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台湾导演杨德昌1991年的作品。本片获1991年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判团大奖及影评人大奖，法国三大洲影展最佳导演奖，新加坡影展最佳导演奖，台湾第28届金马奖最佳影片奖，第36届亚太影展最佳影片奖。 杨德昌，广东梅县人。1969年毕业于台北交大控制工程系，1972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获电脑硕士学位，又去南加州大学电影研究所学习一年。这又是一位理工科出身的现代艺术家。而理工科的学习经历，让杨德昌总是能用他理性的手术刀深深切入社会的胸腔，展示其残酷鲜血淋漓的横截面，并在风格上保持着一种冷酷的现实感和锐利的现代感。 这是一部根据台北发生的真实案件改编的影片。60年代初，杨德昌就读的学校夜间部初二的男生茅武因女友移情，在牯岭街杀死了女友，当时震惊台湾社会，也给杨德昌留下深刻印象——那一年杨德昌14岁…… 多年以后，步入中年的杨德昌重新追溯那段少年时空的现实，参与编剧并导演了这部电影。或许是因为这个故事混杂着导演本人过去中学阶段的真实成长经验与时代抑郁体验，故在影片中交织呈现出比从前作品更复杂的情感关系。全片因拍片需要，共有92个需要修改、重建的场景，一大批十三四岁的年轻演员，还有上百个角色绵密交织的复杂网络，资金从预算的1300万扩充到2700万，影片更是长达4个小时。在杨德昌的创作生涯中，很少有如此庞大的制作架构。尤其是对年代写实性微小细节的雕琢，都处处流露着创作者对自身成长经验的虔敬感情。而且这部作品在保持他一贯的内省风格同时，同从前作品相当不一样地弥漫着一股特殊的有着些许温暖意味的情感，虽然这种情感表现得很克制…… 在杨德昌其它作品里，如《恐怖分子》、《独立时代》、《麻将》，杨德昌刻意表现了在台北社会中飘荡着的人际冷漠感，在其中即使是青少年的身上，也有着一种异化的病态或邪恶。但在这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却出现一大批纯真但不冷漠的少年，藉着逝去的60年代，杨德昌投射出对过往不可复见的纯洁性的追怀。 杨德昌是那种有野心勃勃的艺术家，抒情短诗式的作品是没法满足他的艺术野心的。而他身兼的社会分析学家的身份，更是让他在这部表现少年成长的电影中，勾勒出了当时台北社会众生的群像，使之成为了一部拥有巴尔扎克式宏大视角的台湾60年代的哀伤史诗——他用摄像机和胶片再现了那段压抑绝望、惶惶不安的年代，也传达了他本人对那段灰暗错乱的历史的看法。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对历史课中学到的东西一直存疑，原因是它与我个人所目睹的状况不相同。几百年来人们就在这种真相不明的状态下过活，多可怕。所幸的是，许多有智慧的人在他们的艺术、建筑、音乐、文学中留下足够的线索，让他们的后代能多少重建事实，以及恢复对人性的信心。电影也应对后代有相同作用。” 电影中的主要角色小四由台湾演员张震饰演，有趣的是，片中小四这个角色的名字也是叫张震。类似情形我们在王家卫的《春光乍泻》中也曾见过，张国荣和梁朝伟在电影中饰演的角色的名字，竟是电影剧组中的两个工作人员的名字。当电影结束后的字幕泄露这一秘密时，着实让人忍俊不禁。 关于张震，大多数人知道他，或许是因为他在我们熟悉的《春光乍泻》、《卧虎藏龙》等影片中饰演过角色。在十年前的1991年，他还是一个青涩稚嫩的少年，但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却有着淋漓尽致的出色表演，他将那个沉默倔强的，有着绝望纯美的理想主义色彩的少年角色塑造得极具表现力。 先谈一下关于这部电影的历史背景。正如我们所知，国民党1949年的失败，使台湾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难得一见的历史大迁徙，不同省籍、不同背景的人士，或自愿或被迫随国民党来到这个孤岛上。十年过去，他们的下一代逐渐出生、成长，反攻大陆的希望渐成泡影；物质的匮乏，长期的战乱流离后第一次的苟安；恐共心理尚未退潮的歇斯底里情绪导致的政治高压；省籍的歧见，日本文化影响的消退，美国文化影响的增强，这一切都使60年代的台湾成为弥漫着晦暗绝望的奇异时空。 在这样的灰暗压抑的环境中，成年人大多都在自己的圈子里蝇营狗苟、卑微无望地生活着，并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下一代身上。那么他们的下一代又是怎样呢？ 电影主人公小四是台北建国中学夜间部初二的学生，影片中还有许多和他年纪相仿的男孩儿和女孩儿。而小四无疑是属于这其中的好学生，并不像身边的一些男孩儿那样卷入少年帮派的暴力活动中，而更多的是处于旁观状态。 一次在校医务室的偶遇，让小四结识了眷村的少女小明，并渐渐喜欢上了这个看上去清纯文静如天使的女孩儿。 可小明实际却并不是如她外表那样单纯简单。她是一个单亲的女孩儿，只有一个多病的母亲，反倒时常需要她的照顾。小明和她的母亲甚至连固定住所都没有，只能是当母亲为某家做佣人时寄居于别人家。又多因她母亲的体弱多病而被解雇。每每此时她们只能搬到小明的舅父家，却要忍受境况同样艰难的舅父的冷言冷语。而小明的母亲更是早早将希望寄托于还在念初中的小明的身上，让她快快长大。在这样的现实生活的重压下，小明在本该无忧的年纪里丧失了作为一个女孩儿的快乐，而过早成为了一个女人。 我们该如何定义一个女人呢？忘记叔本华的那些刻薄的关于女人的言说，我们亦可得知女人不同于女孩儿的另一种生物，她更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并知道靠什么技巧或什么样的面目来攫取那些东西。人们常会迷恋这样一位风情万种的女人，虽然她们的心冷若冰霜甚至狠如蛇蝎。可那些尝遍人生苦痛的男人还是希望遇见这样一个女人，来拯救他们平淡无奇或肮脏猥琐的命运。就像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在提到自己的诗《自惩者》时说的如下这段话所描述的女人： “让我在爱情中休息。——可是，不行——爱情是不会让我休息的。——天真和善良是令人厌恶的。如果你要使我欢喜，恢复我的情欲，那就残酷吧，谎骗吧，放荡吧，荒淫吧，偷窃吧！如果你不愿如此，我就要毫不发怒地痛打你。因为我是冷嘲的真正代表，我的病是绝对治不好的。” 如果小四读过这段话，读过《恶之花》中的那些邪恶的情诗，也许他就不会去杀死自己心爱的小明了？我知道这样的假设着实让人厌恶，因为在少年小四的纯美内心里，波德莱尔的教诲无异于魔鬼的诅咒。 和《坏孩子的天空》中的新志一样，少年小四也是另一个美丽世界的美丽生物…… 说回到小明的话题，小明就这样早早丧失了纯真，而选择了与其年龄不符的成熟。正如无论我们做什么总要为之付出代价一样，少女小明过早成熟的代价是本该属于她的那些欢乐。小明的爱情方式是在她无论漂到任何地方，总要依附于她认为最能给她安全感及保障的那些人身上。而在小四遇见她时，小明正同时周旋于几个男生之间，而小四身处的“小公园”的老大Honey更是为了小明争风斗狠杀人而逃亡台南。 Honey是另一个让人难忘的角色，虽然他在电影中戏不多，但却是杨德昌电影中不多见的，一个同样被附上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物。即使是他还未在电影中出场，杨德昌已经为我们勾勒出了Honey凶狠且不怕死的形象。而在Honey从台南忽然归来出场亮相后，我们却会发现这是个浪漫到极致的人物，浪漫到近乎幼稚。这在下面的这段台词和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可以得到印证。 “……我在台南，无聊得要命，每天可以看几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去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有一个老包，大家都以为他吃错药，我记得，好像全城的人都跷头了，而且到处都被放火。他一个人要去堵拿破仑，后来还是被条子抓到了。‘战争与和平’，其它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这一本……” 而后，他同那个俄罗斯“老包”一样，孤身一人去和“217”眷村帮的老大“山东”谈判。却在一片铁轨旁的黑暗树林中，被“山东”暗算而死…… 可以说Honey是一个对小四影响至深的一个人，而某种意义上Honey也并没有死。因为小四已默默将Honey的精神继承下来，并像Honey一样，继续同这个丑陋世界争夺着小明。 或许是Honey触动了小四，小四也渐渐卷入了帮派间的斗争，并在后来参与了为Honey复仇的活动，亲眼目睹了害死Honey的“山东”的死前的惨状。 而此时小四的父亲因为政治问题被隔离审查，小四自己也因为顶撞学校而被开除。身边发生的种种事件，让小四也日渐迷惘，他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虚荣、丑陋、残暴的那一面。他有些不知所措的内心深处认定他爱着的小明是他唯一也是最后的希望，而他也认为自己也同样是小明的希望。可就在这时，他听说小明现在已经投入了他的那位有钱有势的好朋友的怀抱，这让小四陷入了绝望和崩溃的边缘。 在牯岭街的旧书市与小明相遇后，小四再次向小明表白心迹，可遭到了小明的断然拒绝。 “……原来你跟他们一样，对我好就是想改变我。你好可笑啊，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可改变的……” 这时小四拔出了那把日本女人用来自杀的短刀，狠狠地刺向小明的身体，又似乎是在刺向这个残酷的现实世界的内脏。小明当场死去，只剩下小四在她的尸体旁徒然呼唤：“小明你站起来啊，小明你站起来啊……” 小四和Honey，这两个电影里的少年，都有着理想化了的纯美内心世界。虽然电影都有着强烈的写实风格，可这些理想化的艺术勾勒，却没有给人不真实的感觉。 这或许是由于这个世界的一些少年有着天然的优美品质，虽然这些品质在日后可能会在时间中消失。那些品质正如 Eric Burdon 在《在我年少的时候》中所唱的：“……在我年少的时候，信念是如此的强大。对朋友的友情充满坚定，我是如此的成熟，在我年少的时候。” 我想这首歌词中少年的成熟，完全不同于成人世界的那种所谓的成熟。后者更擅长的是一种压抑的经验，并将冷漠当作保护衣。 而少年的成熟品质就像尼采所说的精神的三次变形中的最后一种，他们是“天真与遗忘，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游戏，一个自转的轮，一个原始的动作，一个神圣的肯定。” 正因为如此，他们比很多成年人更了解幸福，也更能体验到幸福。 “爱里总有疯狂的成分……在我这爱生命者看来，我觉得蝴蝶，肥皂泡和一切在人间的与它们相似之物，最了解幸福。 当查拉斯图拉看见这些轻狂、美丽而好动的小灵魂，他便要流泪而歌唱起来。” 那些有着天然优美品质的少年，那些另一个美丽世界的美丽生物，正像尼采所说的这些美丽好动的小灵魂一样，只会信仰一个会跳舞的上帝。他们是人类完美类型的一种，可完美本身就意味着疯狂，就像爱也意味着疯狂一样，在完美的瞬间他们只能是在另一个美丽的世界，就像法国诗人兰波所说的那样：生活在别处。 王尔德曾说使孩子品行好的最好方法，就是使他们愉快。而这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年人在让孩子愉快这点上，都显得出奇的吝啬。 而就在他们或是粗暴，或是和蔼，或是歇斯底里，或是语重心长地夺走那些让我们愉快的事物时，他们总会不忘附加这样一句：这样做是为了你好。而这真的是一句带有说服性的辩词，它会在最后使我们也同意毁灭自己。 当然他们可能还会说自己更有经验，他们吃的盐比我们吃的米还多，他们过的桥比我们走的路还多。而且他们总会把他们自己思考很久的东西就当作正确的，而有些东西他们甚至根本就没有思考过，只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父母和老师就是对他们那么说的，只是因为电视里是那样演的，报纸上也是那样写的。 而对于那些在他们自己的少年时代里，曾困扰他们的难题，他们从未真正解决其中的任何一个，他们只是生存得比那些问题更久一些，这给了他们已经解决了那些问题的一种假象，就像那些不可能恢复性能力的人，不会再为性而苦恼一样。 而对于那么多的来自成人经验世界的限制，我们能做的或是默默顺从，或是去做那些他们认为不正确的事。于是我们第一次逃课；我们第一次在街上用暴力维护自己的尊严；我们第一次燃起一支香烟然后学会吐第一个烟圈；我们第一次爱上某一个人；我们第一次在黑暗中小心翼翼地手淫…… 而在日后当人们尝尽人生的悲喜和冷暖，这些记忆似乎都变得那样珍贵而迷人，而其它那些曾苦苦追求的东西则变成可怕的虚妄。就像某位法国作家所说：“我在临终时，会对来访的客人说：我不需要你的同情，我只是希望你能说一些粗俗的往事使我快乐……” （几年前写的东东，其中的一部分发表在一份电影杂志中。刚刚在电脑里看到它，就贴到这里了，很长的一坨，那时真能写。同时也缅怀一下永远的大师...）

如果青春是个梦境，那么我希望自己一梦不醒。 当牯岭街昏暗街灯下的一角，小四猛地将刀刺向小明的腹部时，他的青春在那一刻戛然而止了。 少女静静地滑落，倒在血泊中，少年却想努力扶起她，唤醒她，一如唤醒曾经稚嫩而倔强的相信，相信这个世界是朝着生命初始便认定了的那个方向。 “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选择，与这个世界彻底决裂。 于是他的青春依然停在那里，是那些个躲在睡觉的狭小隔间拿着手电写下彷徨不安心情的夜晚，是贴在墙上的日本女人的相片，是靶场草垛旁与初相识甜美女孩并肩而坐的午后，是电影片场上方阁楼里窥视成人污浊世界的片刻，是听落魄的少年头子讲述英雄梦想的澎湃夜晚，是当着所有成人的面操起棒球棒击碎教导处吊灯的决绝，是推着车听尚有骨气争辩的父亲讲述人生格言的路途—— “读那么多书，就是要在其中找出一个以后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头来，还不能很勇敢的相信它的话，那做人还有什么意思？” 是啊，那做人还有什么意思？ 所以哈尼在被山东从背后推倒在车轮下的前一刻，嘴里念着，仍然单纯的像个孩子。用自己认为最意气风发的方式，寻求对一切问题最符合道义的解决。那本最厚的武侠小说《战争与和平》，是他最后的信仰。 所以小四父亲在被秘密警察和冰冷讯问室摧毁最后一寸尊严以前，嘴里念着，仍然单纯的像个孩子。那从广东到上海再到台湾都未曾改变的信条，无非是努力可以成就未来，无需为未犯过的错道歉，是最简单的道理，是一颗赤子之心。 所以小猫王在从监狱接待室转身离去时，嘴里念着，仍然单纯的像个孩子。他真的接到了遥远国度巨星的回信，他从一首首被翻译的支离破碎的美国歌曲里窥见了生命未知的精彩，下个拐角，依然是《A Brighter Summer Day》。在他的相信里，那张碟片从不曾被公务人员丢入垃圾桶，就像牯岭街少年在暗夜里不曾停止奔跑的脚步一样，永远被定格在不朽的时光里。 所有的理想主义者，要么死去了，要么被改造了，要么仍在假想里微笑着，要么像小四一样愤怒地反抗了。 杨德昌以不可思议的洞察力和驾驭力，以有如上帝视角的沉静、深邃、冷酷也温暖的回眸，将1960年代台湾少年压抑挣扎的成长画卷完整地呈现在后人眼前。被重现的是真实不造作到可怕的血气，让观者不断苦笑摇头深呼吸的少年心思，是暴力苦味，甜蜜陷阱，是从成长这场大戏仓皇逃离劫后余生的我和你。 被重现的还有大时代的烙印，那烙印从昨天到今天，世世代代，一点点肢解着身处其中的人对世界的想象，决定着人们通向明天的路途。被时代抛于海上孤岛的乡音，一遍遍回荡在牯岭街小贩叫卖的夜。族群割裂的真相，举起的刀子划破一切政治宣讲的温情谎言，毫不留情地划破本省人和外省人的肚囊。少女在命运的抛甩中成长为完美的机会主义者，用纯洁的微笑打动少年起伏的胸膛，然后和白色恐怖铸就的破碎家庭的追赶打骂一道，将少年最终通往被神救赎的道路彻底封死。 那年，她说—— “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 可是，世界却真的变了。坦克不再轰隆隆，孩子们不再穿着童军服。再恐怖的，都有尽头。 到了终于可以开口讲话的时候，他们有侯孝贤，有杨德昌，真好。二十五年前，他们就已经赢了，侯德健知道。 所有关于青春二字的鲜活也残酷的真实，都在这四小时里。所有关于国家、社会、家庭与命运无奈无力的真相，都在这四小时里。 若你在他刺出刀的一刹那真的惊呼，还有忽然被掩住的口。就让我们在这一刻，认真与它告别。那未曾被周遭重视被自己承认就无疾而终的一切盛大的骄傲的飞扬的残忍的冲动的私密的时刻，它死去已久，叫做青春。 因我们几乎所有人，都没有勇气在最悲凉的时候，在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命运里，和他一样，反抗这个操蛋的世界。无论是对着具体的人，还是对着无耻的机器。 愤怒是少年的誓言，是杨德昌的勋章，是遥远土地的悲壮史诗，是只属于台湾人的精神墓碑。 而在这早已醒来的无梦世界，循环往复的是蹉跎，是谎言，是口里说着算了吧的无望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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