极致了吧。

1994年，距苏联解体已三年，俄罗斯正处在它近百年历史中氛围最宽松的一个时期。这部以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为背景的电影也有机会面世，把观众又带到了这个烈日焚身的年代，去领受那轮毒日耀眼的光芒……

附：关于大清洗的若干资料:
高层：
所有在1917年俄罗斯大革命和在列宁政府中起过重要角色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都被消灭。在1917年十月革命时期中的六位政治局成员中只有斯大林本人幸存，另外五位中四人被处死，列夫•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后流亡墨西哥，于1940年被内委会的间谍暗杀。从十月革命到1924年列宁逝世期间被选入政治局的七人中四人被处死，米哈伊尔•汤姆斯基自杀，只有两人幸存。从1934年参加第17届共产党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1108人被捕，这些人几乎全部死于狱中。
宗教：
斯大林在20世纪三十年代初完成了对东正教的系统摧毁，大清洗中，有16.5万名神父因传教被捕，其中10.6万人被枪决。
军队：
大清洗期间（1935-1938），三分之一的红军军官和几乎全部的高阶将领被处死或流亡至西伯利亚，改以大批具备“政治经验”却毫无作战经验的军官替代。五名元帅有三名遭处决，三分之二的军团和师指挥官被处决。这造成红军内部充斥大量年轻而训练贫乏的军官； 1941年，红军的军官里有75%任职尚未超过1年，红军军团指挥官的平均年龄比德军师指挥官的平均年龄少了整整12岁。

苏德战争时期，内委会的主要任务为战线后方的安全保卫工作，同时包括制止阵前逃亡行为。根据斯大林签署的国防人民委员会第270号和第227号令，对于阵前退却和影响军心的官兵可以就地枪决。在战争期间，大约有158,000名苏联官兵被内委会督战队射杀。
古拉格：
在1930年的中后期，大清洗运动促使前苏联的劳改营系统古拉格的规模开始戏剧性地膨胀。根据前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颁布的第58号命令，人们开始被前苏联秘密警察监视，审查并以“反革命”的罪名被关押，又由人民内务委员会草草审判并被流放或被处决。大部分古拉格囚犯在大部分时间内都面临着食物供给不足，御寒衣物匮乏，拥挤和缺乏医疗保障的困难。1934年至1940年六年间古拉格集中营内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同期前苏联死亡人数的4至6倍，根据解密的档案，1930年至1953年古拉格内死亡人数的报数估计为176万人。其中二分之一死于1941年至1943年。
清洗执行者：
继雅戈达后，当时大清洗的主要直接执行人、内委会的头领叶若夫最后亦不能幸免于难，在1940年失势，随即遭处决。斯大林时代末期的内委会头领贝利亚在斯大林死后也被逮捕和处决。
前苏联国家安全、政治警察部门演化：契卡(Cheka)1917-1922-> 国家政治保卫局(OGPU)1922-1934-> 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1934-1954->克格勃(KGB)1954-1991

田园乡间，残酷的温柔。
女孩对社会主义的懵懂憧憬，将军对政治危机的无可言说，秘密警察的伪装渗透。

体制化的人只愿诉说被自己命运胁迫，矫饰过去；而高贵的人则永远认为自己有选择，坚实地生活。
肯定自由意志，对生命的尊重，对自我价值的认定。自由意志的重要性。




 

      科托夫上校娶了这个家族的小姐玛尔索才住在这里的，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一家人过着舒适，宁和的日子，虽不时有一些小事发生，却如调味剂一般丰富着温馨的生活。不久，家族的养子米迪亚回来了，和谐宁静的生活从此被打破。米迪亚十年前突然失踪，家族中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了。对这个问题最关心的是科托夫的妻子，因为米迪亚原是她的男友，由于毫无道理的失踪，当年的小姐已为人妇。故事自然转移到两个男人的身上，但这不是一个爱情故事。原来，米迪亚是苏联秘密警察，他当时的上司就是科托夫。科托夫派遣米迪亚执行抓捕叛国分子的任务，米迪亚身不由己，但他却立功了，只是失去了他作为贵族的养子所能得到的一切。于是，他想报复。他用温情的语言和贵族式的多才多艺刺激着那个没有成为自己妻子的女人的敏感的神经，使她受到内心那无法抹去的情感的折磨。而对于科托夫，米迪亚凭着自己特殊身份，借助于当时斯大林搞的个人崇拜氛围，将这位英雄推上了国家的敌人的位置。科托夫失去了自由，米迪亚最后也自杀了。


    这是一个被无情的太阳灼盲双眼的人的悲剧，一个所有的人都被革命与专政这颗毒太阳燃烧，所有的人在绝对的光明下失去信仰和视力的寓言。在这颗太阳底下，人民有着统一的口号、思维和奋斗，整齐有序地呼喊着、向着既定的目标冲锋着，为了在人间建立千年王国乌托邦而自愿献出自己的一切，生命和尊严是最起码的，还要充当无耻的炮灰和可憎的反面教材，普通人再也不会有过去的生活情调，激进分子再也不会有悲戚的情怀，再也不会有朝霞湖畔的娜塔莎，再也不会有真正的亲近。布尔什维克就像是通天塔那样难以建造，需要持续的奉献和牺牲。这这试验过程中，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倒不是人民的积极性，而是不能对最高领袖有丝毫怀疑。所有的挫折都是敌人破坏造成的，敌人在哪里，敌人在“我们”当中必需剔除，而这自然是最终审判，没有上诉的机会，最残酷的是这就像一个永动机似的循环。

　 也许，对大多数俄罗斯人而言，斯大林时期的暴政是一段无法抹平的伤口，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因为那是太多的痛苦与无奈。电影《烈日灼人》却客观尖锐地审视了那一段残酷的历史，目的是提醒人们整个民族不能重复那苦难，为的是让更多的人记住被烈日灼伤的时代。影片中很多场景和道具都被寓意了深刻的义：河边危险的碎玻璃以及假日中的军事演习暗示着国家平静中有股暗流在涌动，始终在原地打转迷路的司机，明显是对当时前苏联的被集权控制的隐喻；斯大林的巨幅画像升在天空中，这个镜头揭示了时代背景，那画像仿佛就是独裁政治，无论对与错，人们必须向它敬礼。为了反衬主题的残酷，电影有大量的诗画般的田园风光，也许只有这和谐而泣强烈的对比才能更恰当地表现出那种狠毒的烈日。


斯大林时代（部分相关）
　 1918年，俄国内战爆发。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等人入选了由列宁组建的五人主席团。同年5月，他被派往察里津征粮，在伏罗希洛夫、布琼尼等人的支持下，他强化了自己在军队中的影响力。这段期间内，斯大林多次违抗当时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决议，处决了很多红军中在沙皇时代任过职的军官以及“反革命”。为了征粮，他还使用了焚烧村庄的手段，逼迫农民服从和防止食物供应被强盗劫掠。最终红军在察里津战役中取得胜利，同时他也和第一骑兵军的军人建立了政治上的合作关系。在斯大林掌权后，察里津被改名为斯大林格勒（1961年改称伏尔加格勒）。1919年初斯大林被调回莫斯科，3月24日他与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结婚。5月他又被派往彼得格勒附近的西部前线，期间对红军中的逃跑者，他严厉的把他们作为叛徒集体处决。

　 大清洗（俄语：Большая чистка，英语：Great Purge）是指在1930年代，苏联爆发的一场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它包括对苏联共产党内部的清洗以及对无辜人员的迫害，这段时期典型的现象包括无处不在的政治审查、到处都存在的怀疑「间谍破坏」、做秀公审、关押和死刑。
     在苏联“镇压”这个词被官方用来表示对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或者人民公敌的人的迫害。大清洗的目的之一是将反对分子清除出共产党，一般认为其最终目的在于巩固斯大林的权威。与此同时在社会上进行了一系列针对被认为是或者被指责为是出于落后或者秘密政治目的反对苏联国家以及共产党政策的人群的迫害运动。
　　 官方将一系列清洗解释为消灭潜在的破坏分子和间谍，其背景是当时苏联预期的与德国之间的战争。公众目光主要集中在对共产党领导阶层本身、政府官员和苏联红军领导人的清洗。大多数这些人是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