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我只希望你能说一些粗俗的往事使我快乐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台湾导演杨德昌1991年的作品。本片获1991年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判团大奖及影评人大奖,法国三大洲影展最佳导演奖,新加坡影展最佳导演奖,台湾第28届金马奖最佳影片奖,第36届亚太影展最佳影片奖。
杨德昌,广东梅县人。1969年毕业于台北交大控制工程系,1972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获电脑硕士学位,又去南加州大学电影研究所学习一年。这又是一位理工科出身的现代艺术家。而理工科的学习经历,让杨德昌总是能用他理性的手术刀深深切入社会的胸腔,展示其残酷鲜血淋漓的横截面,并在风格上保持着一种冷酷的现实感和锐利的现代感。
这是一部根据台北发生的真实案件改编的影片。60年代初,杨德昌就读的学校夜间部初二的男生茅武因女友移情,在牯岭街杀死了女友,当时震惊台湾社会,也给杨德昌留下深刻印象——那一年杨德昌14岁……
多年以后,步入中年的杨德昌重新追溯那段少年时空的现实,参与编剧并导演了这部电影。或许是因为这个故事混杂着导演本人过去中学阶段的真实成长经验与时代抑郁体验,故在影片中交织呈现出比从前作品更复杂的情感关系。全片因拍片需要,共有92个需要修改、重建的场景,一大批十三四岁的年轻演员,还有上百个角色绵密交织的复杂网络,资金从预算的1300万扩充到2700万,影片更是长达4个小时。在杨德昌的创作生涯中,很少有如此庞大的制作架构。尤其是对年代写实性微小细节的雕琢,都处处流露着创作者对自身成长经验的虔敬感情。而且这部作品在保持他一贯的内省风格同时,同从前作品相当不一样地弥漫着一股特殊的有着些许温暖意味的情感,虽然这种情感表现得很克制……
在杨德昌其它作品里,如《恐怖分子》、《独立时代》、《麻将》,杨德昌刻意表现了在台北社会中飘荡着的人际冷漠感,在其中即使是青少年的身上,也有着一种异化的病态或邪恶。但在这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却出现一大批纯真但不冷漠的少年,藉着逝去的60年代,杨德昌投射出对过往不可复见的纯洁性的追怀。
杨德昌是那种有野心勃勃的艺术家,抒情短诗式的作品是没法满足他的艺术野心的。而他身兼的社会分析学家的身份,更是让他在这部表现少年成长的电影中,勾勒出了当时台北社会众生的群像,使之成为了一部拥有巴尔扎克式宏大视角的台湾60年代的哀伤史诗——他用摄像机和胶片再现了那段压抑绝望、惶惶不安的年代,也传达了他本人对那段灰暗错乱的历史的看法。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对历史课中学到的东西一直存疑,原因是它与我个人所目睹的状况不相同。几百年来人们就在这种真相不明的状态下过活,多可怕。所幸的是,许多有智慧的人在他们的艺术、建筑、音乐、文学中留下足够的线索,让他们的后代能多少重建事实,以及恢复对人性的信心。电影也应对后代有相同作用。”
电影中的主要角色小四由台湾演员张震饰演,有趣的是,片中小四这个角色的名字也是叫张震。类似情形我们在王家卫的《春光乍泻》中也曾见过,张国荣和梁朝伟在电影中饰演的角色的名字,竟是电影剧组中的两个工作人员的名字。当电影结束后的字幕泄露这一秘密时,着实让人忍俊不禁。
关于张震,大多数人知道他,或许是因为他在我们熟悉的《春光乍泻》、《卧虎藏龙》等影片中饰演过角色。在十年前的1991年,他还是一个青涩稚嫩的少年,但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却有着淋漓尽致的出色表演,他将那个沉默倔强的,有着绝望纯美的理想主义色彩的少年角色塑造得极具表现力。
先谈一下关于这部电影的历史背景。正如我们所知,国民党1949年的失败,使台湾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难得一见的历史大迁徙,不同省籍、不同背景的人士,或自愿或被迫随国民党来到这个孤岛上。十年过去,他们的下一代逐渐出生、成长,反攻大陆的希望渐成泡影;物质的匮乏,长期的战乱流离后第一次的苟安;恐共心理尚未退潮的歇斯底里情绪导致的政治高压;省籍的歧见,日本文化影响的消退,美国文化影响的增强,这一切都使60年代的台湾成为弥漫着晦暗绝望的奇异时空。
在这样的灰暗压抑的环境中,成年人大多都在自己的圈子里蝇营狗苟、卑微无望地生活着,并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下一代身上。那么他们的下一代又是怎样呢?
电影主人公小四是台北建国中学夜间部初二的学生,影片中还有许多和他年纪相仿的男孩儿和女孩儿。而小四无疑是属于这其中的好学生,并不像身边的一些男孩儿那样卷入少年帮派的暴力活动中,而更多的是处于旁观状态。
一次在校医务室的偶遇,让小四结识了眷村的少女小明,并渐渐喜欢上了这个看上去清纯文静如天使的女孩儿。
可小明实际却并不是如她外表那样单纯简单。她是一个单亲的女孩儿,只有一个多病的母亲,反倒时常需要她的照顾。小明和她的母亲甚至连固定住所都没有,只能是当母亲为某家做佣人时寄居于别人家。又多因她母亲的体弱多病而被解雇。每每此时她们只能搬到小明的舅父家,却要忍受境况同样艰难的舅父的冷言冷语。而小明的母亲更是早早将希望寄托于还在念初中的小明的身上,让她快快长大。在这样的现实生活的重压下,小明在本该无忧的年纪里丧失了作为一个女孩儿的快乐,而过早成为了一个女人。
我们该如何定义一个女人呢?忘记叔本华的那些刻薄的关于女人的言说,我们亦可得知女人不同于女孩儿的另一种生物,她更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并知道靠什么技巧或什么样的面目来攫取那些东西。人们常会迷恋这样一位风情万种的女人,虽然她们的心冷若冰霜甚至狠如蛇蝎。可那些尝遍人生苦痛的男人还是希望遇见这样一个女人,来拯救他们平淡无奇或肮脏猥琐的命运。就像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在提到自己的诗《自惩者》时说的如下这段话所描述的女人:
“让我在爱情中休息。——可是,不行——爱情是不会让我休息的。——天真和善良是令人厌恶的。如果你要使我欢喜,恢复我的情欲,那就残酷吧,谎骗吧,放荡吧,荒淫吧,偷窃吧!如果你不愿如此,我就要毫不发怒地痛打你。因为我是冷嘲的真正代表,我的病是绝对治不好的。”
如果小四读过这段话,读过《恶之花》中的那些邪恶的情诗,也许他就不会去杀死自己心爱的小明了?我知道这样的假设着实让人厌恶,因为在少年小四的纯美内心里,波德莱尔的教诲无异于魔鬼的诅咒。
和《坏孩子的天空》中的新志一样,少年小四也是另一个美丽世界的美丽生物……
说回到小明的话题,小明就这样早早丧失了纯真,而选择了与其年龄不符的成熟。正如无论我们做什么总要为之付出代价一样,少女小明过早成熟的代价是本该属于她的那些欢乐。小明的爱情方式是在她无论漂到任何地方,总要依附于她认为最能给她安全感及保障的那些人身上。而在小四遇见她时,小明正同时周旋于几个男生之间,而小四身处的“小公园”的老大Honey更是为了小明争风斗狠杀人而逃亡台南。
Honey是另一个让人难忘的角色,虽然他在电影中戏不多,但却是杨德昌电影中不多见的,一个同样被附上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物。即使是他还未在电影中出场,杨德昌已经为我们勾勒出了Honey凶狠且不怕死的形象。而在Honey从台南忽然归来出场亮相后,我们却会发现这是个浪漫到极致的人物,浪漫到近乎幼稚。这在下面的这段台词和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可以得到印证。
“……我在台南,无聊得要命,每天可以看几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去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有一个老包,大家都以为他吃错药,我记得,好像全城的人都跷头了,而且到处都被放火。他一个人要去堵拿破仑,后来还是被条子抓到了。‘战争与和平’,其它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这一本……”
而后,他同那个俄罗斯“老包”一样,孤身一人去和“217”眷村帮的老大“山东”谈判。却在一片铁轨旁的黑暗树林中,被“山东”暗算而死……
可以说Honey是一个对小四影响至深的一个人,而某种意义上Honey也并没有死。因为小四已默默将Honey的精神继承下来,并像Honey一样,继续同这个丑陋世界争夺着小明。
或许是Honey触动了小四,小四也渐渐卷入了帮派间的斗争,并在后来参与了为Honey复仇的活动,亲眼目睹了害死Honey的“山东”的死前的惨状。
而此时小四的父亲因为政治问题被隔离审查,小四自己也因为顶撞学校而被开除。身边发生的种种事件,让小四也日渐迷惘,他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虚荣、丑陋、残暴的那一面。他有些不知所措的内心深处认定他爱着的小明是他唯一也是最后的希望,而他也认为自己也同样是小明的希望。可就在这时,他听说小明现在已经投入了他的那位有钱有势的好朋友的怀抱,这让小四陷入了绝望和崩溃的边缘。
在牯岭街的旧书市与小明相遇后,小四再次向小明表白心迹,可遭到了小明的断然拒绝。
“……原来你跟他们一样,对我好就是想改变我。你好可笑啊,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可改变的……”
这时小四拔出了那把日本女人用来自杀的短刀,狠狠地刺向小明的身体,又似乎是在刺向这个残酷的现实世界的内脏。小明当场死去,只剩下小四在她的尸体旁徒然呼唤:“小明你站起来啊,小明你站起来啊……”
小四和Honey,这两个电影里的少年,都有着理想化了的纯美内心世界。虽然电影都有着强烈的写实风格,可这些理想化的艺术勾勒,却没有给人不真实的感觉。
这或许是由于这个世界的一些少年有着天然的优美品质,虽然这些品质在日后可能会在时间中消失。那些品质正如 Eric Burdon 在《在我年少的时候》中所唱的:“……在我年少的时候,信念是如此的强大。对朋友的友情充满坚定,我是如此的成熟,在我年少的时候。”
我想这首歌词中少年的成熟,完全不同于成人世界的那种所谓的成熟。后者更擅长的是一种压抑的经验,并将冷漠当作保护衣。
而少年的成熟品质就像尼采所说的精神的三次变形中的最后一种,他们是“天真与遗忘,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游戏,一个自转的轮,一个原始的动作,一个神圣的肯定。”
正因为如此,他们比很多成年人更了解幸福,也更能体验到幸福。
“爱里总有疯狂的成分……在我这爱生命者看来,我觉得蝴蝶,肥皂泡和一切在人间的与它们相似之物,最了解幸福。
当查拉斯图拉看见这些轻狂、美丽而好动的小灵魂,他便要流泪而歌唱起来。”
那些有着天然优美品质的少年,那些另一个美丽世界的美丽生物,正像尼采所说的这些美丽好动的小灵魂一样,只会信仰一个会跳舞的上帝。他们是人类完美类型的一种,可完美本身就意味着疯狂,就像爱也意味着疯狂一样,在完美的瞬间他们只能是在另一个美丽的世界,就像法国诗人兰波所说的那样:生活在别处。
王尔德曾说使孩子品行好的最好方法,就是使他们愉快。而这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年人在让孩子愉快这点上,都显得出奇的吝啬。
而就在他们或是粗暴,或是和蔼,或是歇斯底里,或是语重心长地夺走那些让我们愉快的事物时,他们总会不忘附加这样一句:这样做是为了你好。而这真的是一句带有说服性的辩词,它会在最后使我们也同意毁灭自己。
当然他们可能还会说自己更有经验,他们吃的盐比我们吃的米还多,他们过的桥比我们走的路还多。而且他们总会把他们自己思考很久的东西就当作正确的,而有些东西他们甚至根本就没有思考过,只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父母和老师就是对他们那么说的,只是因为电视里是那样演的,报纸上也是那样写的。
而对于那些在他们自己的少年时代里,曾困扰他们的难题,他们从未真正解决其中的任何一个,他们只是生存得比那些问题更久一些,这给了他们已经解决了那些问题的一种假象,就像那些不可能恢复性能力的人,不会再为性而苦恼一样。
而对于那么多的来自成人经验世界的限制,我们能做的或是默默顺从,或是去做那些他们认为不正确的事。于是我们第一次逃课;我们第一次在街上用暴力维护自己的尊严;我们第一次燃起一支香烟然后学会吐第一个烟圈;我们第一次爱上某一个人;我们第一次在黑暗中小心翼翼地手淫……
而在日后当人们尝尽人生的悲喜和冷暖,这些记忆似乎都变得那样珍贵而迷人,而其它那些曾苦苦追求的东西则变成可怕的虚妄。就像某位法国作家所说:“我在临终时,会对来访的客人说:我不需要你的同情,我只是希望你能说一些粗俗的往事使我快乐……”
(几年前写的东东,其中的一部分发表在一份电影杂志中。刚刚在电脑里看到它,就贴到这里了,很长的一坨,那时真能写。同时也缅怀一下永远的大师...)
2 ) 小四不住眷村
看了幾篇影評,或說本片主角小四一家是住眷村的外省人,或說小四這些眷村子弟組成了眷村幫派。都是明顯錯誤,應予辨正。
在台灣,所謂眷村指的應該是部隊或單位建造,分配給中下級軍人或公務員和其眷屬居住(但不轉讓產權),屬於宿舍性質的平房式集合住宅所組成的聚落,通常疏離自然聚落。住房條件按軍級官階而不同,但普遍簡陋。眷村裡設置隸屬於單位管轄的頭人、管理和警備組織。一些生活設施例如小商店、醫療站、廁所經常公有公營,有的眷村還有共同的對外圍籬。
四九年來台灣的外省人不是只有軍人或公務員。外省人不可能都住在眷村裡。
台灣的眷村和大陸的軍區大院有一點明顯不同。眷村不屬於歷史上勝利的那一方,較多軍眷子弟的社會和經濟地位屬於弱勢,他們父兄的階級差別缺少讓人心服的軍功或榮耀支撐,但是他們卻長期遭受階級差別的跨代宰制。
小四一家當然是外省人,但不住眷村。小四的父親是公務員,母親是代課教師,都不是軍人,是吃不上大單位公家飯的公教家庭。他們住的是國民政府從日本人手上接收來的日式平房,有獨立的浴室和廁所,顯然不是單位興建的臨時住房。小四家的四鄰都沒有和他們階層相同的外省人,甚至大門外就經常有一個播放日本音樂招徠客人的水果攤;這說明小四一家是和本省人雜居的孤立外省人。他們豈只不住眷村,他們根本就不是住的外省人聚落。小四媽媽那句感歎:「跟日本人打了八年仗,沒想到現在住日本房子,聽日本歌」,這豈是眷村裡的外省人能够夢見。
小四的建中補校同學,還有補校裡那些以同學關係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校園幫派,也沒見存在清楚的省籍界限,----這從一些成員長掛口頭的粗話是閩南語可以獲得證明,儘管領頭的是外省人。在電影裡,小公園幫的把子Honey和本省幫派合作,能講閩南語(楊德昌配音),還說別和外省人混,沒出息。甚至在Honey被眷村老大暗算身亡之後,也是這些講義氣的本省哥們儿帶著日本武士刀給他報仇(Honey穿海軍風衣也很有日本高校生黑幫片的感覺),可見超越省籍的生死交情,和楊德昌遠邁同儕的犀利和浪漫。最熱血的小貓王,他的父親是技術工(所以他很會修收音機),這暗示了小貓王也是本省人。事實已經明確:真不該說建中補校同學組織的小公園幫是外省幫派,更不該說它是眷村幫派。
在電影裡,小四他們相對於「眷村」的身份區別甚至敵我意識十分清楚,說起「眷村的」從沒好事。本片刻劃的眷村子弟形象實在糟,和這些年流行於台灣的眷村故事天差地別。兩幺拐村子裡的男男女女考不上小四的學校,卻來爭奪他們的地盤----說穿了也不過就是幾處經常玩耍的公共空間,還干擾學生和村內女孩交往,而且不講原則,不習慣思考,有錢就賺(「有郎就削」),靠人多欺負弱小(「嗑爛飯」)。至於設局誘賭(控制了小四的親哥)、暗箭傷人(害死了小四的大哥)等等江湖伎倆就更不必說。小四給這些「眷村的」欺侮得這麼慘,後世觀眾不明究裡竟然說小四是眷村子弟,這真是台灣影史一大冤案。
楊德昌在片頭放了一張字卡,不無干犯時忌的勾勒出他所認知的外省人心理:「民國三十八年前後,數百萬的中國人隨著國民政府遷居台灣,絕大多數的這些人,只是為了一份安定的工作,為了下一代的一個安定成長環境」。這顯然也是眷村外的觀點。也難怪,當時台灣文化就是由眷村外的外省人主導,儘管本土化已經開花結果(眷村青年也冒出頭而形成勢力)。台灣旅美作家蔣曉雲和楊德昌、小四同樣是眷村外的外省人,她有句話說的真好:我們是難民之後,但不是敗軍之後。
◎蔣曉雲這句話見於《時代週報》的訪談:
http://history.sina.com.cn/cul/whft/2014-01-13/170879927.shtml 3 ) 从牯岭街少年到儒者杨德昌
只用一部电影就可以让人喜欢上杨德昌。我看了4部,但仍然不敢理直气壮地谈论他和他的电影。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当你真正领会一部作品时,才有资格去评论它。否则,任何观点都是肤浅甚至粗鄙的。对于杨德昌的电影,我依然认为自己还缺乏理解它所需要的生活阅历。因此,即便有所感悟也不敢乱下结论。
但也许是职业原因,我最经总是想起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部91年的老片子。有同事说,《牯岭街》的叙事方式很值得新闻写作的借鉴。而我也慢慢觉得,原来很多新闻事件的发生机理都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有不少相似之处。影像作品与文字作品,似乎有了很多的相通点。
但我认为,影像的表现力要远远强于文字。因为直观的画面和生动的细节更容易激起受众的某种情愫,从而超出作者原本想要表达的内容。巧合的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正是改编自一则短小的新闻,而它的价值却远远超出了这个微不足道的新闻事件。
孤独的青春记忆
我相信很多人都能在“小四”身上找到自己年少时的影子,正统的家教、不错的学业、沉默的性格、敏感的心灵……当张震那张稚嫩而羞涩的脸出现在镜头前时,我忽然有一种亲切感,那种神情像极了多年前的我。
《牯岭街》是张震的第一部电影,那时他只有15岁。没有经验,反而更适合表现小四的青涩。在后来的《麻将》中,张震已经有了些许“风尘气”。而经过侯孝贤的“调教”,他才彻底转变成一个文艺青年。
在杨德昌冗长的镜头下,“小四”多以沉默、老实的形象出现,甚至很少见到他笑。即使在“山东”被honey的朋友砍倒后,“小四”战战兢兢地去收尾时,也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与其他孩子不同,他无法真正与外界相融,他比别人多的,是对这个世界的观察与思考。但同时,他也必须恪守自己的准则,做一个老实的孩子,可靠的伙伴。
但千万不要被他的表面所迷惑。没有人能够真正了解一个人在想什么,对于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更是如此。
“小四”的内心世界并不复杂。知识分子的父亲给了他正统的家庭教育,但现实却远不是那套冠冕堂皇的“仁义道德”。邻居蛮不讲理、幸灾乐祸;学校则惟利是图、师德败坏,“小四”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他困惑,他沉默。
他有朋友。但小猫是个人小鬼大、颇有江湖义气的早熟少年;飞机老实、木讷,不足为谋;小马具有侠义心肠却养尊处优、以自我为中心。在这些朋友中,他也无法找到共同点。“小四”的孤独也许正在于此,他要承受经验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反差,又无法从朋友身上得到感同身受的共鸣。
“小四”说话并不多,但他的台词都隐藏在那双沉默的眼睛里。他要成长,要面对太多超出自己生活经验的事情,他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胆怯、好奇与不知所措,只能低垂着头,眼睛里若有所思。有时,你甚至不忍直视那双眼睛,因为它表现了残酷现实对一颗纯洁心灵的侵袭与污染,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成长过程中的困惑与挣扎。但“小四”究竟领悟了什么?你只能猜测,却不会知道,只有“小四”才知道。
即使在小明面前,那双眼睛仍然是沉默的。但这种沉默中,已经有了故作沉稳的一面。感情是对小四最好的抚慰,然而无论在经济还是所谓的“舆论”上,小明都处于弱势。这与小四在现实生活中的弱势没有两样。
在小明身上,小四清楚地看到了自己。他要小明独立,是因为他自己不够独立;他要保护小明,是因为他自己也需要保护。他把对自己的各种复杂情感都投射到小明身上,即使是刺向小明的那一刀也是如此。
尽管小四杀人还有着更多的深层原因,但那一刀无疑是对过去的自己的否定。在面对成长中完全不同的环境时,小四不知所措,他不愿承认却又无法改变这一点。因此,他对慢慢倒下的小明说,“你站起来啊,快点站起来啊!”小明还是倒下了,小四的心理支柱也坍塌了。
在我看来,每个少年身上都有小四的痕迹。因为在我们的成长中,总有一段挥之不去的孤独与无所适从,在我们向外界寻求认同的背后,必然存在着内心的自我否定。因此,小四杀掉了小明,也杀掉了“过去的自己”。
但即便如此,现实也不会因小明的死和小四的入狱而改变。影片的结尾,当小猫把自己录音带带给监狱里的小四时,狱警在摆弄了一番后还是很不屑地扔进了垃圾箱。这个细节正道出了现实对他人价值的漠视。我想,这不仅是悲剧的根源,也许也是杨德昌的无奈吧。
故事与背景
如果单纯地评价一件事情,我们会很容易得出结论;但如果结合背景的话,故事往往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类似于“少年杀人事件”的新闻在都市类报纸的社会版中比比皆是,只是人们往往只关注事情本身而忽略了它的背后。如果对每个类似的新闻事件都做一番剖析,就很容易得出不同版本的“少年杀人事件”。在媒体的报道中,“马加爵案”如此,“杨佳袭警案”如此,借鉴了该片叙事手法的《少年杀母事件》也是如此。
任何一个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在一个看似极端的故事背后,必然有着复杂的个人、家庭、社会,甚至历史因素。相比各种微小的诱因,一个清晰的时代背景显得更加重要。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那时,大陆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台湾则处在国民党的窒息统治中,但那时的台湾已经有了开放之风。“小猫”只是一个够不着话筒的小孩,却因对猫王歌曲的精彩演绎而在酒吧里小有名气,足见“舶来品”的受欢迎程度。
社会开放,对物质与虚荣的追逐也随之而来。“小四”最经常去的地方,除了家和学校,就是小猫驻场的酒吧,酒吧是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场所,不但没有对青少年说不,反而千方百计吸引他们消费。即便是学校,也已变成一个依附权贵、师德沦丧的地方,在电影中,老师的形象是很模糊的,除了对学生的训斥与辱骂,他们没有任何为人师表的表现,而校长更是冷漠、自私、蛮不讲理。与之相对应的是,恪守着传统道德标准的父亲,生活和事业却屡屡受挫,不仅被政治运动牵连,也被朋友出卖。
在这些并不宏大的时代背景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社会和历史因素。大陆移民与台湾原住民的隔阂、阴晴不定的政治环境、帮派斗争的雏形,等等,在杨德昌的长镜头下可见一斑。
放在这些背景下,“小四杀人”的动机似乎就不难理解了。尽管作为一名少年,小四还无法对外界的种种拥有一个清晰的意识,但这种现实对一颗脆弱心灵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在如此解剖这个事件时,小四的形象慢慢鲜活起来,他不再是新闻报道中冷酷无情的杀人犯,而是一个被社会摧残的悲剧少年。
更重要的是,杨德昌为小四的形象注入了浓厚的知识分子情怀。在看到那篇短小的新闻时,杨德昌也许并不了解主人翁的成长经历。但在编剧时,他必须对故事进行充实。因此,在杨德昌的笔下,小四有了一个籍贯广东的知识分子父亲,有了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有了一群讲义气却无法交心的“哥们”,有了敏感沉默的性格。我更愿意相信这段经历取材于杨德昌本人,不仅因为自身的经历可以使故事显得更真实,还因为,小四若有所思的神态使他很像一个“思想者”,而在杨德昌善于摆弄的长镜头中,处处都是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
把一则微不足道的新闻改编成一部教科书般的现实主义影片,可见杨德昌的深厚功力。其实,杨德昌并没有对故事本身做太多改变,而是花了大量笔墨让故事的背景变得清晰。因此,当我再回味这部长达四小时的电影时,感到的是厚重而不是冗长。这也为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不要孤立地看待一件事情,放在它原来的背景下,故事的面目就会有很大不同。
在很多新闻作品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借鉴。记者们更倾向于通过小说的笔法挖掘主人公的成长经历和性格来源,以使文章更加生动。尽管这种方式还存在争议,但毫无疑问的是,读者很喜欢。
我曾经认为,在新闻写作中,任何一个独立的事件都可以用不超过3000字的篇幅讲清楚。但现在开始觉得,3000字所承载的内容是很有限的,要真正还原一个新闻事件的本来面目,甚至用一篇小说都不为过。然而,新闻报道的特点决定了它往往无法花费大量笔墨去渲染背景,而只能描述事件本身。
相应地,读者似乎也麻木到只会从单薄的新闻报道中寻找故事离奇而庸俗的一面,而不是关注它背后的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记者和读者构成的大众漠视了新闻故事的主角,就像电影中被漠视的小四一样。
儒者杨德昌
我的本意是想说“杨德昌更懂中国人”,因为他的叙事背景通常是东方文化。在东方文化的背景下,杨德昌把中国人的孤独、不安、冷漠甚至尔虞我诈表现得如此自然,这一点让我惊讶。更让人惊讶的是,这种描述竟然由一个台湾导演来完成,而不是大陆导演。
是杨德昌更懂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吗?不尽然。大陆的文化传统显然比台湾更加深厚,相比同时期的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受过正统文化教育的大陆“第五代”导演,杨德昌不见得更懂中国文化,况且他还有多年留学美国的背景。
但也许正是这段“留洋”的经历,使得他更了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进而可以从更新的角度看待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这显然影响到了他的叙述方式。
杨德昌喜欢把镜头架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冷冷地窥视人们的生活,镜头里,人的动作和表情如此自然,仿佛不是在表演而是生活。这种类似于纪录片的表现方式容易让人觉得乏味,但仔细看时却又意味深远。《一一》中,敏敏对昏迷的婆婆叙说每天发生的事情,但很快,她就无法接受生活中表面忙碌下的空虚,“我怎么这么少?我为什么会这么少?”敏敏哭着反问自己的镜头成为影片最具冲击力的画面之一。那么,当我们也每天反省自己的生活时,会不会一样被这种空虚打击得泪流满面?这是杨德昌不动声色的质问。
杨德昌像旁观者一样叙述每一个故事,他讲得完整而细致,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因此你可以做出不同的解读。
也许是受国产电影的太多影响,我更习惯于在电影中得到一个完整的故事,获得一个明确的道理,并拥有和其他人相同的观影体验。因为大陆导演更倾向于把情感投射到主角身上,并围绕他构建故事,这种故事的主线往往很清晰,观众也很容易揣摩出导演的意思。因此,当我第一次看杨德昌的电影时,对这种“散”、“慢”的叙述方式颇不习惯,在观看《一一》时尤其如此。在这部被称为台湾最好的电影中,我试图揣摩出杨德昌到底要说什么。最后却发现他什么都想说又似乎什么也没说,他只是把生活的片段剪切后又重新拼接起来,组成不同的形状,让你自己去想。
其实,所谓的“好电影”只是一种感觉而已。如果非要说出个一二,反而失去了那种韵味。但在电影中,导演的影子清晰可见。在我看来,导演对电影的驾驭应该体现在故事的维护而不是干涉,如果故事中有太多的巧合和偶然,让你“看到开头就能想到结尾”,那必然不是一部好电影。一个好导演的作用应该像一个优秀的足球裁判一样,维持比赛的流畅与精彩,让观众欣赏比赛而不是讨论自己。
杨德昌个优秀的讲述者,但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局外人”,他将自己的某些特质投射到电影人物身上,从而完成与电影的互动。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麻将》中的伦伦、《独立时代》中的小明和《一一》中的简南俊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儒者的影子。这就是杨德昌。
这并不奇怪,反而证明导演与电影已经融为一体。杨德昌并不是想通过这些人的命运变化来说明什么,而是通过他们的困惑表达自己的困惑,通过他们的思考表现自己的思考。生活中,杨德昌就是一个儒者,自然有着自己的思索与感悟,不同的是,他的职业决定了自己对生活的体察更加细致,于是,他会很自然地把自己的体验融入到电影中。像《麻将》中的伦伦和《独立时代》中的小明,就是杨德昌在电影中的代言人,尽管不是主角,但他们的思考却贯穿了整部影片。
最后要说的是“说教”。我谨慎地赞同“杨德昌是一个说教者”的看法,这从两部电影的结尾中可以看出。《麻将》的结尾,台北的晚上,伦伦出去找马提娜,经过一番找寻,两人终于遇见并在街头忘情地接吻……我一直认为,这个结尾有刻意设计的痕迹,“伦伦在没有找到马提娜的踪影后失望地回家”应该是更合理的结果。但杨德昌似乎不想对伦伦太残酷,在失去了朋友之后,杨德昌“慷慨”地给予他爱情,也为他的生活带来一丝亮色。
《独立时代》的最后,小明和琪琪分手后的瞬间又双双有所领悟,最终相约“去喝咖啡”。这同样是个让我意外的结果。按照杨德昌一贯的犀利,他是不可能为电影设置一个完美结局的,这两部电影却偏偏如此。是杨德昌真正解开了自己的困惑并对生活充满信心?我怀疑。我更愿意相信,是他太仁慈,不想给观众蒙上“现实残酷”的阴影,而巧合的是,《麻将》和《独立时代》正是两部以少年和青年为主题的电影。也许悲观的杨德昌对年轻一代仍抱有希望吧。
相比之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和《一一》的结尾则是不着痕迹,浑然天成,让人回味悠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虽是以少年犯罪为主题,却旨在表达对社会的批判,而《一一》更是将目光投向人们的精神层面,在这两个更为宏观的主题上,杨德昌表现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这并不是说《麻将》和《独立时代》中的杨德昌是不真实的,对结尾的“温馨”处理恰恰体现了杨德昌作为儒者的仁爱之心。但我想,在这个过程中,他是痛苦的,像《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一样,真实的痛苦。
4 ) 他们的世界,我们的忏悔。
如果青春是个梦境,那么我希望自己一梦不醒。
当牯岭街昏暗街灯下的一角,小四猛地将刀刺向小明的腹部时,他的青春在那一刻戛然而止了。
少女静静地滑落,倒在血泊中,少年却想努力扶起她,唤醒她,一如唤醒曾经稚嫩而倔强的相信,相信这个世界是朝着生命初始便认定了的那个方向。
“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选择,与这个世界彻底决裂。
于是他的青春依然停在那里,是那些个躲在睡觉的狭小隔间拿着手电写下彷徨不安心情的夜晚,是贴在墙上的日本女人的相片,是靶场草垛旁与初相识甜美女孩并肩而坐的午后,是电影片场上方阁楼里窥视成人污浊世界的片刻,是听落魄的少年头子讲述英雄梦想的澎湃夜晚,是当着所有成人的面操起棒球棒击碎教导处吊灯的决绝,是推着车听尚有骨气争辩的父亲讲述人生格言的路途——
“读那么多书,就是要在其中找出一个以后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头来,还不能很勇敢的相信它的话,那做人还有什么意思?”
是啊,那做人还有什么意思?
所以哈尼在被山东从背后推倒在车轮下的前一刻,嘴里念着,仍然单纯的像个孩子。用自己认为最意气风发的方式,寻求对一切问题最符合道义的解决。那本最厚的武侠小说《战争与和平》,是他最后的信仰。
所以小四父亲在被秘密警察和冰冷讯问室摧毁最后一寸尊严以前,嘴里念着,仍然单纯的像个孩子。那从广东到上海再到台湾都未曾改变的信条,无非是努力可以成就未来,无需为未犯过的错道歉,是最简单的道理,是一颗赤子之心。
所以小猫王在从监狱接待室转身离去时,嘴里念着,仍然单纯的像个孩子。他真的接到了遥远国度巨星的回信,他从一首首被翻译的支离破碎的美国歌曲里窥见了生命未知的精彩,下个拐角,依然是《A Brighter Summer Day》。在他的相信里,那张碟片从不曾被公务人员丢入垃圾桶,就像牯岭街少年在暗夜里不曾停止奔跑的脚步一样,永远被定格在不朽的时光里。
所有的理想主义者,要么死去了,要么被改造了,要么仍在假想里微笑着,要么像小四一样愤怒地反抗了。
杨德昌以不可思议的洞察力和驾驭力,以有如上帝视角的沉静、深邃、冷酷也温暖的回眸,将1960年代台湾少年压抑挣扎的成长画卷完整地呈现在后人眼前。被重现的是真实不造作到可怕的血气,让观者不断苦笑摇头深呼吸的少年心思,是暴力苦味,甜蜜陷阱,是从成长这场大戏仓皇逃离劫后余生的我和你。
被重现的还有大时代的烙印,那烙印从昨天到今天,世世代代,一点点肢解着身处其中的人对世界的想象,决定着人们通向明天的路途。被时代抛于海上孤岛的乡音,一遍遍回荡在牯岭街小贩叫卖的夜。族群割裂的真相,举起的刀子划破一切政治宣讲的温情谎言,毫不留情地划破本省人和外省人的肚囊。少女在命运的抛甩中成长为完美的机会主义者,用纯洁的微笑打动少年起伏的胸膛,然后和白色恐怖铸就的破碎家庭的追赶打骂一道,将少年最终通往被神救赎的道路彻底封死。
那年,她说——
“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
可是,世界却真的变了。坦克不再轰隆隆,孩子们不再穿着童军服。再恐怖的,都有尽头。
到了终于可以开口讲话的时候,他们有侯孝贤,有杨德昌,真好。二十五年前,他们就已经赢了,侯德健知道。
所有关于青春二字的鲜活也残酷的真实,都在这四小时里。所有关于国家、社会、家庭与命运无奈无力的真相,都在这四小时里。
若你在他刺出刀的一刹那真的惊呼,还有忽然被掩住的口。就让我们在这一刻,认真与它告别。那未曾被周遭重视被自己承认就无疾而终的一切盛大的骄傲的飞扬的残忍的冲动的私密的时刻,它死去已久,叫做青春。
因我们几乎所有人,都没有勇气在最悲凉的时候,在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命运里,和他一样,反抗这个操蛋的世界。无论是对着具体的人,还是对着无耻的机器。
愤怒是少年的誓言,是杨德昌的勋章,是遥远土地的悲壮史诗,是只属于台湾人的精神墓碑。
而在这早已醒来的无梦世界,循环往复的是蹉跎,是谎言,是口里说着算了吧的无望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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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台湾“联合报”当年关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真实版本的新闻报道
来源:网络
不良少年情杀命案少女移情别恋 可怜死于乱刀年仅十五六闯下塌天祸
本报讯
十五曰晚十时十分许,本市牯岭街七巷底,发生不良少年情杀案,现年十六岁的「璧玉帮」老么茅武,因醋海兴波竟持利刃将芳龄十五的少女刘敏连杀五刀致死,疑凶于杀人后并未逃逸,且伪称是被害者的哥哥,但为七分局刑警陈汉英看出破绽,旋即将其捕获侦办。
被害人刘敏(小玉),十五岁,山东人,住基隆路二段时三巷四六弄卅三号,为建国补习班学生。
疑凶茅武(钟璧),十六岁,浙江人,住南港旧庄路中央研究院外宿舍十六号,为建国补习班开除的学生。
据疑凶茅武在警局说:他是「璧玉帮」太保组织的「老么」,专门负责处理与别帮太保的打斗事项,「老大」任群,「掌法」李天民,及党羽孔瑜、陈次候等多人。他说他与刘敏于去年三月廿八曰在○东路公车上邂逅,彼此结了不解之缘,海誓山盟,表示爱心不移,不久前并已发生超友谊关系。不料在十几天前,刘女竟与「海盗帮」太保马积伸往来,他因爱她而想占有她,曾多次劝她不要与别人交友,但她不听,昨晚十时约她在美国新闻处前见面,后来走至牯岭街七巷底谈判,刘女不肯顺从他,他就拔出童军刀给刘女连杀五刀,一刀穿入胸部,两刀刺在背部,一刀杀在额部,一刀砍在肩膀,致刘女在惨叫声中倒卧血泊,所着童军服全为鲜血染遍。
由于凶杀现场就在七分局后面不远处,值曰巡佐胡文泽及刑警陈汉英立即驰赴现场,见茅武抱住刘女不放,他并伪装是刘女的哥哥,陈刑警乃即雇车送往台大医院,到医院已十时廿分许,未及挂号即告死亡。茅武泣不成声,机智的陈刑警看苗头不对,茅问与刘女究竟是甚么关系,他答以:「是哥哥,也司说是未婚夫,」刑警再追问「她是你杀的吗?」茅答:「是我杀掉的!」此话说出,刑警已给他手铐加身,将他押回分局侦办。
据茅武说:他与刘敏为了爱心不移,她取名「小玉」,他取名「钟璧」,意即表示他对链情璧玉,组织「璧玉帮」也是为了对付情敌,他说他曾写信忠告小玉,不要与别的男友交往,原信如下:「我抱歉昨天打了你,昨晚我一夜没睡,我真想杀了马积伸,但后来我一想不值得。如果我杀了他,你也不会再爱我,而且杀了他反而觉得我没用,何况还得偿命。但我一定要阻止你和马积伸来往,因为他在某校有两个女友,一个叫曾××,一个叫什么,我记不清楚了。我希望你能信任我,无论如何,我茅钟璧是不会欺骗你的,因为我永爱你的。玉妹,玉妹,我的玉妹,我也不必写了,因为我只少跟你说了多少话,我俩四百零八曰的友情,就完了吗?但愿你能回到我的怀抱里,我不多写了。我的心意你是知道的,我对你的爱也是任何人所共知的,好玉妹,最后祝你安康,好好用功,别再交男朋友!永属你的断肠人上」
市警七分局长戴良川以这件情杀血案的男女主角,都是尚未成年的少男少女,两人竟然大谈恋爱,发生超友谊 关系,男的并是不良少年组织的核心人物,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希望家长、学校加强教育,藉以防止此类案件的重演。【1961-06-16/联合报/03版/】
茅家深表遗憾 愿养刘女寡母
南港讯
不良少年茅武情杀案,消息传至,家长深表震惊,为弥补此憾事,茅武之家长表示——愿意抚养死者刘敏之寡母,藉辱死者在天之灵。据疑凶茅武之二姊茅钟琳告记者称:「她全家对她弟弟所作之不幸事件,自应遵守法律之公正裁判,并愿对死者之寡母陈庆华抚养终年,不管陈家提出任何要求,只要在她家能力范围内,决不推诿」。茅武的母亲,是位中年(四七岁)的贤淑妇人,她对她儿子所造成的不幸事件,表示一切罪过都应由她负卖,是她平曰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茅武的爸爸现就职中央研究院,他有三个兄弟,三个姊妹,他居第五,大哥二哥均就读台大,大姊已为人师表,二姊就读一女中,六妹也将在下学期考中学,他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北县南港镇弥勒内院广元、清月两位法师,于昨曰下午五时前往市警七分局要求接见茅武,经戴良川分局长特准接见。据两位法师说:茅武杀死刘敏的消息使他们大感惊异,茅武平曰常去庙内补习功课,看他文质彬彬,是个很有教养的孩子,茅武还想皈依佛教,两位法师也答允收为门徒,不料他静做了情杀的凶手,法师勉励茅武要深知忏悔与反省,临别时并合十连念「阿弥陀佛!」【1961-06-17/联合报/03版/】
北市不良少年情杀案检察官昨侦讯疑凶 茅武冀求改过自新所用凶刀取自另一同学 璧玉帮全体昨同受侦讯
本报讯
「璧玉帮」不良少年茅武妒杀女友刘敏案,死者刘敏之尸体经台北法院检察官张庚清偕法医高坤玉检验,认系他杀致死,全身被杀七刀,胸部一刀为致命伤,尸体验毕移置市立殡仪馆。
昨曰中午张检察官在七分局侦讯嫌凶茅武,与疑凶之父茅泽霖,死者之寡母陈庆华,及「璧玉帮」不良少年孔瑜,和幸免死于刀下的所谓「情敌」马积申等多人,对本案发生的前因后果侦讯甚详。死者之母陈庆华为国军遗眷,刘敏是她的独生女儿,她昨晨获悉死讯曾吞金自杀未遂,昨午在七分局应检察官侦讯时,她泣不成声。
疑凶的父亲茅泽霖,以其子茅武闯下如此大祸,深感愧疚,遇及亲友,低头不语,自觉无脸见人。他与疑凶之母在警局相逢,彼此心如刀割,半向说不出话来,恰是一幅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写照。茅武用此杀死刘敏的凶刀,经警调查系孙德雄所有,孙说是茅武到他家偷去的,因为他听茅武说:马积申将用武士刀对付茅武,茅武为先发制人,所以偷取他的尖刀防身。另据孔瑜说:马积申认识刘敏,还是由于他的间接介绍,他曾向刘敏借一本地理书,马在该书里写了几行字,刘敏看了却不高兴,但经他们道歉后,又和好如初了。据他所知刘敏很喜欢马积申,马是台与她有「爱情」,他表示不知,唯马没有参加不良少年组织。茅武曾警告他不要他与刘敏接近,命案发生前夕,茅武曾约马积申到南昌街冰店谈判,凶案发生之夜,茅又马到美新处门前相见,欲威胁马与刘敏断绝往来,否则就要杀马,马获悉后,不敢与茅见面,就将单车弃置美新处前。茅武经过一曰拘留后,他已后悔他行为的鲁莽,他说他已变成为人不齿的「狗熊」,不该杀了心爱的人,使家门蒙羞,他说他愿接受法律的判裁,冀求改过自新。 【1961-06-17/联合报/03版/】
茅武杀人 移送法办
本报讯
怀疑女友移情别恋而醋海兴波,于十五曰晚间在本市牯岭街五巷内,欲杀「情敌」马积申未果,竟将女友刘敏连杀七刀致死的「璧玉帮」不良少年茅武,经市警七分局连曰侦查,他已坦承妒杀刘敏不讳,并痛下决心在狱中反省思过,出狱后重新做人,警七分局于昨曰上午依杀人罪嫌将全案移送台北法院侦办。
对于「璧玉帮」不良少年组织,另由市警局刑警少年组,予以澈底取缔。【1961-06-18/联合报/03版/】
杀死小情人 茅武被起诉生性残暴恶性重大 要求刑庭从重科刑
本报讯
轰动社会的不良步茅武刀杀小情人刘敏一案,昨经合北地检处检察官张庚清侦查终结,被告茅武被依刑法二百七十一条第一项杀人罪嫌提起公诉。
检察官在起诉书中指出:被告茅武系一不良少年,仅因女及不顺从其意,竟拔刀连读猛刺女友七刀,生性残暴,恶性重大,应请刑庭从重科刑,以昭炯戒。被告茅武,十五岁,住南港镇中央研究院外宿舍十六号,在押。起诉书中说;茅武原系建国中学补班二年级学生,素不良,本年五月间,因组织璧玉帮为该校开除。在校读书时,结识该校女同学刘敏,两小无猜,感情亲密,惟自茅武退学后,彼此接触机会减少,刘敏则渐渐与其他同学交往,茅武疑其另交男友马积申,怀恨在心,乃预约马积申于本年六月十五曰晚上十时十分,在本市美国新闻处门前决斗,惟马积申畏惧未去。适刘敏放学,途经该处与之相遇,茅武遂偕其走至本市牯岭街七巷内理论,并要求海誓山盟,以示爱心不移。因遭刘敏拒绝,顿起杀意,抽出随身所带之短刀一把连续在其胸部,背部,额部及肩部猛刺七刀,当场倒卧血泊中。市警七分局刑警陈汉英、胡文泽二人据报后,立即驰赴现场;当场将茅武逮捕,并将被害人刘敏送往台大医院急救,奈因流血过多,不治身死,案经台北市警局第七分局移送侦办。【1961-07-12/联合报/03版/】
茅武杀人案 今开调查庭将传多人到庭作证
本报讯
轰动社会的小情人血案,杀害十五岁女友刘敏的疑凶茅武,台北地方法院刑庭推事葛义才,定今曰上午九时假该院第二法庭开庭调查,除提在押被告茅武到庭应讯,并传证人多人作证。【1961-07-31/联合报/03版/】
茅武杀害刘敏命案一庭辩论终结刘母提出附带民事赔偿 庭谕本月七曰宣判
本报讯
「碧玉帮」十六岁不良少年茅武杀死十四岁女友刘敏一案,昨(卅一)曰经台北地院刑庭推事葛义才开庭调查,并接开辩论庭。本案一庭终结,定八月七曰下午四时宣判。 调查庭于昨曰上午九时三十分在该院第二法庭进行,检察官方正婉,公设辩护人周长久到庭执行职务,除提讯在押被告茅武外,并传证人马积申(茅武的「情敌」)孔谕、孙德雄及七分局刑警陈汉英,巡佐胡文泽,被害人刘敏之母陈庆华到庭作证。被害人刘敏之母陈庆华,请求庭上判处茅武重刑。陈庆华向庭上哭诉说:刘敏尸骨已寒,但被告方面并无丝毫赔偿损害表示。她向庭上提出附带民诉,判令被告赔偿损害四十一二万二千九百四十五元。被告茅武在庭讯中,承认因「爱」而杀害刘敏,但茅武否认与刘敏有超友谊关系,只说是普通朋友,感情很好。本案在庭讯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即此一命案之造成,替茅武与马积申传话的孔谕,因传话不实,故弄玄虚,有以致之。原来茅武与马积申约晤时并未带刀,请孔谕传话马积申时,孔对马说茅武带刀,致马说「我也去借刀来」,孔输旋又回去告诉茅武:「马积申带了刀,你要小心」,茅武乃向孙德雄处借了尖刀,不料两人决斗未成,茅武竟拿刘敏作了牺牲品。【1961-08-01/联合报/03版/】
茅武刀杀人情人案判徒刑十五年 被害人之母闻判哭失声 附带民事赔偿移送民庭
本报讯
十五岁不良少年茅武刀杀小情人刘敏一案,昨经台北地院刑庭审结,依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褫夺公权八年。承办本案的推事葛义才指出:被告茅武系未满十八岁之人,可教而不可诛,依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一项之规定不得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惟被告稍不顺意,操刀杀人,连刺死者七刀之多,手段凶狠,居心残忍,影响社会风气至钜,故仍于法定刑内处以最重之刑,并依犯罪性质宣告褫夺公权八年,以惩杀风。
台北地院刑庭于昨曰下午四时假第二法庭宣判,法庭内挤满了关心此案的市民,死者刘敏之母陈庆华及被告茅武的父母均到庭聆判。刘母在数位亲戚的搀扶之下,在法庭内哭诉说:「去年今曰我的女儿做生曰,今年今曰我的女儿没有了。我要跟茅武拼,我不想活下去了。」茅武被提到庭时穿黄卡其学生服,黑色短袜,皮拖鞋,神情木然,承办推事葛义才升庭后,即宣读判决主文:「茅武投人,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褫夺公权八年」。刘母陈庆华请求的四十三万元民事赔偿,亦经庭上裁决,移送民庭审理。
兹志判决理由如下: 被告茅武,原就读于本市建国中学夜间部初中二年级丙班,因在校外打架,曾受记过处分。本年四月十二曰又因携带弹簧刀,为该校发觉勒令退学,有该校所送操行成绩证明书可证。其在校读书时,结识同级甲班女同学刘敏,俩相恋爱,感情颇好,亦有往来之信件可凭。惟自被告退学后,接触机会渐少,被告怀疑刘敏爱情不坚,另交男友马积申,心殊妒恨,乃于本年六月十五曰晚间,托同学孔瑜约马积申在本市南海路美国新闻处前谈判。后闻孔瑜传说,谓马积申将带武士刀前来,乃折往孙德雄家取得红白相间木短刀乙把,备于左边腰间,复去美国新闻处前等候。马因受孔瑜劝告畏惧不去,取道校后门回家。适逢被害人放学,途经该处,与被告相遇,偕同走至牯岭街五巷十号后门处,被告即谓:「不喜欢你与马积申在一起」,刘敏回答:「你管不着」。于是发生争执!被告未能称意,乃气愤起意杀害。随即拔出所带短刀,直刺刘敏胸口、头部、肩部等处,刘敏倒地,复于背部连刺三处,业据被告及有关证人孔瑜、马积申、孙德雄在审理时历历陈明,无稍讳饰,并有扣案之凶刀乙把及染有血迹之衣服参件,可资佐证。【1961-08-08/联合报/03版/】
茅武杀女友民事部份 定期宣判
本报讯
不良少年茅武杀死女友刘敏案,死者刘敏之母陈庆华向台北地院刑庭附带民诉要求判决茅武赔偿四十三万二千九百四十五元一案,地院民庭张泽涵推事于昨曰上午开庭调查后并已辩论终结,定于本月廿六旦下午五时宣判。昨曰庭讯时,刘敏之母陈庆华,与被告茅武及其父亲茅泽霖均到庭答辩,庭上规劝双方和解。但茅武之父认为:这笔数字太大,茅武本身并无不动产,他以无法负而拒绝。刘敏之母表示:乃女之死是茅武一手造成,故应负全部赔偿费用,并请求庭上依法执行其父亲之财产。因茅武尚未满法定年龄,故应由其父负赔偿责任。但茅武方面却予以拒绝。【1961-09-22/联合报/03版/】
茅武杀死少女案 民事赔偿十三万
本报讯
不良少年茅武杀死女友刘敏案民事部份,台北地方法院民庭于昨曰下午宣判,判决被告茅武之父茅泽霖应付给被害者刘敏之母刘陈庆华民事赔偿十二万九千五百二十三元(内殓葬费一、三四一元,慰藉费十万元,抚养费二八、一八一元),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原告陈庆华请求生命损害赔偿五十四万元,于法无据,驳回。【1961-09-27/联合报/03版/】
茅武杀女友 处刑十五年高等法院昨曰判决
本报讯
十五岁的少年茅武杀死十四岁的女友刘敏案,经高等法院昨(廿三)曰判决:仍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被告茅武因其女友刘敏与其他男同学来往,乃妒忌于心,于本年六月十五曰晚,持刀跟踪刘女,至北市牯岭街五巷十号后门,即要求刘女与其他男友断绝往来,刘女予拒绝,茅武即拔刀将刘女杀伤于送至台大医院后死亡。【1961-12-24/联合报/03版/】
杀人不良少年 深为劣行忏悔俞耀华等三人致函鲁俊 寄语少年勿蹈他们覆辙
本报讯
因杀人案被判刑的不良少年俞耀华、茅武、侯湘琳等三人,最近从狱中分别写信给台北市警察局刑警队少年组组长鲁俊,表示他们的忏悔,希望所有的少年们引为殷监。俞耀华是为了女友杀死才立民,在一、二两审判决,均被处死刑,现仍在上诉中。他寄给鲁组长的信中说:我在这一年的牢狱生活中非常后悔以前所作所为,希望步我后尘的同学以我为例,勿重蹈覆辙。茅武系「璧玉帮」老么,因女友刘敏移情别恋,于去年六月十五曰将她杀死,现被判刑十五年,他在信内说:我在监狱里过着无比痛苦的曰子,我后海,我失眠,我深觉我自己已是没有希望的人,但我却将希望寄于别人,我希望我的伙伴们以及想混太保的人,以我为一面镜子。侯湘琳,他是「海盗帮」的老大,因争地盘将「金轮帮」的叶富雄杀死,现被处刑十二年。他在信中称鲁组长为恩师,他说:在这漫长的八个月中,我体会到别人的犯罪都是因为家庭或是环境迫使他们做下那愚蠢的事,而我呢?为了什么?我痛很我自己为什么不能够忍耐一时的忿怒和为了保持那些毫无意义的「声势」而与人格斗,如今我才明白真正的荣誉,是谦和,是学识。【1962-02-20/联合报/03版/第三版】
茅武杀人案 获改判七年以其年纪尚轻 故予更新之机
本报讯
刀杀女友致死的中学生茅武,昨经台湾高等法院刑庭更审终结,获改判有期徒刑七年。 该案原经高院判决有期徒刑十五年,茅武不服上诉最高法院,经发回高院更审,审判长以茅武年纪尚轻,予以更新之机,乃予减处其刑改判有期徒刑七年。【1962-08-23/联合报/03版/第三版】
茅武杀人案 处刑十年 高院更审宣刊
本报讯
杀死小情人的不良少年茅武,昨(廿二)曰被高等法院依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本案系发生于五十年六月十五曰,十五岁的茅武因怀疑其十四岁的小情人刘敏移情别恋,乃在北市牯岭街守候,待刘敏放学经过时向她质问,因一言不合,茅武即拔刀将刘女杀死,事后茅武非常后海,抱住刘女尸体痛哭,并向警员承认是他行凶。本案经地院判处茅武有期徒刑十五年,上诉高院后减为七年,但检察官不服上诉,由最高法院发回更审,乃改判为十年。
转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3dd3040100esde.html 6 ) 小四和我们.
看完牯岭街的时候,已经是早上10点。过了好几天,也是好久,只有黑夜的日子,久违的清晨阳光在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刺痛眼睛。看完便倒头睡去,大概是眼睛盯着屏幕看了太久,大概是感动于且不适应久违的阳光,闭上眼睛之后竟发觉眼角湿润。于是打算醒来的时候,抒发一下对电影的感想。
这几天通过一些台湾电影大概了解了下台湾的近代历史。49年后的台湾,在很短的时间内经历了政权更替,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政治打压和屠杀。日据时代结束但文化影响无法抽离,大量外省人又操着各地的口音从大陆逃亡到台湾。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激化,不同的文化族群之间越发疏离。新官僚阶级的腐败也使得社会风气恶化,人心惶惶。 这一切都让那时候生活在台湾的人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产生疑惑,也对未来的生活前景感到迷茫和不安全。 乱世总是孕育理想主义,可悲剧的是,乱世之下的现实又往往轻易击碎理想主义。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部电影就通过影片里的几个人物和他们的故事,讲述了60年代的台湾年轻人的理想主义的生和死。
影片里处处都是“现实”和“理想”的冲突。一开头,小四父亲就带着儿子取去查考卷,他是怎么都不相信儿子因为语文考了50几分而落榜名牌高中的.未果。父亲和母亲分别代表了两种生活哲学:父亲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安分守己,坚守自己的处世准则,刚开始的时候还对社会上的不公平据理力争,是个理想主义的坚守者;母亲则处世圆滑,和大多数人一样,只图个平稳安康的生活,大事化而小,小事化了,是信条,孩子吃饭上学是人生目标。大姐为了抚养弟妹,打算放弃留学,三姐倒是一门心思地信奉基督教,二哥则混迹于流氓群体间。小明是过于早熟的女孩子,谙熟世事于心,频繁换着男友只图生存,是被现实完全同化了的孩子;但她只爱Honey,一个理想主义的集中化身,昙花一现的中心人物。这所有的矛盾人物都对小四的成长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父亲,Honey,还有小明。父亲是理想主义的启蒙, Honey让小四的理想主义热情达到最高点,而小明则最后代表现实完全摧毁了他的理想主义。
父亲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嘴巴里说得最多的话就是:这不公平嘛。然而他是被现实击垮的第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那个年代成人世界沦陷的缩影。一场政治风波和友人的背叛击碎了他坚守社会正义的准则。从据理力争到唯唯诺诺,两次前往学校为小四求情的对比,非常犀利。父亲的垮掉是小四对理想主义世界的一个大失望与大打击。于是他狠狠打了不公正的教务主任,也和父亲立志说要凭实力考上日间部。他努力用自己的理想主义去拯救着父亲的信念。
Honey是整部电影里最不现实的人物。导演让他在明亮到浪漫的小公园冰室以背影登场,一身大哥派头,回过头来发现还是全片最帅的人物。因为小四上的是初中夜间部,影片大多数都是黑夜的景,使整部影片的色调都是灰暗不清的。只有Honey登场的时候,强光用到给人虚幻的感觉,完全不符合整部电影写实风格,很明显,Honey是所有年轻人理想主义的集合体:他鄙视弟兄们开始只想着趴钱,他自始至终一身帅气的海军装,他待小四宽厚尽管知道小四和小明的暧昧,他知道弟弟爱表现要开演唱会就取消砸场的打算,他读了那么多书,只记得 战争与和平 里的一个老头孤身去挡拿破仑的大炮,他单挑整个眷村帮派,实践着孤胆英雄梦……从出场到最后遭暗算而死,他都处处体现着少年理想主义里的正义和美好。他的最后一句台词是,我猜想你就是那种不要脸的人。然后便被不要脸的山东推于车轮之下。Honey是小四的偶像,他让小四看到理想主义的光芒,他实现了小四很多力不从心的,或者没有勇气去实践的愿望。如果我13,14岁,Honey也会是我的偶像。
小明则是无情现实下的完美作品。 父亲早逝,母亲多病,寄人篱下。她长得清新可人,笑起来纯洁无比。但是又明白那么多世情冷暖,行为“水性杨花”,男人于她大概只是为了生存。投靠小滑头,因为小滑头掌了权,投靠校医,因为校医可以为母亲免费治病,投靠小马,因为小马有钱。但是你不会鄙视她,你很容易懂她,你或许还会同情她。她懂得Honey,爱慕他的正义感和“老实”,但她无能为力地挣扎于现实中。她是整个电影里最坚强的人物,一点情绪上的大起大落都没有,这样的沉着里透着麻木和冷酷。当她天使的外表一点点在小四面前被撕开,她现实的本质袒露在小四面前的时候,小四的理想主义被狠狠地打了一个耳光。他还是企图拯救她,和她说:你不能活得被人看不起。但是小明的一句话点了电影的主旨:“我就好像这个世界一样,是不会为你而改变的!” 父亲垮了,Honey死了,小明则完完全全否定了小四的理想主义,于是他的世界分崩离析。他给冷酷现实的最后一击就是刺死小明的那好几刀,他不要让肮脏的现实继续腐蚀他心目中的她。
小四的理想主义从生到灭都没有被自己所主宰,处处被身边的人的沉伏,世界的明暗所影响着。但是他却讽刺地一心一意地要去改变别人和世界。这是理想主义的核心。他要拯救父亲,他要保护小明,他想要为Honey报仇去杀山东。然而失败了,都失败了。一个少年的全部理想全部崩溃于现实前。原来他一直没能改变别人改变世界。太失望了。
但是影片的最后还是给了我一点点希望。又是在一个晴天, 小猫王给狱中的小四送来一盒卡带,告诉他他寄给猫王的录音,猫王居然收到了。还给他回了信送了他戒指。小猫王的梦想居然真的实现了。影片最后理想主义的落脚点居然那个小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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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那么有感于这部电影,大概是我心里还有那么一点理想主义的火花。忘了谁说的,青春是一种状态,而青春的支柱,在我眼里就是理想主义。如若一个人对实现美好理想的的信念也没有了,那么才是真的老了。 其实我明白为什么我的一个好朋友在看到UP开头,老头在妻子离开后翻开那本载着共同理想的相册时,会流下泪来。我笑他煽情,心里却也为之所动。
其实不止是60年代社会动荡下的台湾少年,也不止一战后的美国迷茫的一代,每一代人都或多或少经历过理想和现实的冲突,理想主义的变迁,遗忘,或而实现。
现实生活的真面目其实是资源的争夺。资源的有限和人类生存能力的局限性直接或间接地不可避免地会阻碍理想的实现。理想或大或小,或和三五好友建立乌托邦,或反腐救人济贫除暴,都不得不和现实发生冲突。我相信每个人在成长的某一个时刻都对现实不满,都有改变现实的冲动。如若谈不上理想,那至少是一些蠢蠢欲动的念头,对于许多人,他们挥之不去,于是乎成了理想。我和我的那个朋友都是心中理想主义未灭的人,可是环顾四周,照照镜子再眺望一下不远的未来,却又真的发现自己处在理想的荒漠,现实的泥潭里。我们并没有老,但是也不青春了。大概就是这种尴尬的处境让牯岭街这部电影里,小四的自我摧毁和小明的沉沦都那么震撼和让人自省。我们不甘像之前的那么多代人一样臣服于现实,我们也没有自信可以用一点点理想的火苗抵过之前那么多代人都臣服的现实,我们更没有勇气爆炸自己,用生命的高贵换来对世界的一点鄙视。每一代人的理想主义都在一次次的不甘和不敢中变得无力,空留其壳。你还有理想么?我有。你还坚信你能改变世界实现理想么? 我不知道。 什么时候实现呢? 日后吧。青春之前我们不懂什么叫轰轰烈烈,青春之后我们还是不理解什么是轰轰烈烈。
我还是会在深夜看到一些社会的不公平而愤愤不平,会为有多少儿童失学有多少人每天饿死或因得不到基本的卫生医疗而病死而困扰,会为自己偶尔“戏子”的行为所懊恼和鄙视……但是我一打开门,走在路上,打开电视,看着新闻,又被淹没在现实的无奈里。迷茫的不是一代,是一代代。或许不“垮掉”已经是最好的情形了。
我喜欢杨导演的作品,我也讨厌杨导演的作品。我喜爱他 因为他的作品时常从少年的角度来诠释一些困扰所有人类的深刻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过少年和青春.我们小时候什么道理都不懂,没有很多理性元素来合理化我们的想法。所有的愿望和想法都是发自内心的,原始的,纯真的。正是如此,那些关乎生命意义和理性主义的话题才变得越发沉重和深刻,因为连最纯真的孩子也无法逃过,也经历着,感受着。我同样讨厌这样的角度,它让我无处可逃。如果说 一一 里导演从一个老人的角度和我说:你知道吗?人生就是无止境的循环,在不知不觉里你就老了,生命不过如此。我可能会侥幸地想,我才二十岁,我还有机会用精彩的生活改变你这个悲观的想法。但是洋洋的一句:我也老了,则彻底地打击了我。原来我已经逃不掉了。牯岭街也是一样。电影里那些我也经历过的年岁和想法,目睹过的丑恶和无法,都告诉我原来我很早就被困扰于这些沉重的问题里。既然已经躲不过了,那么是否逃得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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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想法已经不是我刚看完电影时的原始的感动。又是被理性化后的造作文字。人连表达思想的时候都有延时,有了延时就有外界的不纯净可有机可乘,他们混入我的骨髓里,真感情,假面具我也不分不清楚。看来我们真是要一无所有了。
7 ) 我心目中最完美的电影
昨晚我又重看了一遍《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是第三次完整的看这部近四个小时的电影,这部电影几乎是我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简单说,任何时候把这张碟片放入碟机时,我都感到异常庄重,也不是在看电影更像是在进行一场严肃的研讨会。
如果选出一个我最喜欢的导演,没有之一,我一定会选杨德昌,他的作品一共八部半,我看过其中的七部,每一部我都喜欢,而且去年他离世了,杜绝了以后老眼昏花鬼迷心窍导出烂片的可能(这种可能已经在陈凯歌张艺谋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展示),因此他在我心中的地位就此固定,永远第一。
电影演完时,我特地留意了一下字幕,许多现在已经非常熟悉的名字,但在那时,他们和杨德昌一样,只是一群热血青年而已,甚至蔡琴也出演了一个龙套角色---汪狗的太太,整部戏里她没有对白,只有一个旗袍的侧影,跟随丈夫汪狗拜访张家时,在门口换鞋。张震、张国柱父子出演父子,甚至连名字都没换,赖声川的女儿赖梵耘演小妹,剧中的名字是张芸,台湾版《这一夜,Women说相声》中的萧艾演冰店老板娘,那时她还很年轻漂亮。
这次看又整理了一次情节,理解也更加深入,同时也更加叹服。
杨德昌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剧情完成了对青春的回眸和致敬,细针密线的解析了少年对逐渐对世界幻灭的过程。
这部电影在我心中是完美的,无可挑剔,因为它足够丰富,又不觉得冗长,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还觉得有点闷,后来知道了更多台湾那个时期的历史感触就更深一些,我的老板的老板,每次去K歌,他都选一些很老的美国歌来K,推算他的年纪,在六十年代他和小猫王差不多大小,想必也经历了那个可怕又沉闷的时期吧。
一方面,杨德昌立足那个时期,取材真实案件,拍的足够真实可信,这一点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也做到了;另一方面,杨德昌透过这个故事穿越时代,赋予这一群小孩宿命式的鲜明性格以及由性格而决定的命运,通过对不同的人命运的探讨,折射出一丝夏日亮眼的阳光---那是人性之光的理想光芒。
Honey和小四加上后来的小马,这三个人性格的共同之处就是对真理和正义的执拗式的秉持,Honey从台南回来后十分黯然又气愤的说:到南部了半年,回来大家都忙着搞钱啦,他和小四讲起他看了无数的武侠小说,都不记得名字了,只有一部《战争与和平》,『里面有个老包,全城的人都翘头了,他一个人拿把刀去堵拿破仑。』,说这段话时,作为一个小混混头目,他眼里是对现状的无奈和一丝革命式的激情,他可以做老大,因为即便在小孩中间,真理和正义仍然是基本的底线,他回来时混混已经在忙着搞钱了,像滑头这样软欺硬怕的烂货居然也一呼百应的有人追随,虽然还很年轻,但Honey已经隐约感到他的时代过去了。他跑到纪念堂去找山东谈,两人走在黑暗的柏油路上,一辆辆的军车呼啸而过,Honey说:我只怕两种人,一种是不要命的,一种是不要脸的,你是哪一种?我看你不是不要命哪一种吧。山东阴沉着脸,一言不发,看准时机把Honey推向了疾驰而来的汽车。
时代真的变了,小四的性格没变。
第一次记过,滑头抄了他的试卷,他也要跟着受罚时,父亲在教务处大声斥责老师:我们把孩子交给你们,你们怎么这样对待他?
虽然,父亲强硬的性格,以及无条件的秉持内心的正义原则导致小四记大过,但他很开心,在路上,这一对沉默的父子罕有的进行了一场心灵的谈话。
父亲甚至高兴的说起了广东话(在剧中他是从广东赴上海读大学然后从上海跑到台湾)『冇春袋的男人,好麻烦o既』。
回到家他仍然信心满满的对太太解释:就是在这种时候,要做出榜样给孩子看,让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每次看这一段,我都热血沸腾,言传身教啊!做父母的。
而后来,同样的情形下,父亲却锐气尽失,低声下气的对训导主任陪笑讲好话,小四终于忍不住抄起身边的棒球棍击碎了点灯。全办公室的老师惊呆了。
同样的一段路,同样沉默的父子,父亲却再也没有往日的豪情和雄风,小四却越来越懂事了。
至死,他都终于自己的内心,秉持自己的原则,他捅向小明时说的是:你不可以这样被人瞧不起!
小马虽说占老爸的势力,但除了对待女人之外他秉持的做人原则和Honey和小四是一样的,所以最后他在警局嚎啕大哭说:我只有小四这一个好朋友。
这三个将世界理想化的少年,收获了同样悲惨的命运,一个被小人暗算,一个斗不过这世界,走向自毁,另一个则将面对永恒的愧疚。
另外那些头脸模糊的庸俗之辈则继续过正常的生活---所谓能屈能伸。
除了三个少年之外,最丰富的一个角色就是小明,这也是我愿意一看再看的原因,小明的塑造最为成功,她一个接一个的依靠不同的带头大哥,终于了解了社会的全貌,她是最早熟的少女,以至于她对小医生说出:『你不要娶她,她不适合你的』这样的话,也不突兀。她喜欢Honey,喜欢小四,她爱的是她们身上有别于其它小孩的理想主义光芒,但她没有选择的权利,没有爱的权利,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生存,同样是选择这样的方式(频繁换男友),小翠就不同,小翠很开心,因为她谁都不爱,她只是寻开心而已。小四不了解小明,就像他对整个社会缺乏一个完整的了解一样,他只看到了表面,小明如此的换男友,在他看来,会被人瞧不起,下贱等等。
他无法改变,父亲形象倒塌后,他没有听姐姐的话去听牧师的解劝,跟着是爱情和友情的幻灭----父亲、朋友、女孩儿,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生命的支柱,男人先是相信自己可以判断世界改变世界,接着就相信自己可以判断女人改变女人
如今一一的崩溃了,不能改变世界,也不能改变女人,他无法预见未来,更缺乏将日子捱下去的耐心和毅力,只能自毁,或者像狗一样的活在人间----现在你该明白大话西游的结尾,为何会有一句:他好像条狗诶。
整部影片中所包含的信息以及传达出的精神水乳交融,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这是一切伟大艺术作品的共性。
影片里的南腔北调,学校里那些老师,教官,卖红豆冰的本地女孩,在『少年杀人事件』发生的舞台上,大人和小孩儿一样历经着社会震荡带来的苦痛和挣扎,白色恐怖的社会背景若隐若现。
手电筒无法把黑暗照亮,收音机传来滋滋回响,短刀终于刺向所爱之人的胸膛。曾经喜欢过两个遭受男友暴力的女生,才终于明白,这个世界或许会变,但人是不会变的,永远不要妄想去改变别人,别人未必痛苦,未必需要你所谓的帮助和救赎。小明和汪狗是一类人,他们是极端现实主义者,不论是非,只讲利弊,为了生存和发展,可以交换和利用一切资源;而小四和哈尼是一类人,他们是极端理想主义者,他们信奉自己的原则,不愿屈服和妥协。可是面对父亲形象的崩塌,友情和爱情的叛离,小四的世界终于轰然倒塌,正如尼采说的:“把理想主义者拖出他的天堂,他会再造出一个理想的地狱”,这不仅仅是几个年轻人的悲剧,更是那个特殊时期台湾社会的伤瘀。
从那一刻起,我爱上所有类似张震的男子。
4个小时的片,中途睡着了
近四个小时的长片,我一直不入戏,张震也青涩得让我无感,直到Honey的出现,我才静了下来。这个小混混里的前老大,竟然穿着海军服,又帅又温和,席地而坐说起他看过的最厚的一本武侠书,叫《战争与和平》,英雄主义浪漫至极致的悲壮。
我警告你们别再欺负小四了,你信不信他拿刀捅死你?
弱者送给弱者的一刀
当某一个夏日你伸出手想去拥抱她的时候,结果只抱住了风,青春就这样散场。白衫黑裙的少女笑靥如花,却无声无息地倒下,校服沾染了一个时代的迷惘惆怅。曲终人散,那些年少曾路过的台球桌、小公园、棒球场,会否记得外文的歌、懵懂的吻,还有无所事事的下午我们许过的诺。终于你改变不了的,才叫人生。
如果小四最后听从姐姐而去了教堂,也许结局不是那么悲怆……
太讲究了,红楼梦式的电影,巨细无遗,每一个人每一个细节都照顾到了,真是天才
那一霎那我什么也没做,只是捅了你一刀。“原来你跟他们一样,对我好就是想改变我。你好可笑啊,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可改变的…”
我在台南,无聊的要命,每天可以看几十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去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战争与和平》,其他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这一本。妈的,我还真想写本小说咧,干,给以后像我这种人看。太晚了,书又读的不够多。
很多电影里都会杀人。只有在杨德昌的电影里,那不是杀人,那是整个世界的崩毁。他要你眼睁睁的看着,他用两个多小时创造的世界,在少年捅下去的那一刀里,灰飞烟灭。
海那边六十年代的生活跟海这边八、九十年代差不太多,但tmd海南边的学生凭什么人手一双converse?凭tm什么?
四小时冒油。五十年代台北群像。十四岁的张震。发力的杨德昌。成长编年史。黑暗中闪光。再回首,青春的轨迹依然明晰到深深嵌入地表,但那种鲜明和深刻是根本由不得人再走一遍。每一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悲哀和伟大,卑微的人弯着脊背,聆听风雷,勇敢而纯洁的人拿身体和理想叩问苍天,从内部上升或陨落。
「我就像这个世界,是不会改变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选择接受的;另一小部分人,则掏出了刀子,然后,从此沉默于黑暗
杨德昌最好的作品,长镜与叙事完美相结合的力作。
片子长 长到以为杀人的是自己 被捅的也是自己
外国人一定觉得中国人长得都差不多。
四儿的爸爸说,我们读这么多书,就是要在其中找出一个以后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头来,还不能很勇敢地相信它的话,那做人有什么意思嘛。honey说,妈的,我还真想写本小说嘞。干,给以后像我这种人看。太晚了,书又读的不够多。小明说,你怎么跟别人一样,对我好,就是想要跟我交换我对你的感情,这样你就安心了是不是?!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四儿那么相信爸爸的话,却被各种人和事捶打到崩塌。妈啦!杨德昌到底要把这个世界讲多透啊!ps,下次要好好看看牯岭街~
这不是我的青春,也不觉得这是青春片,刀上是他的父辈、整个台湾、近代日本和中国的债务。依然惊叹于杨德昌的解释力,他对于一桩犯罪的理解程度,可以达到史诗的厚度。有些电影就是希望它长一点再长一点,它替代并超过了你的人生。在改变世界的赤子之心被杀死之后,现代社会开始了。最爱的导演。