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菊打官司

　《秋菊打官司》是一部关于现实农村生活的影片，围绕农妇秋菊想要讨一个说法而展开，着重刻画了她不断的奔波的过程，对农村生活状态和人物关系以及伦理进行了真实的表现，简单直接的表达了人对自我权益的觉醒。影片拍摄手法朴实，并有一些偷拍的实际生活场景，给予影片无比强烈的真实感，并且把秋菊坚强、朴实的个性表现的淋漓尽致。巩俐在张艺谋这部纪实风格的作品中，将秋菊这位性格执拗的农妇演绎得十分到位。影片借一个“民告官”的故事，赞颂了农村女性的自尊、自强、自信以及法制观念的觉醒。 　　秋菊就只想要一个说法的奔波，和影片朴实的拍摄手法，加上偷拍的一些实际生活状态，成为张艺谋电影中的优秀作品。《秋菊打官司》可以说是张艺谋最好的影片之一。这是一部采用纪实手法拍摄电影，人物的矛盾关系依然存在着张艺谋一贯的故事性叙述方式。开始秋菊无论如何也要向村长讨个说法，最后不惜告到市里的法院，在结尾时村长和秋菊一家的和好时，村长却被抓走了。人物关系的转换，显示了张艺谋对这类纪实性影片故事性上的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也是本片广受好评的原因之一。

贾樟柯：拍完《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过了一两年，张导就拍了又一个截然不同的电影，《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是非常强调造型，强调绘画性，《秋菊打官司》大家都看过，它可以说是一个最早用纪实的方法来生动展现现实生活的电影，故事也从过去的旧中国时代到了当下的中国。这个跳跃对于九十年代的观众来说还是非常大的，而且是非常耳目一新，因为那个时候纪录美学还没有在中国有广泛的实验，过去纪录片可能也只是有一些新闻片里面使用，但作为故事片借用了纪录片的这种氛围、拍摄方法，可以说《秋菊打官司》是开风气之先，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我想请张导说一下这个决策，当时是什么契机让你在美学上有这么大的改变？

张艺谋：秋菊这个故事是根据陈源斌的小说《万家诉讼》改编的，我们当时请的是刘恒做编剧。当时也没多想，就是想故事，刘恒是一个现实主义功底非常深厚的作家，就开始给我们改编，写了好几个月，方向是有一点像现实主义的农村题材，也有一些幽默，写得其实很好。但我自己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性格，我就觉得这个不就是当年很多大同小异的作品吗，电影没特点，没有一个创新，就一直在想。

有一天我印象很深，我们几个主创坐下来，都已经开始筹备马上要开拍了，突然聊说拍一个纪录片的风格吧，完全像纪录片，大家就开始很兴奋，我记得刘恒也在。我马上就给投资我们的香港的马先生打电话，商量可不可以。他很支持我们，说马上换这个。大家根据自己以往看到的纪录片，开始迸出各种想法。当时摄影、美术这几个人都很兴奋，突然好像抓住了一个东西。我印象很深，整个上午刘恒都一言不发，看我们几个在这又蹦又跳的。要吃饭了，刘恒从床上坐起来，“那我这剧本就白写了”，很对不起他，确实完全就是另一种东西。后来果然没用刘恒的剧本，从此也没剧本了，就是一个大纲，几句话，每天就去偷拍。

我觉得那时候我应该是中国“偷拍”的大师了，比狗仔队要早得多。各种藏，用16毫米的小摄影机，一卷片子上去转11分钟，所以它是可以长时间偷拍的。把两组摄影藏起来，在中国城乡结合部，在宝鸡农村，方方面面，藏到各种能藏的地方。我可能在亭子那搁一个纸箱子，大一点，把两个人藏进去，穿上尿不湿，拿上水和馒头。今天咱要开会，我要偷拍，我差不多半夜四点五点藏进去，开两个孔，那孔拿黑布挡着，然后等大家不注意掀开了拍。演员是八九点来了，穿上农村的衣服，反正是也认不出来，副导演带着一直在附件晃悠。差不多了，说可以了，副导演先走一遍位置，假装找人，然后让演员一看，走这啊，演员就过来了，就那样一直偷拍，很过瘾。但是完全掌握不了各种情况。怎么录音呢，弄个小麦克，当时城乡结合部就是有很多违建，都是把麦克风提前半夜挂在那。

除了这些在外边环境的偷拍之外，那在村里怎么办呢，老乡根本没见过这帮人。提前让巩俐装上一个假肚子，到村里去体验生活，跟村民在一起，所有的村民都不知道她是假的，以为她怀孕了，就天天在村里转。这也不行，你还是要拍呀，在村里就得带点组织了，我就让我们的两个摄影拿两个摄影机，天天在村里转，空拍，没有胶片，对着所有人瞄，天天瞄，跟上班似的，每天八个小时，猪羊、老人孩子，天天转，熟悉。我印象中差不多一个星期以后，我们两个摄影师回来报告，我说怎么样，效果怎么样。他们说现在没人看镜头，没人理，说连狗都不理了。

那时候我们是拿对讲机，偷拍的时候，如果两个摄影师钻在两个箱子里，他要钻一天的。我就只能在外头汽车上用对讲机，我根本不知道拍得怎么样。演员走位置，要拍几十遍，根本不知道怎么样。我们那时候剧组有一句流行话，这个电影要拍出扑面而来的生活氛围，我就经常拿对讲机问两个摄影，怎么样，拍成了吗，扑面吗？他们就说扑面。我就问有几个扑面？最少有两三个是扑面的。好，收工。就是这样子。

然后冲洗回来看样片，我们租了一个16毫米的放映机，你知道剧组看样片是多么神圣的事情，全剧组都来，真的盼星星盼月亮。我们《秋菊打官司》的剧组后来看样片特别逗，剧组人全都走了，没一个人看了，就是摄影师放，我看，就我们俩人看一夜。为什么呢？16毫米的放映机，一本11分钟，海量的素材，看得人晕头转向，各种穿帮，各种失误，各种不知道拍什么。剧组所有的人全是电影的专业人员，一开始看睡着了，后来连睡觉都不睡了，都回去了。我跟摄影就一晚上一晚上地看海量的素材。所以那时候全组就都弥漫着一种失败氛围，不敢明说，就在私下说，说这回艺谋砸了，肯定砸了。说这是什么呀，根本不知道是什么，连人都找不着，很多焦点都是虚的。所以那时候是很胆大的。

今天看《秋菊打官司》的美学，当然可以把它系统地归纳到纪实纪录这样的风格上，那时候是很前卫的。当然那时候中国还在发展中，不像今天有严格的法治，今天你要这么大规模在街上偷拍是不可能的，因为电影是一个商品，你拍进去、发行，那就侵犯人家肖像权。当年我们也被人告了，吃棉花糖的大姐把我们告了，我们给她一个近景，大概两三秒钟，她说对她心理造成很大伤害。为什么？那时候正是上班时间，她不知道怎么出去了，吃棉花糖，被拍到电影里面。这证据确凿，告了我们好几年。现在这样的拍摄不允许了，现在是法治社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